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柏林码头区的后工业转型——从城市企业主义到“共有主义”｜海外观察员29
“发展经济是中心纲领，但必须与该区域成功的社会复兴（social generation）相对应……在科技和社交媒体的协助下，“智慧城市”（smart city）和公民合作（collaborative citizenship）的理念表明，建立由思想家和行动者组成的活力社区前景广阔，他们将为合理干预提供创新的洞见。”
——《北洛特区（North Lotts）和大运河码头区（Grand Canal Dock）规划方案》，都柏林市政局，2014年
source/Lovin Dublin
世界多数城市的码头区在后工业转型进程中，都经历了城市发展企业化（Urban Entrepreneurialism）的改造之路。城市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沦为资本的城市（乃至工具）。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成为城市空间转型的优秀案例，也不妨碍我们从中汲取城市治理、公众参与、公共空间、资本模型创新的营养。中国城市的沿江、沿海旧工业区更新，应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走一条新路。
——《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城市企业化更新与社区隔离
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更新模式中，社会阶层分化和贫富差距加剧似乎难以回避，那么，当地居民是否有可能从码头区后工业时代的转型更新中受益呢？
以位于海关大楼和国际化金融服务中心（IFSC）附近的Sheriff街地块为例。该社区形成于1932-1952年，由18个四层楼高的街区组成，为码头工人家庭提供住所，60年代后出现严重衰退。最初的更新方案是对旧屋进行维护，然而，在私营资本的大力推动下，当局决定收回公共租赁房，将土地以“首次销售”（First-Sale）价格出售，用于建造高端公寓。此举引发当地居民的不满，他们发动了大规模群体集会和占街抗议，1990年社区联合会（Community Association）在其宣传牌上指出，该计划是对“Sheriff街区的死刑判决”，当地媒体对各方矛盾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追踪报道，最终，受影响住户被安置在原址北部。受访居民表示，海关大楼码头区发展局（CHDDA）主导的开发未曾咨询过他们的任何想法，但在1996年都柏林码头区发展局（DDDA）成立后，情况发生转变，社区组织的参与和定期居民会议，有助于他们发表意见。
与此同时，相关研究显示，尽管低学历仍是当地居民主要的入职门槛，但1996-2006年间Sheriff街区居民就业率显著上涨，低收入群体在经过一定的技能培训之后，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如在餐厅酒吧、洗衣房等）。研究同时指出，尽管当地餐饮业繁荣，基本生活设施（超市、杂货店、报摊等）却很少，而便利店价格过高，开发模式普遍缺乏对居民需求的考虑。
Sheriff 街区场景，纪录片《It's A Hard Auld Station》，1976年
右侧高墙，分割新老住区。source/ Sheriff Street Lower, Google Map
1986年、1996年、2006年Sheriff街区块居民就业情况。source/Brian Doucet and Enda Duignan
尽管存在着诸多问题，都柏林码头区改造遵循80年代以来兴起的城市企业主义（Urban Entrepreneurialism），将规划权从地方政府转移至特定开发机构，由开发商主导，对特定地点进行有针对性的集约化城市更新。在1995-2001年间，爱尔兰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9%，一跃成为经合组织中增长最快的国家，而都柏林码头区的发展也被认为是爱尔兰新兴经济的象征。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结束了“凯尔特之虎”（Celtic Tiger)的所创造的奇迹，商业地产和开发价值暴跌（码头区某些地区降幅达90%），几乎所有参与码头区建设的开发商都已破产，都柏林码头区发展局因参与投机性房产开发而陷入危机，并将其资产转移给国家资产管理局（National Asset Management Agency, NAMA），该机构实际控制了75%的码头区开发用地，以这些“资产”获得“最佳财务回报”。
2012年，政府在都柏林码头区指定战略开发区（Strategic Development Zone，SDZs）*，2014年批准的北洛特区（North Lotts）和大运河码头区（Grand Canal Dock）规划方案面积66公顷（开发面积22公顷），地处利菲河两岸，沿用“快速”发展策略，吸引国际投资。
