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还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的时候。大概已有些哥哥的影子了。那些修长的手指,那个略驼的背,还有目空一切的默想的一双眼,后来都是哥哥的了。哥哥的一切都来自这个人。那时只有十八岁的我的母亲总是悄悄注视着这个人。据说这个人的生活中一向有许许多多的忽略,连母亲的歌喉、美貌,都险些被他忽略掉。母亲那时包圆了歌剧团中所有的主角儿,说是她风头足极了,一匹黑缎子样的长发,被她编成这样、那样,什么佩饰都不用,却冠冕似的华丽。有一些黄旧的相片,上面十八岁的母亲,一袭背带工装裤,一件白麻衫,眼睛骄傲天真,却是有了一个人。后来这个人是我的父亲。听来是这样,一天她忽然对他说:“你有许多抄不完的稿子?”他那时是歌剧团的副团长,也在乐队拉几弓小提琴,或者去画两笔舞台布景。有时来了外国人,他还凑合做做翻译。但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写书的小说家。他看着这个挺唐突的女子,脸红了,才想起这个女子是剧团的名角儿。在抄得工整的书稿中,夹了一张小纸签:“我要嫁给你!”她就真嫁给了他。我还是个小小姑娘时,发现妈妈爱父亲爱得像个小姑娘,胆怯,又有点拙劣。她把两岁的我抱着,用一个舞台化的姿势,在房里踱步。手势完全是戏剧中的,拍着我,荡气回肠地唱着舒伯特的《摇篮曲》,唱得我睡意顿时云消雾散。我偷觑她已进入情绪的脸,眼神不在我身上。那时我还不明白她实际上是在唱给父亲听。她无时无刻地不从父亲那里邀来注重、认同。她拿起小提琴弓开始拉“哆、咪”。还将左手拇指扣进调色板,右手拈一支笔,穿一件斑点了色彩的大褂,在一张空白帆布前走近走远。要么,她大声朗读普希金,把泡在阅读中的父亲惊得全身一紧,抬头去找这个声音,然后在厌烦和压制厌烦的矛盾中,对她一笑。她拿这一笑去维持下面的几天,几年,亦或半辈子的生活。维持那些没有钱,也没有尊严的日子——都知道那段日子叫“文革”。父亲的薪水没了,叫“冻结”。我们常吃一种黑黑的菜,只因为多放些猪油和糖,便叫它“梅菜烧肉”。妈妈早已不上舞台,身段粗壮得飞快,坐在一张小竹凳上,“吱呀”着它,一晚上在桌子上剖小鱼。小鱼在父亲有薪水的时候是我家猫吃的。她警告我们:所有的鱼都没有我和哥哥的份,都要托人送给在乡下“劳动改造”、一年没音信的父亲。几百条小鱼被串起来,被盐轻腌过,吊在屋檐下晾。最终小鱼干缩得成一片枯柳叶,妈妈在锅里放一点儿油,倒油之后,她舌头飞快在瓶口绕一圈,抹布一样。不知她这种寒碜动作什么时候已做得如此自如。总是我和哥哥被哄得早早上床,她来煎这些小鱼。煎鱼的腥气胀在房子里,我和哥哥被折磨得没觉了,起身站在厨房门口。“小孩子大起来有的吃呢!”她发现我们,难为情地红了脸,像个小姑娘偷递信物时被人捉了个准。“爸爸现在好瘦,好瘦。”她像在征得我们原谅一样,喃喃地说,带信回来的人只说父亲黑瘦了一些,她心里的父亲便形同枯骨了。她一条小鱼也没请哥哥和我吃。我们明白那种酥、脆,连骨头都可口。然而我们只有嗅嗅、看看,咽回一泡又一泡的口水。父亲回来后,只提过一回那些小鱼。说,真想不到这种东西会好吃。后来他没再提过小鱼的事。看得出,妈妈很想再听他讲起它们。她诱导他讲种种事,诱他讲到吃,父亲却没再讲出一个关于小鱼的字。几年中,成百上千条小鱼使他存活下来,使他仍然倜傥地存活下来,妈妈围绕着父亲,以她略带老态的粗壮身段在父亲面前竭尽活泼。这时,已长大的哥哥和我有些为这个还是小姑娘的母亲发窘。她似乎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变化,也没意识到父亲的变化。又有这个那个出版社邀他写作了。他又开始穿他的风衣、猎装、皮夹克,在某个大饭店占据一个房间。他也有了个像妈妈一样爱他的女人,只是比妈妈当年还美丽。一天,哥哥收到爸爸一封信,从北京寄来的。他对我说:“是写给你们俩的。”完了,他要和妈妈离婚了。信便是这个目的。让我和哥哥说服妈妈,放弃他,成全他“真正的爱情”。他说,他一天也没有真正爱过妈妈。这点我们早看出来了。他只是在熬,熬到我们大起来,他好有写这封信的这天。我们也看得出他在我们身上的牺牲,知道再无权请求他熬下去。而这个呕心沥血爱了大半辈子的妈妈呢?许多天才商量好,由我向妈妈出示父亲的信。她读完它,一点声音也没有地靠在沙发上。好像她辛辛苦苦爱他这么久,终于能歇口气了。哥哥这时走了进来,这屋的沉默让他害怕。她看看我们兄妹,畏惧地缩一下身子,她看出我们这些天的蓄谋:我们绝不会帮着她死气白赖地将父亲拖回来,并决定以牺牲她来把父亲留给他爱的女人,她知道她是彻底孤立了。“他怎么会吃好饭——住在那种大饭店里?”她说。
在几小时内,这是她唯一的话。这一夜,我们又听到了那只竹凳的“吱呀”声,听上去它要散架了。
作者:严歌苓,来源网络,旨在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