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江上海⑥ |“公共空间”的迷思：除了贯通，上海滨江还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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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因水网而生，因河浜而城，因大江而兴。从原始的滩涂，到工业仓储密布两岸，再到滨江景观步道贯通，黄浦江牵动着这座城的时代步伐。

今天的黄浦江，历经曲折剧烈的历史起伏，仍然极其繁忙。无论两岸沿线的建筑、厂房、码头、场所，连接两岸的轮渡、大桥，还是来去繁忙的游船、货轮，经过各历史时期的层叠与消长，都成为上海独特的地景，深刻地嵌入城市的气质和文脉中。

站在迈向卓越全球城市的风口，黄浦江与上海要向何处去？浦江两岸又将给这座城市带来什么？《城市中国》围绕上海滨江主题，从历史、交通、空间、机制等关键词推出系列文章。本文为滨江考察“公共开放性”篇。

每到傍晚时分漫步上海黄浦江两岸，除了老外滩游客如织的日常，杨浦、虹口、徐汇、浦东的滨江步道上散步健身的人也不断涌现。2017年底，随着杨浦大桥至徐浦大桥45公里滨水岸线的陆续贯通，大量曾是“禁区”的工业仓储用地也逐步开放给市民。跨越五区的滨江贯通是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重大项目，也是上海河港更新，迈向2035年建设全球城市目标的标志性工程。然而对于广大市民而言，贯通后的滨江区域，是否真的成为市民聚集的“公共空间”？

浦西滨江沿线某处告示，暗示该地的“公共”和“开放”属性。但由于场地不明确的功能性和一系列规定限制，市民无法自发地在此聚集。

《城市中国》此前在滨江45公里岸线进行了全程实地考察，为两岸亲水空间的重新布局与规整感到欣喜的同时，也对这些被冠以“公共”和“开放”的景观产生了疑问：滨江广场开敞的平台上，没有市民长时间逗留的选择。尽管来往人流匆匆经过这些“公共”空间，但因缺少公共活动设施、足够的休憩空间和具有吸引力的商品零售，且不断强化的规章制度限制，滨江岸线大多数时候仍是沉寂的。超越绿地景观性和观赏性价值，如何让上海滨江这样的超大型公共空间真正地被市民们全方位地使用，在除步行、跑步等单一线性城市活动以外拥有更多的可能性，成为了一个值得被挖掘的话题。我们以“公共空间”的内涵作为思考的切入点，结合实地考察来解读全球语境下滨江发展对于市民生活的重要意义和在上海面临的挑战。

“公共”与“开放”：理论的视角

对“公共”的理论定义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的城邦生活，广场（古希腊语“Agora”）作为特意被开辟出来的空间成为公众自然聚集，进行商贸往来、集会议政、见面洽谈的混合场所。真正对于“公共性”的学术探讨，开始于哲学家哈贝马斯基于汉娜·阿伦特发展出的“公共领域”（Öffentlichkeit）理论。在1962年的《市民社会与公共政治领域》一书中，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定义为无构型的、公民们将观点和信息自由交换的网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属于公众的平台。同一时期，法国社会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从另一个维度展示了公共社会关系的空间性表征。他强调空间实践在沟通城市与人的关系时的显著意义，即动态的社会关系对空间所赋予的实际意义。这标志了抽象层面关于“公共”的讨论朝空间中转型。按照列斐伏尔的阐述，一个城市空间如果没有人所组成社群进行的各式各样的活动，这样的空间就很难算得上真正的公共空间。

国内学者包亚明在《现代性与都市文化理论》里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总结十分精辟，也印证了列斐伏尔的观点：“都市公共空间是都市人共同生活、互相交往和活动的共享空间，是界定在与市民公共生活息息相关的场所。不论户内户外，产权公有或私有，只要是对市民开放的空间，有小型的结社或大型的群众公共活动，均属公共空间范围。” 可见，公共空间产生的前提是市民群众不同形式的活动，以及对公众的开放程度和可达性。

