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之哀：天下劲弩皆从其出 但国家说亡就亡了
这是战国时期纵横家苏秦对韩国的评价。
他还说：韩卒之剑戟，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
他还说：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蹠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
但不幸的是，在战国七雄中，韩国首当其冲，第一个被秦国灭掉了。
末代国君，名字叫“安”。
一个看似充满吉兆的名字，也无法抵挡亡国的命运。
拥强弩，执利剑，披坚甲，士卒英勇，向有“劲韩”之称，却早早亡国，为什么？
分晋三家中，“文博山西”已经专门写过赵国、魏国，今天单说说韩国。
三晋三国中，赵国、魏国核心人物的墓地，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先后于太原、河南等地有所发现，而韩国王侯墓地，一直渺无踪影。
难道，2000余年的风霜雪雨已使它湮没不存？
是南水北调工程，让神秘的韩王陵浮出水面。
南水北调，设想奇特，规模庞大，世所罕见 ，东线、中线工程引长江水一路北上，穿过淮河、黄河、海河流域等古代文明繁盛之区。对考古工作者来说，这一中国特大的文物保护工程，既意味着繁重的文物保护任务，也意味着难得的重大考古发现机会。
穿越之旅，必然要与无数往事相遇。
河南新郑，有一座郑韩故城，是春秋战国时代郑国与韩国的国都遗址。为保护这座郑韩两国先后在此建都539年的古城，南水北调中线干渠在设计走向时，特意进行了调整，从城西和城北经过，避开了古城。
即便是在古城边，干渠所过之处，考古发现也精彩纷呈。其中，最为惊艳的发现，正是韩王陵。
这处失落千年的王陵，位于新郑市城关乡胡庄村的西北岗地上，东距郑韩故城西墙约1.5公里。
这是文物部门首次发现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晚期韩王陵，挖出一段历史，也填补了一段考古空白。
这片墓地，南北呈长方形，长910米，宽360米，面积32.76万平方米，南水北调干渠从墓地的中部和西部穿过，占压面积11.375万平方米。
2006年10月至2009年10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干渠占压区的中部进行了发掘，发掘分为西南、西北和大墓3个小区。
发掘证实，胡庄墓地是东周大型墓地，包括分为春秋中小贵族家族墓地、战国平民墓地、战国韩王陵3部分，还有少量的汉以后墓葬。
韩王陵总占地4万多平方米，有五六个足球场大。
陵区有内环、中环、外环三道壕沟护卫，三道壕沟均为长方形，各沟相互平行。环壕组成了面积宏大的陵区排水和防御体系，类似的东周遗迹，只在著名的秦陵中发现过。
陵区中央，两座大型陵墓东西并立，西为王陵，东为后陵，南北总长均为70多米，残高10米，规模之宏大，国内罕见。最为特别的是，陵墓封土由棕色黏土和黄沙掺而成的夯土筑成“中”字形，与赵、楚、齐、燕等国大型陵墓的封土多呈圆形或方座圆形显著不同。
“中”字形冢上建筑，在国内也属首次发现。这种建筑形态，是商周时期高级贵族墓上平地建筑转变到秦始皇陵封土以外设便殿的过渡形态，目前国内只在河北灵寿中山国王的墓冢上发现过。
一号墓为夫人墓，严重被盗。二号墓被盗亦重，但还是清出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玉器、陶器、骨器等各种质地文物380余件。
青铜礼器主要有鼎、豆，青铜乐器主要有钮钟、大铜铃、小铜铃，还清理出石磬10件以上。兵器主要有戈3件和成捆的铜镞。还发现圆环形、兽头形等银器7件，以及一些错金银、错宝石等小件文物。
