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 | 高密度城市绿色空间的社会互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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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绿地和景观”，这是相当多的空间设计中无法“被利用”的土地最终的归宿。无论是出于国家的政策意志、资本逐利减耗的诉求，或消费者的喜好倾向倒逼，增加绿色空间俨然已经成为一项十分“政治正确”的选择。早在《城市中国》36期中便曾论及，公共绿地的增加“已经化作‘理想’的城市规划，然而其涵盖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绝非一个简单地对技术问题的攻克和对布局变化的考虑所能概括。实际上，任何一个人造的空间里，都包含着设计师对于人类行为模式的假设和期望，以及大众在不断寻找解放与规训的平衡点的过程中所做的斗争。”简言之，任何一块绿色空间的实现，都是人群社会诉求在空间的时代性投射，这种时代性的迭代也正是所谓“新”与“旧”型绿色空间的分异准则。本文通过部分具有复合功能的绿色空间案例，探讨新型绿色空间在社会互动意义方面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达拉斯城市公园中的儿童乐园，图片来源/Klyde Warren Park

新型绿色空间的多维探索

世界城市发展出现高密度化趋势，全球一半的人口居住在不到地球陆地面积3%的城市中。由于人口高密度集聚，对土地利用和建筑空间的需求量巨大，空间利用呈现形态紧凑化、空间立体化、强度集约化的特点。土地资源往往被优先用于满足生产、生活的基本用途，如居住、办公、商业、产业、交通等，城市内部原本保留的一些开敞空间，如山体、水系、绿地等易被侵占，在“宝贵的”土地上新建公园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生活质量、身心健康愈发重视。许多研究表明，与绿色植物的亲近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的心理和生理健康。对于生活在高密度城区的人来说，长时间被林立的高楼包围，缺少亲近自然环境的机会，对绿色空间的需求十分强烈。

在高密度城市用地规模高度紧张、新增大面积集中绿化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一些创新利用土地，建设绿色空间的方式涌现出来。

一种方式是利用一切细小、零碎的空间“见缝插绿”，增加“微绿”。典型应用如口袋公园，但受益范围基本是社区单元，影响力往往有限。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新加坡，在利用零散土地建设微绿空间基础上，更将散点串联成完整的绿网系统，与大尺度绿地连通。

新加坡人口密度达7615人/平方公里，自然与土地资源稀缺，空间发展有限。新加坡公园连接道系统建造于1991年展开，目标是将连接自然的开敞空间（红树林湿地、森林和自然保护区等）、主要的公园（如区域公园）、体育与休闲用地（高尔夫球场、露营地、体育场等）、隔离绿带（如居住新镇之间地缓冲绿化带）等六类开敞空间与居住区连接，方便公众行走、慢跑或骑脚踏车，也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迁徙场所。

当时新加坡已建成337座区域、新镇和社区公园，但大公园往往不靠近居住区，可达性有待提高，而新加坡的土地正变得越来越昂贵和稀缺，客观条件不允许再利用大片土地用于公园建设。因此新加坡通过优化利用排水道缓冲区及其他类似的低效用地建设公园连接道，降低了提供公众就近绿色可进入空间的土地成本。目前已建成六条公园连接道，覆盖了新加坡大部分区域。每条公园连道介于2~10千米，一般建在排水道缓冲区、车行道保留区旁。

新加坡已建的公园连接道示意，制图/曹琳+姜鹏

另一种创新绿色空间的方式是推动城市垂直空间，如屋顶绿化、立体绿化。

Facebook MPK20是办公场所通过屋顶绿化创造绿色空间的典型。Facebook MPK20是位于旧金山Facebook总部中心的标志性大楼，占地面积8.9公顷，一层开放式的办公区可以容纳2800名员工，地下设有停车场，屋顶则为3.64公顷的公园。屋顶公园创造了一些微地形并利用植被，划分出西树林、圆形小屋、活动草坪、东林地和咖啡厅等景观空间，通过一个800米环形路连接，辅以花园小径，为员工日常活动提供了多样化的空间。