最近几十年来，全世界公共空间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私有化的侵占，各大城市的公共空间面积急剧下降。欧美一些国家正在关闭大量图书馆和可供艺术家表演的广场，有不少广场和街道也正在被私有资本一步步收入囊中，划入商业综合体开发的版图；一些原本由公共机构管理的公园和道路也逐渐出售给开发商，变为半私有化的主题活动区域。把这些空间主题化和商品化为消费场所的私人资本力量进一步减少了闲逛、随意互动表演与展示以及偶然相遇的机会。

新世纪以来，作为具有“公共性”的物理空间，城市公共空间不仅被众多社会学与城市规划学者关注，同时也成为一个探索城市活力，完善城市权利和公民福祉，并且挑战陈旧规划思路和资本化占领的新切口。理查德·塞内特（Richard Sennett）将“公共“与“开放” 总结为城市中的“公共领域”（Public Realm）和 “开放系统” （Open System）——简而言之，这两种独有的特质实际代表着城市居民们在公共空间进行的日常活动，从街头的小吃买卖，到周末的广场舞，也是每座城市都必须欢迎的。

城市中一处比较典型的公共空间（图片来自archdaily.com）

一直以来，勒·柯布西耶于1933年发起的《雅典宪章》被公认为推动城市高效运转的“标准公式”。近一个世纪过去，这种城市管理模式依然影响着城市开发逻辑。然而，《宪章》僵化的设计理念和过多施加的行政管制侵蚀了公共空间的生长。2016年第三次联合国人居大会上，塞内特等学者联合发布了一份全新的城市发展纲领《基多宣言》，以取代《雅典宪章》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路，倡导具有开放精神的城市生活。在签署讲话中，塞内特将全球南部城市的一些地点作为公共空间和开放城市的典型案例，如印度德里的一条极为普通但充满活力的、各族裔各宗教群体共存的工薪阶层商贩街，就被看做一个活生生的城市公共空间。

但仅仅从西方语境去理解城市公共空间不足以关照中国的公共空间现状。在中国，公共空间的界定一直以来就有许多争议。古代中国的开放场域大都作为皇权的标志存在，大型广场和开放空间往往是统治阶层进行祭祀、游憩、集会阅兵的地点。而公共性的主要形成主要存在于街道、集市等早期市场经济形态中，如唐代都城的大型商贸市场、明清时期的江南市镇等。鉴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在我国许多城市的近代发展中，正式的公共空间和大众比较疏远，而且往往与和旅游业紧密结合，或用作大型的景观展示，遇到特定节庆表演时才得以使用；自发形成的公共性往往出现在民间活动的聚集场所，如菜市场、小型公园，或历史语境中的茶馆、戏院等。改革开放后，公共空间的维度有了一定的拓宽，但很快就被私有化浪潮和城市行政管理夹逼到有限的局部区域，且呈现碎片化趋势，与公众活动大多处于分离状态。

被误解的“公共性”

“公共性”作为一种概念，需要城市在提供良好的空间条件的基础上，重新思考更加开放和欢迎市民的场所营造和管理思路。这里结合实地走访提出当前上海滨江岸线中的几个问题：

1、私有化空间——虚假的“公共”

当前，滨江公共空间有一大部分由地产商承担开发职责，但都属于公共部门管辖，并设置管理办法对市民不文明行为予以约束。然而即便如此，潜在的私有化和空间缺乏开放性的挑战依然存在，且进一步产生地权归属破碎分散，滨水沿线“各管各家”的情况。黄浦滨江浦东、浦西各个不同段落公共活动品质、功能混合性、设施服务的参差不齐，是滨江贯通过程中由于历史发展、地权冲突、管理差异等各种因素造成的。对公共空间内涵的理解不一，又产生了场所管理单位对市民自发公共活动进一步的“规训”。

