鼎，立国重器，政权象征。
在史书中，它每每出现在中国历史的风雨晦暗时刻，被无数或艳羡或贪婪的目光紧紧盯着。
即便如今，又有几人不如是！
1990年初，在黄河中游的山西平陆县，包括一件大方鼎、两件大圆鼎在内的一批商代青铜器，在修沿黄公路时被偶然发现。
这三件鼎的年代，距离传说中夏朝“禹铸九鼎”的时间，尚不久远。尤其是使用了“拼铸法”的方鼎，铸造工艺上更具原始性。
这件方鼎的命运，乃至这批青铜器的发现，与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考古人密切相关。
他有一个听上去与那个久远年代气质颇相符的名字。
他叫卫斯。
卫斯，山西平陆人，出身草根的考古学家。他在文博界的经历，只能用“不可思议”四个字来形容。
1982年，卫斯把他的第一篇农业考古论文《我国栽桑育蚕起源时代初探》寄到了《山西文物》编辑部，时任编辑朱华惊讶于其资料占有量和专业程度，专门给运城市文化馆一位朋友去信打听，平陆县何时来了一位名叫“卫斯”的老先生？当得知卫斯是一位仅仅28岁的年轻人后，嗟呀不已。
得知卫斯还是一名协议工，爱才心切的《山西文物》主编杨子荣先生撰写了一篇文章发在某内参资料上，引起当时一位省委副书记的重视，他给相关部门批示解决卫斯的转正问题。
但是，个性倔强的卫斯的转正却一再受阻。他的经历引起媒体的关注，《中国青年报》发表报道，题目就是“卫斯的转正为什么这样难？”。1986年，在那位省领导的再次批示下，卫斯才得以转正。
卫斯和商代青铜鼎的故事，源于黄河北岸一个叫“前庄”的自然村。
前庄，位于平陆县城西南约40公里处一个土丘陵台上，隶属坡底乡崖底村，与河南三门峡市隔黄河遥遥相望。
1990年1月，平陆县在黄河北岸修建沿黄河公路时，修到前庄。
1月12日中午，平陆县公安局接到三门乡派出所报告：有相邻的坡底乡向阳村村民反映，1月3日修沿河公路时，在黄河边前庄一个叫“将军圪塔”的地方，挖出了一批“个头挺大的铜锅锅和铜罐罐”，上面还有漂亮的花纹，“这些器物都被挖掘者私分了”。
连午饭也没顾上吃，时任平陆县公安局分管刑侦的李副局长就带领三名干警，和卫斯一道驱车直奔前庄。
平陆向有“平陆不平沟三千”的说法，更何况前两天刚下过大雪，坡底乡又地处平陆东部山区，沟深坡陡，约40公里的路程，他们租的“罗马吉普”竟然走了近四个小时。
当赶到文物出土地时，已是当日下午四点多钟。
出发之前，李副局长就电话通知了坡底乡派出所所长杨道义先期赶到达。等他们来到现场时，杨道义已基本弄清了被哄抢文物的下落。
李副局长当即决定，他和卫斯及一名干警一组，杨道义和另外两名干警为一组，由当地村干部带路，分头到各户去收缴文物。
由于私分文物的村民居住分散，两组人只能靠步行，在光滑冰冻的山间小路上爬上爬下。等收缴完这批文物，已是晚上九点多钟。
文物追缴，战果辉煌，让卫斯和民警们兴奋不已。
此次收缴的文物，有两件饕餮纹青铜大圆鼎，分别高73厘米和70厘米。一件饕餮纹青铜罍，高37厘米。还有一件长达101厘米的大石磬。卫斯一眼即判定，这批文物等级极高，明显属于商王室重器。
山西博物院藏
次日，县博物馆将前庄出土商代青铜器的情况，通过电话向山西省文物局、运城地区文化局作了汇报。隔日，时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著名青铜器考古专家陶正刚先生就专程来到平陆，对前庄遗址进行了考察。
陶正刚初步认定，前庄青铜器出土地点，是一处商代祭祀遗址，青铜大圆鼎、青铜罍和大石磬确系王室祭祀所用重器无疑。
但谁也没有想到，当时发现的青铜器里，还有一件“饕餮乳丁纹青铜大方鼎”，距大圆鼎出土位置东南约5米，却被发现时在现场的修路民工宋某等人匿藏下来了。
就在青铜圆鼎等文物被收缴后的没几天，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宋某等四人将当时就已发现，后又故意掩埋的大方鼎，悄悄挖出并运回宋某家。
宋某等人把大方鼎弄回家后，连夜商议如何处置。
四人中，初中毕业的宋某还是当地一个小学得民办教师，只有他还有些文化，其余三人都是文盲。可笑的是，包括宋某在内，四人都不知道这个大家伙是何物，也不知这是什么材料制成的。
宋某不知听何人说，这种鼎是纯金铸的，价值不菲。为防四人中任何一人独吞方鼎，同时也为了缩小目标，在倒卖过程中运输方便，宋某等居然想出一个恶招：用铁镢砸断方鼎的四条腿，其中鼎身和一条鼎腿由宋某保管，另外三条腿分别让其余三人保管。
随后的一天凌晨三四点钟，宋某等四人早早起身，一路遮遮掩掩，用小平车将解肢了的方鼎运到邻近的曹川乡农业银行营业部，想让银行把鼎当黄金收购了。