Facebook MPK20屋顶公园平面功能布局示意，制图/曹琳+姜鹏

六本木新城（Roppongi Hills）已经成为都市立体绿化的经典。在集办公、住宅、商业设施、文化设施、宾馆、豪华影院和广播中心为一体的六本木新城，为增加绿化面积同时不占用地面空间，六本木新城打造了立体垂直花园。将不同层高的室外地坪和建筑屋顶设计成为绿色广场、园林庭院，并通过栽种绿植的连廊、大台阶等与周边的公园、广场、城市街道相连。从地面至屋顶，用广场、绿地、街道形成多维多种空间体系构成的“立体回游”森林，成为自由漫步、交流以及促生碰撞交往的公共空间。六本木新城的立体绿化设计使得开发后的绿地约为开发前的1.5倍，创建出约占开发面积20%以上的绿地。

日本六本木新城绿色空间类型示意，制图/曹琳+姜鹏

第三种创新方式，是利用旧工业区、高架桥等原利用程度不高、功能兼容性较强的地带建设绿色空间，连带缓解这些空间原有的负面影响，如城市视觉形象、空间阻隔、藏污纳垢等。达拉斯城市公园（Klyde Warren Park）是较为成功的代表。

达拉斯城市公园位于德州最繁忙的Woodall Rodgers高速路之上。公园建成之前，高速公路是达拉斯市中心、艺术区和人口稠密的北部居民区之间的鸿沟。公园建在高速公路上，高速公路下穿而过，从空间上实现了城市功能区之间的通达性。公园面积虽小，仅2.10公顷，但功能丰富，包括223平方米表演舞台、560平方米餐厅区、279平方米的宠物公园、1394平方米的儿童公园、3716平方米可容纳5000人的大草坪、372平方米的室外阅读空间、800米的景观步道，以及一系列互动式喷水广场、植物园、棋盘类游戏桌、食物卡车等设施，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多样活动的场所。城市的一个屏障区域转变为集聚人流的区域。

达拉斯城市公园功能布局示意，制图/曹琳+姜鹏

绿色空间的价值倾向演变

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30年代，工业城市的急剧扩张使得生态环境、城市景观严重退化，公共健康问题突出，阶层空间日益对立，一批具有浓重社会改良色彩的城市空间规划思想、理论应运而生，其中就包括对城市绿色空间的认识与规划。受整体城市空间规划思潮的影响，这一时期城市绿色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物质空间形态的设计与组织方式的理性构想，尚未关注到城市社会空间，普遍缺乏对人的使用需求的考虑。

20世纪90年代，西欧、北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进入逆城市化阶段，无节制的郊区化蔓延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隔断，大城市中心区出现活力丧失、走向衰败等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城市主义”兴起，以“终结郊区化蔓延为己任”，倡导紧凑城市、以人为中心、设计结合自然的理念。这个时期对城市绿色空间形态的研究逐渐由物质层面深入到以人为本层面，城市绿色空间形态和功能更加符合人性需求，以吸引人们重回城市中心，激活城市活力、塑造归属感。例如福斯特（Foster）等人认为按照新城市主义模式构建的城市社区有更多的移动网络和公共绿地，可以带来多方面的社会和健康福利，其中包括对犯罪行为的抑制。

进入21世纪，随着人口剧增和城市化加剧，高密度城市的土地资源愈加紧张，绿色空间的建设形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较大尺度的公园，涌现出一些利用零散空间的创新形式，如利用高速公路的灰色地带，商业、办公室内外空间，街道、排水道闲置地等。在创新经济、共享经济、重视健康等新的发展趋势下，各类人群对城市的功能需求愈加复合、弹性，这些非正式或是非传统的绿色空间不只是简单的观赏型景观空间、保护型生态空间和有利身心的健康空间，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角色和社会意义。

传统意义上的绿色空间一般是城市政府兴建的、具有景观价值、生态意义和公众休闲功能的公共场所，而高密度城市创造的新型绿色空间，兴建主体公私皆有，融合了当今人群的多元诉求，也融合了资本在寸土寸金的土地上期望实现的产出，因而表现出更多的社会层面特征，如社会融合、社会生产、文化构建、空间正义等社会互动属性。

达拉斯城市公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多样活动的场所，图片来源/Klyde Warren Park

作者简介：

姜鹏，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所长、高级规划师，注册规划师。长期关注新型城镇化和智慧城市等领域。

曹琳，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规划师，注册规划师。主要从事特色小镇、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等类型城乡规划工作。

文+制图/曹琳+姜鹏[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编辑/崔国[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本文节选自《城市中国》084期《都市微绿——公众需求及参与推动的绿色空间转型》。更多内容详见《城市中国》杂志。

回顾 083期《温州在哪——中等规模城市后发现代性图景》，请点击 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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