虹口港游艇俱乐部与保税区造成的隔离。

滨江某处岸线的刀片铁丝网。

2、监视和控制的强化

管理方对于城市秩序的理解，对空间的景观化限制了人进一步与空间进行互动。我们在滨江45公里的考察过程中，发现存在大量的禁止标语标牌，除了共享单车和助动车禁行外，野餐、放风筝、遛狗、广场舞等常见的给公共空间带来生机的市民活动也一律禁止。沿途反复的禁止符号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市民——此区域除了散步，似乎不能再进行任何其他形式的活动。换句话说，沿河岸设计的宽敞平台，仅仅被当做一个过境通道，而不是为了欢迎市民在此逗留，开展多种休闲活动并获取相遇和互动机会的社会空间。同时摆放的花坛、铁马、路障本意是为阻止骑行者进出，但另一方面也成为市民活动的障碍，将原本连续开敞的空间打破。

浦西滨江随处可见的禁止标志和路障。

回访中在同一地点发现禁止标志和路障都得到了“升级”。

在龙华滨江沿线，每大约五百米距离就能观察到安保巡逻。同样在浦西某处滨江步道，我们被保安认为是着装一致的“散发小广告”团体，上前进行问询。管理人员时刻把守，来回凝视的举动也引发了漫步市民们心理上的不适，我们观察期间甚至出现了附近散步老人与保安进行口角争执的情况。这些冲突尽管微小，但挫伤了公共空间开放而舒适的氛围。

滨江某处保安喝止好奇市民观望施工现场。

3、公共开放性的矛盾

黄浦江漫长的岸线穿越不同的区域，因此各区段的功能定位也不尽相同，公共开放品质必然存在高低。在杨浦滨江，公共开放、功能混合与设施服务基本围绕工业铁锈带整体设计，公共开放性品质较高；而虹口滨江因为码头岸线功能的固化，以及商务和商业综合体的功能定位，使得这里的公共开放性表现出强烈的消费属性；大黄浦（老外滩除外）与徐汇滨江因目前多处岸线仍在施工更新，公共性品质究竟会怎样需留待以后再评价。

杨浦和徐汇滨江设置了统一制式的贩卖机（左右滑动），虹口和黄浦尚无。

但是，如果认为公共开放性意味着所有人能自由地进出，我们又如何评价老外滩滨江？作为黄浦江最先开发的滨江区域，外滩滨江道的变迁完整见证了我们对于公共开放性认知与实践的变化。从“所有人能自由地进出”来看，外滩确实有非常高的公共性，但经过几十年来若干次大规模改造更新后，外滩滨江的功能和景观变得越来越单一化。加上核心区位和历史意义加持，外滩已经成为面向全国和全世界展示上海的窗口，而不单纯是面向市民的公共空间，景观和符号性压倒了日常性。外滩过密的人流导致人们很难在此驻留休闲，更多是作为旅游拍照打卡之地来去匆匆。因此，一地人越多是否意味着公共开放性越强？这一问题仍需在具体情境下分析。

越来越“秃”和“硬”的外滩滨江（从左到右，1979年，1994年，2006年，2017年，来自天地图-上海）

从公共空间设计的角度，滨江也有值得欣喜的地方，如浦东滨江全段22公里布置的22座统一设计的“望江驿”，作为小型公共空间的存在鼓励了市民的驻留，创造了聚集、交谈的场所。回访中，在某处望江驿，我们甚至看到已经档期排满的分享活动，以及驿站内设施进一步的完善。但这也产生了公共空间“士绅化”后对公共开放性的侵蚀的疑问，以致我们对“何谓公共性”的讨论必须持续下去。

浦东滨江各处的“望江驿”。

某处望江驿的内部设施已显得颇为文艺。

相比浦东，浦西的休息停驻空间参差不齐，尚不成系统。

全球水岸空间的实践

与上海滨江的未来

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大都会区的滨水更新与全球城市转型的发展思路关联越来越紧密，优秀的水岸开发案例不断涌现。自上世纪90年代，巴塞罗那、毕尔巴鄂等为首的一批欧洲城市，借助奥运大事件和内城工业遗存更新的契机，引入艺术文化和商业资源，较早地完成了滨水地带向公共休闲空间的转型，给城市的经济发展也注入了新的活力。