青铜杂器以式样繁多、大小各异、设计精巧的构件为大宗，数量在150件以上，许多类型为国内首次发现，体现了韩国高超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和机械设计水平，特别是1件顶部直径20厘米的铜伞帽，周边有8个扣环，非常难得。另有质地考究的玛瑙环、水晶环珠，形态生动的鸭爪和小立兽，柄形器上绚丽的错金花纹，都体现出战国时期韩国杰出的雕塑与装饰工艺。
更重要的，是青铜器上的铭文。
此外，在盖弓上发现“少府”、在铜戈上发现“左库”等韩国官署名称，由此可以确认，这是一组以夫妇墓为核心战国晚期的韩国王陵。
史料记载，韩国的最后一个韩王叫安，被秦国俘虏。韩国由他而亡，不大可能有大规模的墓葬，所以考古专家推测，这座墓的主人，有可能是韩国倒数第二代王——桓惠王，末代国君韩王安的父亲。
韩王安，一个悲剧人物。
他在后世还有个名字：韩废王。
韩，姬姓，起于曲沃桓叔的庶子韩武子韩万，兴于晋国六卿之一韩献子韩厥，成于韩虔，即韩景侯。
在著名的晋国“曲沃代翼”战争中，韩武子协助侄子曲沃武公克晋，他曾亲自为武公驾车，在汾水边的低洼地追赶并俘获晋哀侯。前708年，他奉武公之命，杀死了虏获的晋哀侯 。最后，当小宗代替大宗后，他被武公封于韩地，遂以封地为姓，始有韩氏。
因为韩万是曲沃代翼的坚决拥护者，其后世子孙也一如既往的支持曲沃系，为曲沃政权的积极追随者，没有加入晋献公时期桓庄之族的反政府集团。后晋献公屠戮桓庄之族时，韩氏一族没有受到波及。总之，在晋武公、晋献公、晋惠公三朝，韩氏都很得势。
转折点是在前636年，晋文公重耳即位，大力提拔一直帮助自己复国的国内眼线。而在晋文公集团眼中，韩氏是拥护惠公政权的，曾经辉煌的韩氏便在晋文公时代走向了低谷，加之人丁单薄，家道逐渐中衰。
直到出现了一个关键性人物：韩献子。
这位韩献子，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赵氏孤儿”中的那位忠义者韩厥。
虽然贵胄之后沦落成赵氏家臣，但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仁慈宽厚的赵衰。赵衰将韩厥视为已出，韩厥又与赵衰之子赵盾相善，韩赵的莫逆关系，为两家以后的相互扶持、奥援乃至各自立国，埋下了伏笔。
晋灵公时期，赵盾推荐韩厥任司马之职，执掌军中刑律。三军司马统管上中下三军的军法秩序，其地位仅次于六卿。韩厥担任司马一职的时间很长，一直以执法无私著称。
后来晋国迁都新田，即是采纳了韩厥的建议。
更为难得的是，当时晋国内部斗争激烈，但韩厥却在争斗中，一直保持着一种超然而警觉的姿态。
晋景公十七年(前583年)，栾氏、邯氏协助景公发起攻灭赵氏的“下宫之难”，赵家遭到毁灭性打击，所有族人尽遭屠戮。
韩厥虽与赵氏渊源甚深，但没有起兵发难，而且在事后竭力保全赵氏后裔，向晋景公强谏：以赵衰的功勋、以赵盾的忠诚，在晋国竟然没有继承他们爵位的后人，今后为国家做好事的人谁不害怕？
在他斡旋下，幸存的“赵氏孤儿”赵武续嬴姓之嗣，为赵氏日后的兴起留下了一支血脉。
当时赵武尚年幼，无论是政治还是生活上，韩厥对赵武都关怀备至，呵护有加。
悼公七年(前566年)，韩厥告老致仕，退出政坛，其子韩起（韩宣子）继位为卿。此后，韩氏在晋国的显赫地位始终没有衰落。
韩厥一生侍奉晋灵公、晋成公、晋景公、晋厉公、晋悼公五朝，在政坛经营近40年，是位优秀而稳健的政治家，公忠体国的贤臣，英勇善战的骁将。正是由于他卓越的政治能力和超然的态度，使得韩氏家族得以保全壮大，成为后来“政在私门”时的六卿之一，三家分晋后的韩氏诸侯。
之后，韩、赵两家在晋国相互提携，前560年，韩起谦让，赵武跃居为上军将，位居韩起之上。前541年，赵武去世，韩起又执政，超拔赵武之子赵成为中军佐，韩赵联盟继续稳固发展。
前455年～前453年，韩康子韩虎与魏桓子奉智伯之命，在晋阳之战中讨伐赵襄子。最后韩、魏倒戈，与赵合灭智伯，瓜分了智伯所有食邑。
从此韩、赵、魏三卿独霸晋政，再将晋的领地瓜分。前403年，已是韩虎的孙子韩虔时期，周天子正承认晋三卿为诸侯，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代。