当农行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这件“古董”不是黄金，而是青铜所铸时，宋某等四人顿时傻了眼。退而求其次，当日上午，他们又将被肢解的方鼎运到曹川供销社废品收购站，打算以废铜的价格卖掉。
方鼎实重近40公斤，废品收购站称重后，说要除去渣质，只能按30公斤废铜算。
每公斤按6元，这么大个鼎才能卖180元，宋某等四人合计半天，每个人分不了几个钱，觉得实在划不来，索性又将鼎身、鼎腿运回各自家中保管，伺机等文物贩子上门收购。
当时已是1月下旬，春节来了，人员流动频繁，宋某等人家里藏有“金鼎”的事情，先是在他的亲戚中传播开来，随后社会上也有了前庄出土的大方鼎被倒卖的传闻。
春节过后的正月初八，是平陆县机关单位年假过完上班的第一天。上午九时许，主持县博物馆工作的卫斯正准备到县文化局接受一年一度的春节文化活动单位分配任务，在县政府东门外的马路上，正好遇到了一位正要找他反映方鼎情况的县委干部。
这位干部老家就是坡底沿河人，他是在春节期间走亲戚时听到大方鼎的传闻的。当这位干部在马路边将听到的情况向卫斯说了后，卫斯又惊又喜，又气又恨，立刻意识到追缴这件国宝刻不容缓。
他来不及向文化局长请示汇报，就急匆匆地直奔县公安局，直接找到上次一同去前庄收缴文物李副局长。李副局长也大感意外，立即通知坡底乡派出所所长杨道义在乡政府等着，说他和其他人随后就到。
西粮宿村小学是一个山区小学校，全校只有三间瓦房，连院墙都没有。宋某正给学生上中午课，为不惊动学生，老杨让村干部把宋某叫出来，让他到做办公室的瓦房内。
所长杨道义先询问方鼎的事情，但宋某矢口否认有什么方鼎。这时候，卫斯有些着急，李副局长感到气愤，第二轮就由他们两人跟宋某谈。当李副局长把已经掌握的情况讲给他听时，宋某这时才老实交待了他们四人如何盗掘方鼎、损坏方鼎、倒卖方鼎未遂的全过程。
此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村干部招呼李副局长、卫斯、老杨一行吃饭，李副局长说：“等东西收缴完了再吃。”说罢，一挥手，就分头行动。
先是从宋某家缴回鼎身和一条鼎腿，由李副局长、卫斯看护。然后，由宋某带路，杨道义和两位干警跟随，到另外三家去收缴那三条鼎腿。
那三个人分居三个村子，一个在尖坪，一个在麻院，还有一个住在“老虎嘴”。
当老杨一行先收缴了尖坪、麻院那两家的鼎腿，赶到“老虎嘴”时，没料到，这一位已经急不可耐，不知道从哪里听说古铜锈可以入药治病，两天前将自己保管的鼎腿送到了一家个体诊所，换了几个零钱花。
青铜鼎的腿不会真的被做了“药”吧？众人的心立刻悬了起来。
此时天已黄昏，个体诊所还在五里外的向坪村，所有参加行动的人都是只吃了一餐早饭，而且又连续走了三四个小时的山路，又乏又饿。但情况十分紧急，也许晚到一刻，那条鼎腿就可能不复存在了。
不能迟疑！。杨道义让“老虎嘴”的这家伙立马带路，火速赶往向坪村的个体诊所。幸好，他们赶到个体诊所时，诊所医生尚未将鼎腿砸碎入药，只是在鼎腿上小试了一下，用刀片刮削了一些古铜锈。
当夜幕完全降临的时候，一行人终于圆满完成了此次国宝追缴任务，放心地在西粮宿村老乡家吃了一顿家常饭，然后连夜驱车，载着被肢解的方鼎返回平陆县城。
修路时偶然发现的方鼎圆鼎等青铜器，有惊无险回归。那么，另一个问题就自然浮现了出来：这批器物属于什么人？为什么埋藏在滔滔黄河边？
卫斯带着极大的热情，开始了深入探究，北大考古系邹衡教授、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等多位专家都曾到平陆进行考察。
发现商代器物的所谓“将军圪塔”，位于前村南端黄河北岸的一个黄土丘陵台地，北与陡峭的石崖相连，西、南两边二十余米外的悬崖下，就是波涛汹涌的黄河，东侧有条山涧，一条当地称为“石膏河”的小支流进入黄河。
发现青铜器后，原运城地区文物工作站和平陆县博物馆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开探方6个，发掘面积100余平方米，收集到一批细泥质灰色陶器绳纹斝、罍、瓿、盘、盆、罐、纺轮、网坠等残片，判定这是一处商代二里岗时期古文化遗址。由于长年水土流失，这处文化遗址呈北高南低，顶小底大，东西带状，总面积约为1万平方米。
结合各种文献，分析出土器物特征，卫斯等专家判断，这处遗址是商代早期的一处祭祀场所，因为除了方鼎、圆鼎，还出土有罍、爵、觚、釿、有銎铜斧等，同时还发现有灼痕的无字卜骨，这些都是商代王室所用之物，王权统治的象征。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祭祀在古代社会生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人类的吉凶祸福与其说由自己决定，不如说由环境决定，自然界既是令人依赖的对象，又是庞大、严厉、危险、不可抗拒的对立面，是让人恐惧、迷信和敬畏的偶像。