2000年后，全球水岸更新开始陷入沿线同质化的房地产投资浪潮中，阿姆斯特丹、柏林等欧洲北部城市则反其道而行，通过鼓励民间手工艺人重新占领毗邻河岸的空地，借助民间力量让公共艺术活动回归城市空间，如柏林斯普雷河岸的霍尔兹市场（Holzmarkt）项目，建造租金低廉的“村落”欢迎艺术家驻扎进行创作，不但吸引了市民的聚集，也自发地激活了本地餐饮娱乐等业态的进入，实现水岸沿线在城市大众文化层面的开放。

近年来，纽约、伦敦两座临河靠海的老牌全球城市也再一次重新思考公共空间的塑造潜能，在依托周边文化创意经济的基础上，将水岸让位给全开放式的公园。其中，纽约的布鲁克林大桥公园和伦敦的国王十字区最典型，也最为成功。以纽约为例，布鲁克林大桥公园在过去是一个滨水的散杂货运输和存储的工业综合体，由于集装箱的发明该设施逐渐被闲置。在民间社区营造组织、纽约市政府、开发商的共同协作下，自2010年开辟1号码头以来，已陆续开放六块空间形式和风格各异的亲水公共空间，供市民玩耍休憩，在周末亦可举办大型活动。水边的几个码头天然地分成几个区域，木板铺就的地面一直延伸到河中间。利用码头的凹字形，布鲁克林大桥下的空间形成了错落有致的风格。

布鲁克林大桥公园滨水区 (图片来自brooklynbridgepark.org）

伦敦国王十字滨水区(图片来自Financial Times)

这些引人注目的水岸空间实践之所以能够吸引源源不断的市民进行各式各样的公共活动，除了源于滨水地带良好的场所塑造和多元化的功能性布局——充分地满足不同层次的市民的需求和他们对在公共空间停留、相遇、交往的渴望——更重要的是，这些公共空间把“开放性”作为场所的核心内涵。

回过头来看上海，黄浦江目前已经有许多市民专程前来休憩，但我们同时也要思考，如何引进更好的业态和公共活动配套设施，让空间内容更丰富，功能混合性更适当，以吸引更多人来参与各种活动。虽然我们引入了类似后滩公园“简单生活节”这样鼓励市民的公共活动，但滨江一带活跃气氛的塑造，仅靠这类具体时间和地点进行的策划性商业活动仍是不够的。

米歇尔·德·塞托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曾提到市民通过空间实践对于不合理限制的“钻空子”。而实地考察中，我们也在滨江看到了钓鱼、捉鳖等自发组织的行为重新回到了视线。这种非官方活动的回归是值得欣喜的，它们恰恰体现了“公共性”和市民日常活动在滨江一带的复兴。

江边钓鱼捉鳖的人们。

结合考察，《城市中国》也可提供这些脑洞：是否可以利用某些滨江空间排演实验性民众戏剧？比如纽约中央公园《公园里的莎士比亚》，台湾地区的“差事剧团”等；是否可以组织溜旱冰等民间活动（目前已存在滑板公园）？同时，还需基础设施和便民娱乐设施的完善，如安装更多公共厕所，穿插更多网球、排球等中小型运动场地，设立可供市民进入的树林和草地，去野餐、打太极、游戏、发呆，将具有市民性、多样性的功能场所引入这些空间，让它真正地活络起来。

结语

自世博会以来，黄浦江沿线45公里贯通作为一种全球城市发展的新思路，依托多个大型开发项目（如杨浦的工业遗址更新、西岸的艺术空间营造、后滩的生态湿地维护等）得以不断地巩固。近十年上海滨江的嬗变体现的是浦江两岸空间由参差且充满地权矛盾的封闭地带向开放空间转变的第一步。然而，上海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探索过程，让滨江从目前各处大块面的单一化景观和尚且粗糙的监管，让位给舒适的聚集空间、更人性化的管理和开放多元的社会活动，进一步成为每个人都能享受的城市公共场所，真正塑造成向每个人自由开放的“全球城市卓越水岸”。

文/张炜仑+宋敖  编辑/宋敖  摄影/丁馨怡+宋敖+佟鑫+王卉+张炜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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