韩国国土，主要包括今山西南部及河南北部。其初都阳翟（今河南许昌禹县），灭郑国后迁新郑（今河南郑州新郑市）。
从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认韩、魏、赵为诸侯，至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秦国灭亡，历时173年。韩国先后13位君主，其中后五任称王，王国历时一百零四年。
战国前期，韩国挟晋国余威，又有着新兴国家的活力，一度军力强大，尤其兵器制造在当时极为先进。
弩，是一种由弓演变而来带有控弦装置并可以延迟发射的远程武器。汉代的《说文》曰：“弩，弓有臂者”；《释名》称“弩，怒也，有势怒也”，意思就是弩是一种带有机具且威力大于一般弓的武器，所射出的箭有怒不可犯之势。
与弓相比，弩有很大优势，一是增加了延时装置，用弩机牙扣住弓弦，伺机扣动扳机即可发射，二是增加了瞄准装置的望山，有了规定发射方向的箭槽，大大提高了命中精度，三是弩不只靠臂力，还可以用脚踏等方式增加拉力，有的大型弩还可借助机械设备张弦，弩也因此可分为臂张弩、蹶张弩和腰开弩等几种。
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了用骨片制成的弩机。在古籍和甲骨文中，也有关于商代用弩的记录，但那时用的是木弩，直到春秋时期，铜弩机出现，弩才逐步成为军队的重要装备，而真正在军队中大量装备弩，是在战国时期。
像溪子弩，以及少府制造的时力、距来，射程都在六百步以外。韩国士兵脚踏连弩而射，能连续发射一百箭，中间不停止。远处的敌人，可以射穿他们胸前的铠甲，穿透胸膛，近处的敌人，可以射透他们的心脏。
韩国士兵使用的剑，都是从冥山、棠溪、墨阳、合赙、邓师、宛冯、龙渊、太阿锻冶的，这些锋利的武器都能在陆上截断牛马，水上能劈天鹅、大雁，临阵对敌能斩断坚固的铠甲、铁衣，从臂套、盾牌到系在盾牌上的丝带，没有不具备的。
凭着韩国士兵的勇敢，披着坚固的铠甲，拉着强劲的硬弩，佩戴着锋利的宝剑，即使以一当百，也不在话下。凭着韩国兵力的强劲和大王的贤明，却向西侍奉秦国，拱手而臣服，使国家蒙受耻辱而被天下人耻笑，喵了个咪的，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以苏秦的三寸不烂之舌，对韩宣王讲些顺耳的话，其间虽然不无夸大，但基本事实还是有的。
其时，韩国的宜阳是天下著名的铁山，兵器制造技术独步天下，且在立国初期曾经有一支精兵，故“天下强弓劲弩皆出于韩”，“射六百步之外”，“远者括蔽洞胸，近者镝弇心”；剑则“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当不是虚言。
否则，也就解释不了韩国为何能够名列战国七雄，而曾经在春秋初年强大而活跃的郑国，反被韩国灭掉。
前375年，韩哀侯灭郑国，并迁都新郑。立新都后，韩国刻意经营，郑韩故城再度焕发活力，据说在战国七雄的都城中，唯有楚国、秦国都城的规模和繁华能与之相比。
但一个无法克服、与生俱来的缺陷，让韩国始终处在被动中。
至韩昭侯在位时，他痛定思痛，任用申不害进行变法。
亦称申子，战国时期法家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以“术”著称，著有《申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代表人物。
申不害原是郑国京邑（今郑州荥阳东南京襄城）人，曾为郑国小吏，韩哀侯二年（公元前375年），韩国灭掉郑国，遂成为韩人，并做了韩国的低级官员，后因建议屡屡被韩昭侯采纳，昭侯力排众议，于公元前351年破格拜申不害为相，以求变革图强。
做为战国早期三大变法强臣，申不害独创的法家术治学派，可谓是法家的一朵奇葩。
法家中有三派：在齐国讲学的慎到重“势”、助秦国强大的商鞅重“法”，而申不害重“术”。