在2000年启动的战略开发区（SDZs）允许政府制定某些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用地，便于加速规划流程，自2003年以来，都柏林共成立了6个战略开发区。
目前,都柏林码头区有超过1100多家企业入驻，年产值约占爱尔兰全国GDP的9％。城市更新也带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西班牙设计师卡拉特拉瓦的作品塞缪尔·贝克特桥（Samuel Beckett Bridge）、美藉爱尔兰建筑师凯文·洛奇的作品都柏林会议中心、都柏林有轨电车延伸线、3Arena大型剧场改造等。
都柏林码头区各区块，红线区域为北洛特区和大运河码头区。source/Dublin Docklands Social Infrastructure Audit 2015
Facebook总部与Bord Gáis Energy 剧场之间。
中央商务区乔治亚码头广场（George’s Quay Plaza ）与其它历史建筑。
塞缪尔·贝克特桥与利菲河两岸。
“硅谷码头”与“智慧社区”
20世纪70年代起，爱尔兰发展局（Industrial Development Agency, IDA）将IT作为关键增长行业，开始寻求跨国大型企业合作，至80年代末，苹果（欧洲总部位于爱尔兰南部城市科克）、戴尔和微软公司均入驻爱尔兰。同时，政府鼓励爱尔兰本土科技企业发展。考虑到劳动力成本竞争，IDA将工作重点从硬件生产转向软件、数据技术和计算机网络，AOL和Netscape成为第二波进入爱尔兰的科技公司。2003年，谷歌与IDA达成协议，将其在欧洲的总部设在都柏林大运河码头区，此后又吸引了Facebook的加入（2014年搬入）。从2010年起，IDA继续提供低税收优惠（企业税率12.5%，低于德国30%和英国21%），并与初创企业进行合作，其中包括twitter、Link、Airbnb、New Relic、Dropbox，同年，政府机构Enterprise Ireland为爱尔兰本土企业提供更多支持，“硅谷码头”逐步成为欧洲的技术中心。
战略规划区设定前（上图）后（下图）科技企业在都柏林码头区分布位置（红色框范围内为1997年DDDA划定的码头区，蓝色框为2014年确定的战略规划区）。source/ Carla Maria Kayanan, Christian Eichenmüller, and Joseph Chambers
都柏林码头区科技公司分布。source/placetech.net
更新的架构——从PPP到PPCT
在走出经济危机的过程中，码头区更新模式进一步由公私合作的PPP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转向公私社区及三方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Community and other third sector，PPCT）。因地产交易亏损严重，DDDA定于2014年宣布解散，并将其部分职能和权利交还给都柏林市政局，直到2016年得以实施，同时成立由爱尔兰住房规划和地方政府长官（Minister for Housing, Planning & Local Government）任命的法定机构——码头区监督与顾问组织（Dublin Docklands Oversight and Consultative Forum，DOCF）取代。该机构由1名独立主席和21名普通成员组成，成员包括市议会议员、社区发展参与者、教育机构成员、经济活动参与者等。该机构重点关注当地社区如何从码头区发展中受益，包括提供生活便利、文化娱乐设施，改善环境，促进社会包容和社区发展，并就政府职能与社会大众进行沟通，会议报告及时在网上公示。同时，码头区企业也承担部分社区责任，包括设立码头区艺术基金（Docklands Arts Fund）、主要用于当地教育的码头区社区基金（Docklands Community Trust）以及组织面向市民的公共活动等。根据2016-2022城市发展规划（City Development Plan 2016-2022），都柏林码头将被打造成“战略发展和复兴区”（Strategy Development and Regeneration Area），规划特别指出了长期忽视的社会效应。
绿地、水网、休闲设施、考古遗迹分布图。source/Public Realm Masterplan for the North Lotts and Grand Canal Dock SDZ Planning Scheme 2014
都柏林码头区教育/培训、健康、社区、文化艺术设施现有资源分布图解，source/Dublin Docklands Social Infrastructure Audit 2015
