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城”到“华埠”：一个伦敦异质空间的迭代更新故事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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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伦敦历史上有两个华人聚集区，分别为“中国城”和“伦敦华埠”。对国人来说，中国城是身居海外时的情感归属与寄托；而对海外人士来讲，中国城则是他们认识和感知中国文化的窗口与摇篮。谈到中国城，我们总习惯将其与文化多样性或民族融合等话题相关联，但若将其看作“异质空间”的实例并纳入城市规划与发展的讨论范畴，我们又会有怎样新的发现？本文作者结合自身城市规划的背景与在伦敦生活的亲身体验，佐以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试图为我们解读华人聚集区域与伦敦城市社会发展相互缠绕且彼此影响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城市复兴中的动荡华埠
今天的华埠范围及文中涉及重要地点（制图/朱静宜）
华埠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城市发展、文化冲撞以及相关利益方们不断磨合下逐渐成长为伦敦内城中心重要空间节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敏市政府正式承认伦敦华埠的合法地位之后，与中国社区合作进行一系列改进地区环境的措施，包括恢复丽人街18世纪的商业店面，对爵禄街进行步行化改造，重建街区公共空间，修建象征中国传统文化的牌坊、凉亭与街道家具等行动。继1985年华埠第一次举行春节庆祝活动，伦敦华埠逐渐成为西敏市政府着力发展的旅游景点。华埠于2005年脱离Soho保护区成为独立的历史保护区域；2006年，伦敦使用“汇聚世界的城市”（The world in one city）这一口号，击败了主打法式城市品质和奥林匹克文化遗产的竞争对手巴黎，从而拿下2012奥运会举办权。不可否认，以伦敦华埠为代表的移民社区成为伦敦竞标口号的有力证据，在塑造伦敦的活力与多元形象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左：位于新港园的中式凉亭，2015年（现已拆除）（图片来源/flickr）
右：爵禄街入口牌坊（图片来源/朱静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华埠举行春节庆祝活动时的场景（图片来源/网络）
华埠与城市的不断融合象征着伦敦的文化多元，背后离不开英国在20世纪末开始推行的“城市复兴”（Urban Renaissance）构想。这一政策源于二战后英国持续多年的内城衰败，为打破经济萧条和城市衰败，政府采用减少税收、规划限制等手段以鼓励企业与居民回迁内城，通过对住房、公共空间与设计品质的提升逐渐带动周边的商业开发。华埠无论在地理位置、经济发展还是文化策略方面都对社区、西敏市与大伦敦政府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成为城市复兴策略下的重要一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敏市政府积极联合各相关城市主体，通过规划设计引导策略，试图挖掘、保护并弘扬华埠的“中国性格”。
早在2003年5月，西敏市政府向华埠中各商业集团、社区组织进行广泛征询，修订并通过了《伦敦华埠行动计划（Action Plan Chinatown）》（简称：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的核心目标是为游客和社区营造清洁、安全、宜人的场所，为华埠塑造“现代且强有力的品牌形象”。行动计划筹划之时，各种连锁餐饮、酒吧俱乐部在华埠的开办和兴盛，不仅间接导致此区域的卫生与安全问题，还影响了华埠传统中国性格的纯粹性，甚至使很多当地原有的商家失去竞争力。为改善这种情况，行动计划提出，通过规划审批等手段限制酒吧俱乐部等业态；同时鼓励中国及东亚、东南亚特色的生意；增加安全巡逻和卫生整治、修缮街道与街道家具、以及增强文化宣传等。
《伦敦华埠行动计划》中的华埠形象 （图片来源/ City of Westminster）
“中国性格”——在地自我认同的摸索
2008年，由查尔斯王子创立的“王子建成环境基金会”（The Prince’s Foundation for the Built Environment）与西敏市政府和华埠商会共同举办研讨会，商议适合华埠的设计策略。最终成果文本《华埠设计策略》在提高华埠可达性、增强社区可识别性、改进街道广场等公共空间与项目的实施管理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设计建议策略，如在桑德灵厄姆底层开辟步行通道，连接查令十字路（Charing Cross Road）与爵禄街；通过店面改造与透明玻璃橱窗展示中国餐饮文化；开放新地铁站；使用简洁而具有意义的标志建立与中国文化遗产的联系（如社区提出的“九条龙”方案）等。
《华埠设计策略》建议连通爵禄街与查令十字路（左）并对爵禄街店面进行改造以展示食品制作的具体过程（右）（图片来源 / The Prince’s Foundation for the Built Environment）
《华埠设计策略》中在华埠的重要节点设置显著标识的“九条龙方案”（图片来源 / The Prince’s Foundation for the Built Environment）
2009年通过的《华埠附加规划导则》（Chinatown Supplementary Planning Guidance, 简称SPG）则在2007年版《西敏市统一发展规划》（Westminster Unitary Development Plan, 简称UDP）的基础上特别关注零售娱乐产业与用地之间的关系、城市设计与公共空间品质，进一步鼓励增强地区特色、关注不同用地特别是夜间经济与其他功能的协调，确保华埠未来的开发可以照顾该地区的建筑、历史与文化特征。在这样的整体目标下，SPG对很多建筑与公共空间设计的细节，如店面店招、装饰与色彩使用、街道照明与街道家具均提出十分细致的建议。