申不害除了与其他法家人物一样讲法治外，主要强调君主的统治之“术”，即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
他认为君主委任官吏，要考察他们是否名副其实，工作是否称职，言行是否一致，对君主是否忠诚，再根据了解到的情况进行提拔和清除。
申不害特别指出，君主要暗中用“术”，不让臣子知道，因为“术”是君主的专有物，是驾驭驱使臣下的方法。“法”是公开的，是臣民的行动准则，而术却是隐藏在君主心中，专门对付大臣的。
申不害说，“君如身，臣如手”，春秋战国时，臣下弑君酿成习气，人君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民众或敌国，而是来自大臣。他一再告诫君主，对君臣关系要有清醒的认识，就是不相信所有的大臣。
申不害变法改革，第一步是整顿吏治，加强君主集权统治。在韩昭侯支持下，首先向挟封地自重的侠氏、公厘和段氏三大强族开刀，果断收回其特权，推毁其城堡，清理其府库财富充盈国库，不但稳固了韩国的政治局面，而且使韩国实力大增。
与此同时，大行“术”治，整顿官吏队伍，对官吏加强考核和监督，“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有效提高了国家政权的行政效率，使韩国显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
随后，他又向韩昭侯建议整肃军兵，并主动请命，自任韩国上将军，将贵族私家亲兵收编为国家军队，与原有国兵混编，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使韩国的战斗力大为提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申不害为富国强兵，还十分重视土地问题，极力主张百姓多开荒地，多种粮食。同时，他还重视和鼓励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韩国之所以有“皆从韩出”的天下劲弩，申不害功不可没。
诚然，申不害术治强韩，使弱韩诸侯不敢来犯，但与此同时，历史也为申不害的“术治”留下了另一个注脚——术治亡韩。
有专家研究后得出结论，申不害主政几近二十年，术治大大膨胀。依靠种种秘密手段察核官吏的权术，迅速扩张为弥漫朝野的恶风，由是日久，君臣尔虞我诈，官场钩心斗角，上下互相窥视，所有各方都在黑暗中摸索，人人自危个个不宁，权术被奉为圭臬，谋人被奉为才具，阴谋被奉为智慧，自保被奉为明智。所有大义节操赴险救难的大智大勇，都被权术之风矮化为迂阔迂腐。一言以蔽之，权术之风弥漫的结果，使从政者只将全身自保视为最高目标，将一己结局视为最高利益，以国家兴亡为己任而敢于牺牲的高贵品格荡然无存。
申不害变法在韩国历史上具有两个极端的意义：
其二，它全面摧毁了韩氏族群赖以立国的道德基础，打开了人性丑恶的闸门，使一个以忠直品性著称于天下的族群，堕入了最为黑暗的内耗深渊，由庙堂而官场而民间，节烈劲直之风不复见，韩国由忠直信义立国之邦，演变为权术算计之邦，邦国赖以凝聚臣民的道德防线荡然无存。
同一时期秦国的商鞅变法的立足点却有所不同：秦国的法，是犯法与庶民同罪，爵位不得功不能世袭，奴隶可封将军；而韩国的法，侧重的不是法律条文，而是授予国君无限权力和“术”，来驾驭大臣、国民和国家。
韩国前期，昭侯重用申不害变法，国力一度强盛，但申不害的“术治”，并没有为韩国打下长期发展的基础。
在昭侯时的短暂强盛之后，韩国迅速衰落，屡遭列强欺凌：
韩国成为魏齐之间的争霸资本，前341年的马陵之战，是围魏救韩的结果，且齐国救韩还是因为忌惮韩国强大，而等到韩国拼光了精锐才出兵；
秦楚争霸时，秦又要挟韩魏共同伐楚。战国末期，韩国成了秦国和齐国之间战争的缓冲地，苟延残存；
前265年，秦国大举进攻韩上党，上党不愿被秦占有，改降于赵，引发惨烈的长平之战。马陵和长平之战，都由韩国而起，充分体现了韩国被强国围欺鱼肉的困境。
最后的时刻终于不可避免地来了——前230年，韩国被秦所灭，成为六国中第一个被秦所灭的国家。