对黄河的祭祀在史前就已出现，夏商周三代已成定制。《礼记.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雨，见怪物，皆曰神。”在商代君王和百姓眼里，黄河就是一个自然神祗，与他们的吉凶祸福有很大的关系。
既然是商王室所用祭祀的礼器，那么究竟是商代那一个王或王室哪一支在此祭祀？他们为什么跋山涉水、不畏艰险来到偏僻的三门峡大峡谷中设坛祭祀呢？
前庄青铜鼎发现后十余年，在“商王室在此以青铜重器祭祀”的结论做出以后，似乎一切都平静下来，但卫斯没有停下继续深入探究的脚步。
带着疑问，他的足迹踏遍了平陆沿河20平方公里的沟沟坎坎、梁梁峁峁，先后在前庄遗址西约2公里处发现了大祁商代遗址，在距前庄遗址东约5公里发现了鱼林商代遗址。2003年1月12日，他在粮宿村东部发现了一座商代前期城址，为解决前庄遗址出土的这批商王室重器的归宿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而最关键的，是他率领的7人考古调查小分队，在距前庄遗址直线距离1.5公里的粮宿村东的东粮宿村，发现了一座商代前期城址。
城址南濒黄河，北面靠山，东面临沟，北高南低，东西宽200余米，南北长300余米，总面积6万平方米以上。城址虽然不大，筑城技术上既与河南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湖北盘龙城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文化内涵与前庄遗址基本一致，其年代当为商代前期无疑。
卫斯的推断是：东粮宿城址当年的主人，就是前庄出土的青铜器的主人。
他的这一判断，又与一个叫“砥石”的地名有关。
《水经注·河水》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既决，水流疏分，指状表目、亦谓之三门矣。山在虢城东北，太阳城东也。”
在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商的始祖契到灭夏的汤，共传14代，先后迁都8次，契的儿子昭明第二次迁都就在“砥石”。
如果单从字面上看，“砥石”与“砥柱”仅一字之别。卫斯推测，“砥柱”实际上是砥石柱的简称。作为地名来讲，砥石应与“砥柱”同源。由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印行的《中文大辞典》“砥石”条也说：“砥石，地名，未祥，或以为砥柱。”
据此卫斯认为，砥柱以东、东粮宿村以西，这大约10公里范围之内沿河一带，就是昭明一系当年所居的砥石，“粮宿商城”便是“昭明之都”。
那么，“粮宿商城”肯定就是昭明住过的吗？前庄大方鼎和大圆鼎是他祭河时埋下的吗？
对此，卫斯的推测是“未必”。
他的证据是，从厚重程度上看，前庄遗址出土的商代大方鼎，明显比郑州商城杜岭一、二号方鼎为早。虽然它们在器形上、花纹上有相似之处，但在重量上悬殊甚大。
那么，这些青铜器到底为谁所用呢？
就是说，距今3900年前，昭明携带早商部落从蕃（山东滕县）迁到“砥石”居住过一段，从砥石迁到商（河北漳河）一带后，他当年所率的早商部落仍有一部分留居砥石。
当商汤正式在中原地区建国安邦后，“砥石”这边的商部落作为商王公贵族先祖的直系后裔，也享受到王室的礼遇，商王室所用的重要礼器这里也有，王室经常举行的祭祀活动也同样在这里举行。
可以这么说，“砥石”虽然地处偏僻的三门峡大峡谷，但由于其在商王朝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当时仍是一个与商王室保持直接联系的重要“故都”。
这个“故都”的主人，在商定都中原以后，管辖的范围不仅仅是平陆砥柱以东至东粮宿村以西沿河一带，极有可能对其方圆百里的土地都进行兼管。
至于前庄遗址出土的大方鼎、大圆鼎，他分析，其铸造地应该在商代中期京畿之地郑州，因为在前庄一带，没有发现铜器作坊遗址，距离前庄遗址百里之内也无铜矿可采。
于是，头枕波涛，在黑暗中沉沉睡去，直到几千年后的1990年，它们在一片嘈杂中被惊醒。
此时，黄河依旧，物是人非，没有被千年岁月侵蚀掉容颜，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打量一下这个新的世界，方鼎就遭到被“肢解”的命运。
代表权势和尊贵，曾经显赫一时，眨眼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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