《华埠附加规划导则》对色彩、建筑角部以及店面的设计建议（图片来源/ City of Westminster）
这一系列具体的设计建议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是：通过怎样的设计手段能够最好地保存并展示“中国性格”，但显然若干规划导则并未就此达成一个共识。华埠SPG指出，在对现有建筑进行改造时要格外关注保护原有的风格，具体的设计可以参考《营造法式》；另一方面，《华埠设计策略》则较为笼统地建议“使用简单、流行而具有意义的符号建立与中国遗产的联系，这些符号应该清晰可见，为各年龄段的人群所熟知，从而帮助人们更好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
在策略文本中，无论是空间设计还是建筑风格，很多想法都借鉴了北京胡同的形象。不难看出，各设计导则试图从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建造范式中抽取片段，帮助塑造一种易于理解的“中国的”形象，但考虑到华埠的初代移民大多来自香港与大陆东南沿海，所以在文化符号的选取与实际的文化基因之间或多或少存在一些断裂。可以推测，这些设计策略的重心并非依循华埠自身的发展脉络保存或强化文化（比如对岭南等地建筑装饰进行学习），而是用最直白的最简化的方式向外国观众传达出一种易于他们接受的中国特征。对来自不同地域的中国居民或游客而言，这也是一种容易并可被广泛接受的文化氛围。可见，在全力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背后，西敏市政府的首要目的还是将华埠这个城市中的异质空间作为一个明显直白而易于接受的文化符号进行宣传，进而保存华埠在城市符号经济中的竞争力。
《华埠附加规划导则》与《华埠设计策略》分别用《营造法式》（上）与北京胡同（下）作为城市识别性与新港园改造的主要借鉴模板 （图片来源/ City of Westminster）
“拯救华埠”——地产开发与在地认同的博弈
在保护“中国性格”之外，以上提到的各种规划设计策略提出的内在动因在于协调华埠及周边地区再开发过程中各种矛盾的利益，力争就这一区域的未来目标与路径达成共识。在伦敦房地产回温的背景下，地理位置显要的华埠成为城市更新重组与城市品牌化的焦点，不可避免吸引众多开发商的兴趣，受到来自大规模房地产再开发的压力；另一方面，华埠内的主导产业一直是移民经营的餐馆、超市、便民服务等日常性产业。城市政府、开发商、社区等利益主体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冲突。
2008年华埠建筑底层功能分区示意图（图片来源/A thesis named “The Study of Chinatown as an Urban Artifice and Its Impact 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London”）
华埠的发展走向在一次地产开发计划和随之而来的“拯救华埠”行动中被彻底改变，而这一系列争端在时间上与上述各项规划建议的出台几乎是同步的。2003年4月，位于华埠东侧、始建于1981年的桑德灵厄姆大楼（Newport Sandringham Building）的原所有者破产后，罗斯维尔公司（Rosewheel Ltd）获得了它的开发权，准备将其底层开发成高端购物中心，因此要求大楼内正在经营的鲜鱼市场、中国珠宝店和杂货店等17家小店在2005年5月到期之后搬离。原来的家庭产业若想搬回原址，大概要支付原先的两倍租金。
此举引发了华埠华人社区的不满，一个名为“民权小组”（Min Quan）的社区组织（编注：民权小组，隶属于权利观察小组（The Monitoring Group，TMG），主要目的为保护中国移民不受种族主义威胁，为遭受种族骚扰与暴力的受害者提供援助，并力图通过教育与倡议等行动维护种族间的和睦关系。）开始牵头进行“拯救华埠”的抗议行动。他们认为，罗斯维尔公司对这栋大楼的再开发不仅对整个华埠的商业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大楼里有28个商家，占整个华埠商家总数的20%），同时会造成整个地区的租金上涨，威胁到剩下的小企业的存活。抗议者在华埠收集签名，游说市政府与伦敦市长，并要求在进行大规模再开发项目之前必须要进行公众咨询获得当地居民的同意。
店铺被要求搬离桑德灵厄姆大楼后的“拯救华埠”抗议行动 （图片来源/ http://newsimg.bbc.co.uk/）
迫于抗议活动的压力，罗斯维尔公司一度推迟了提交规划申请的决定，表示愿意与当地社区合作，保护华埠的中国特色。他们表示将努力打造“110%中国味道”的零售综合体，展示中国的文化遗产与经济实力，为衰落的华埠注入新的活力。罗斯维尔公司曾依照《伦敦华埠行动计划》的建议提出维护华埠中国特征的总体策略，并在建筑改造方案中加入了很多中国文化元素，西敏市政府也参考了行动计划来确认罗斯维尔公司提供的规划申请是否可以被批准。
最终，虽然罗斯维尔公司获得了规划许可，但由于与搬离商户的补偿纷争不断，大量计划中开发为高端商业的店铺长期空置。2014年3月，沙福兹伯里公司（Shaftesbury PLC）接替罗斯维尔公司正式接手这幢建筑并成为华埠最大的地主，并于一年后向西敏市政府递交规划申请，这份申请主要涉及沿街店面修缮、改变餐饮零售布局等具体措施。2017年4月，沙福兹伯里公司推动的“中央十字”项目（Central Cross）浮出水面，该混合功能的项目计划在2017年底开放，以零售与中国、东亚餐饮为主要卖点，旨在吸引更多元、更国际化的消费者。作为项目的一部分，新港园一带还会通过步行化改造，带动华埠整体公共空间质量的提升。持续了十余年的争端似乎终于尘埃落定。
罗斯维尔公司在对建筑的改造方案中将中国元素的植入与展示纳入考虑（图片来源/The Estates Gazette）
2015年沙福兹伯里公司提交的规划申请中对桑德灵厄姆大楼的具体改造设想 （图片来源/ City of Westminster）