韩王安，韩桓惠王之子，公元前238年即位，在位9年。韩王安当上国君时，韩国形势危如累卵，已经处于灭亡边缘。
此时的韩国，在七国中最为弱小，且韩国是秦的东邻，秦国要想东进，必须要消灭韩，所以韩被秦国列为首个灭掉的国家。
公元前234年，秦将樊於期攻占了赵国的平阳、武城两城，赵军被斩首十万人，赵将扈辄死于战阵。韩王安急令使者出使，请求秦国不要发兵韩国。
公元前233年，秦赵战场又传来新的消息：秦军在樊於期率领下继续攻赵，从上党直袭赤丽、宜安，造成了对赵国都城邯郸的包围。赵王迁从北方边防调回了率兵防御匈奴的大将李牧，几乎使秦军全军覆灭，只有樊於期率领少数护卫兵士突出重围。樊於期唯恐获罪，不敢回秦，逃往燕国。
韩王安大为振奋，认为秦军并非百战百胜之师，诸侯中也有与秦抗衡的力量。这位昏懦的国君见赵国势盛，便不再顾忌秦国的威胁，不加考虑地倒向赵国一边。他信誓旦旦地向赵国使臣表示，韩与赵同为晋地，理应联合为一，共同对付强秦，只要两国同心协力，定会使秦军再次遭到像当年崤山那样的惨败，不敢贸然东进。
就在韩王安得到赵国力助忘乎所以的时候，秦臣李斯来到了韩国。
但韩王安不以为然，无意召见李斯，以为有了赵国这个靠山，大可高枕无忧，不必再为秦军攻韩之事担惊受怕。
公元前231年，秦猛攻韩，韩王安献出南阳（今河南境太行山南、黄河以北地区）。同年九月，秦王任命韩国降将内史腾为南阳守。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年），秦国派内史腾率师十万南下渡过黄河攻韩，一路势如破竹，几无抵抗，俘虏韩王安，以韩地建置颍川郡，建郡治于阳翟（今河南禹州），韩国灭亡。
韩王安昏聩无能，但他的王庭内，却有一位光芒四射的人物。
这个人物，名叫韩非，后世尊称韩非子。
韩非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安，希望改变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便退而著书，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
韩非的学问比李斯大得多，文字不仅文采飞扬，而且读来气势如虹，但说话口吃，不善辩。他的书传到秦国，秦王嬴政击节赞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秦国攻韩，有种说法，秦攻韩，目的就是索取韩非。
不管是不是这个原因，反正是韩王安在这个时候起用了韩非，派他出使秦国。秦王很喜欢韩非，但还没有决定是否留用。
李斯提出灭六国一统天下，首要目标就是韩国，但作为韩国公子的韩非的意见是伐赵以存韩，与李斯意见相左，妨碍秦国统一大计，于是李斯就向秦王讲，韩非爱韩不爱秦，是人之常情，但如果把他放走，对我们不利。秦王就将韩非投入监狱，最后逼其服毒自杀。
韩国最杰出的人物，就这样陨落了。
其时，秦国一统天下已是大势所趋，嬴政固然欣赏韩非的政治学说，但绝不可能接受韩非“存韩”的提议，只要秦国致力于统一天下，韩国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韩亡，韩国王陵便逐渐湮没在荒野草莽间。
直至南水北调实施前的文物勘探中，考古探铲在郑韩故城外高高举起又落下。
发掘区分为韩王陵园区和胡庄中学区，基本上将干渠中间60米宽开挖区内的陵园及以南区连成一片，使历次发掘形成一个整体。
初步统计，两次考古共出土鼎、敦、壶、舟、镜、编钟、编铃、带勾、璜、印、戈、构件等青铜器765余件；节约、环、扣等银器 46件；圭、壁、环、璜、印章等玉器151件；钁、带钩、铁盒等铁器 7件；鬲、盂、豆、罐等陶器400余件；环、簪等骨器46件。还有大量的铜镞、铜珠、骨贝、骨珠、玉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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