艺术家Cliona Harmey的作品Dublin Ships，屏幕上实时播放进出都柏林港口的船只名字。在社区文化方面，都柏林市议会和企业艺术组织（Business to Arts）合作，于2015年设立了码头区艺术基金（Docklands Arts Fund），促进艺术家、企业、居民、教育者及相关机构建立伙伴关系。source/ publicart.ie/
2018年都柏林“智慧码头”（Smart Docklands）项目正式启动，由当地政府与创新企业合作，形成协同社会网络，致力于城市管理和经济发展。该项目涉及都柏林码头区的500家企业，4.4万名员工和2.6万名居民，重点关注流动性（mobility）、环境、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在与地区规划和城市发展规划紧密结合的基础上，运用先进技术实现城市“数据化”，通过“城市激活”（urban activation）的方式传递出一种“地方感”。
Source: aivp.org
为确保所有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智慧码头”项目在都柏林市议会的支持下采用“四重螺旋”模型（‘Quadruple Helix’Model）组织社区居民、科技企业、高效研发团队、商业运营者对制定创新计划达成共识。目前的项目涉及：城市交通和可持续出行（如何解决拥堵）、港口交通与城市对接（如何通过共享信息应对流量需求）、极端天气监控（如港口、码头洪水风险警报）、能源效率和环境绩效（空气质量、噪音检测）、评估与可视化（如何提高公民参与度并推动更有效的服务）。基于传感器而形成的“物联网”提高了“连通性”（connectivity），同时有助于监控投资效益，影响城市形态的发展。
“智慧码头区”网站（http://smartdocklands.ie）及进行中的项目。
尽管都柏林码头区更新在现阶段越来越强调塑造社区感，却始终难以摆脱住房短缺问题和人口结构差异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在1991-2002年之间，该地区房屋使用状况出现两项显著变化：私人租赁数量明显上升，从5611户增长至13272户，同时社会住房的减少了20%（例如地块私有化却没有新建足够的社会住房）。自2002年以来，私人租赁的现象再翻了一番以上，达到28286户，占所有户数的51％。码头区监督与顾问组织报告指出，尽管私营资本承诺在房产开发同时建设一定比例的社会住房，但其供应量远不能达到当地的需求。
统计显示，随着科技公司的入驻，计算机行业员工在2014-2017年间增长了120%，并带动租金涨幅高达45%。在“硅谷码头”，新旧社区居民社会背景、教育程度分化尤为严重，代表人群分为两类。一类是年龄在20-30岁之间、具有较高职业技能、从事金融和科技行业的年轻人，其中有许多来自海外；另一类则是既有居民，大多为中低收入人群及老人儿童，一些没有家装宽带的求职者，只能去社区培训中心填写在线申请，有些人没有智能手机和在线应用，无法享受公交全面服务，用Uber打车更无从谈起。“硅谷码头”既然是世界尖端科技企业的所在地，如能将创新技术服务于社区，不仅可以服务居民受益，同时能试验产品性能。如何在多元背景的社会群体之间实现民主决策、技术共享、资源均等分配，仍是创建智慧社区的关键问题。
结论
都柏林码头区的后工业转型是通过吸引国际资本带动城市更新的典型案例，短期内收效显著。然而，全球危机的到来对地方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打击，诸多项目一度停摆。早期由私营部门主导的城市开发，剥夺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空间，加剧社会阶层分化，自下而上的反对声浪引发了对社区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战略发展的带领下，都柏林逐步走出经济危机，并试图在政府规划、资本运作和当地居民之间展开积极对话，明确定位目标群体和服务受众。在获得高效投资回报的同时，建设社会型的基础设施（social infrastructure），关注教育、文化、公共空间、社区文化，并尝试将创新科技运用于城市治理，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积极探索多方共赢的可能性。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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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王正丰，爱尔兰都柏林大学艺术史博士候选人，《城市中国》第四期海外观察员。
编辑/宋代伦+崔国【城市中国研究中心（UCRC）】
*文中未标注来源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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