在这一系列争端中，“中国性格”是常常被提起的关键词，但其内涵已经从视觉上的文化符号特征延伸到对于城市产业发展、移民社区的经济结构与凝聚力等问题的理解上。从开发商提出的开发意向上看，加入了中国元素的新开发项目似乎并没有在社区的物质空间方面有很大的改变。他们所希望引入的以餐饮零售为主的产业也似乎并不会对华埠的现状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华埠社区在内城地产旅游业发展中的吸引力，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种对“中国性格”的弘扬。然而对于很多社区内的商家来说，华埠社区内各类小企业的共同发展繁荣才是华埠“中国性格”的基石，而再开发计划只会削弱地区赖以发展的基础。
这两种对“中国性格”的不同理解，同样反映在华埠内部若干社区组织于此次抗议运动中采取的不同态度。除了“拯救华埠”的发起者民权小组之外，华埠中比较重要的社区组织还有历史悠久的伦敦华埠商会（London Chinatown Chinese Association，LCCA）和华人社区中心（Chinese Community Centre，CCC）成立。前者成立于1978年，宗旨是帮助联合发展华埠内的企业，并代表伦敦华人与英国政府更好地协商合作。华埠商会作为中国企业的代表帮助商人发声，以求为华埠的繁荣发展提供必要条件。而华人社区中心于1980年成立，它与华埠商会合作，致力于为中国移民提供援助与咨询服务，帮助移民更好融入英国社会并保护他们对祖国的文化认同，以此弘扬中国文化。
从各组织的宗旨就可以看出各方利益中心的不同，主要代表中国企业家利益的华埠商会因为商人们的利益受到损害而支持民权小组的抗议活动，而华人社区中心站在提升华埠整体形象的角度选择支持再开发计划。这个小插曲不仅显示了华埠内中国团体间有分工合作也有意见相左的状态，更重要的是它再一次体现出华埠是一个被建构的异质空间，是城市政府建构出的文化多元的象征，是地产商建构出的城市文化餐饮消费品，也是社区市民建构出的民族企业与社区凝聚力的中心空间。自然，对于这个异质空间的核心——“中国性格”，也有诸多解读的可能性，这些不同的解读也在继续影响着华埠未来的道路。
※ 参考资料（下滑查看）
· http://chinatown.co.uk/en/about-us/
·http://www.bbc.co.uk/london/content/articles/2005/05/27/chinese_london_feature.shtml
· Sales, R., d’Angelo, A., & Liang, X. (2009). London’s Chinatown: branded place or community space?. In Branding Cities (pp. 59-72). Routledge.
· Hatziprokopiou, P., & Montagna, N. (2012). Contested Chinatown: Chinese migrants’ incorporation and the urban space in London and Milan. Ethnicities, 12(6), 706-729.
·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04/nov/22/urbandesign.architecture1
· City of Westminster (2003). Action Plan Chinatown. Working for the future of Chinatown
· The Prince’s Foundation for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d City of Westminster (2008). ‘A Design Strategy for Chinatown’
· City of Westminster (2009). Chinatown Supplementary Planning Guidance
·https://www.towerblock.eca.ed.ac.uk/development/newportsandringham
·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in_depth/chinatown-20050217.html
· 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08/mar/29/communities
· http://news.bbc.co.uk/1/hi/uk/4038235.stm
·https://www.proactiveinvestors.co.uk/LON:SHB/Shaftesbury/rns/LSE20140327110409_011906008
· http://www.retail-focus.co.uk/news/2707-chinatown-to-welcome-central-cross-mixed-use-development
· http://www.lccauk.com/
· http://www.ccc.org.uk/about-us/
· Sales, R., d’Angelo, A., & Liang, X. (2009). London’s Chinatown: branded place or community space?. In Branding Cities (pp. 59-72). Routledge.
· http://www.buckleygrayyeoman.com/project/central-cross-2/
作者简介：
朱静宜，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特建成环境学院规划系博士研究生，系《城市中国》第三批海外观察员
文/朱静宜 编辑/刘雅妮+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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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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