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在哪？寻找看不见的“附近” | 海外观察员 41
提起剑桥，多数人会联想起一个世界第三古老的知名学府，而非城镇本身。实际上，学院与城市的纠葛，可能比院墙内的绿地与院墙外的街景复杂得多。学院的封闭气泡，镇民与学者的分隔，游客与本地人的偏差……剑桥的地方感，有如万花筒中多面矛盾的碎片。这之中，“附近”作为一种观察，若隐若现。在人类学家项飙的描述中，附近并非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而是一种“看见的尺度”（A Scale of Seeing）。它让我们深入、细致地关注周边，以所收集的信息密织出一张日常生活的认知网络，进而与社区单位之外的、更羌杂无序的城市进行对话。笔者以剑桥学生的日常为轴，去观察一个大学、学院与城市共生的系统，并试图从学院生活与城市生活的交错中，梳理出附近的剪影。同时，也希望能够借此丰富关于附近的讨论：当一个地方的社群与空间处在极度分化之中，不同人群对“附近”的捕捉、探索与下潜存在怎样的困境？
学院的封闭气泡，镇民与学者的分隔，游客与本地人的偏差……剑桥的地方感，有如万花筒中多面矛盾的碎片。这之中，“附近”作为一种观察，若隐若现。在人类学家项飙的描述中，“附近”并非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而是一种“看见的尺度”（A Scale of Seeing）。它让我们深入、细致地关注周边，以所收集的信息密织出一张日常生活的认知网络，进而与社区单位之外的、更羌杂无序的城市进行对话。
笔者以剑桥学生的日常为轴，去观察一个大学、学院与城市共生的系统，并试图从学院生活与城市生活的交错中，梳理出附近的剪影。同时，也希望能够借此丰富关于附近的讨论：当一个地方的社群与空间处在极度分化之中，不同人群对“附近”的捕捉、探索与下潜存在怎样的困境？
一点剑桥史：城区与学院
早在大学出现之前，剑桥已经是一座具有一定规模的城镇了。它的名称来源于康河(River Cam)，当时称为格兰塔河(River Granta)。在罗马和维京时代，剑桥是重要的贸易中心。中世纪时期的小镇围绕着康河的桥而建，一座城堡矗立在桥北面的高地上，桥南面的主要定居点已经有大量的商业、住宅地、和不少宗教机构。商人和牧师沿河而来，聚集于此。
Richard Lyne’s map of Cambridge (1574) ，剑桥最早的完整地图。地图中康河北侧的城堡与南侧的城镇聚居地清晰可见。
图片来源/medievalists.net
1209年，三位牛津职员因卷入命案被当时的英国国王约翰处以绞刑。为逃离敌对的牛津镇民，大量学者学生由牛津移居剑桥。起初他们租住在镇上的民舍里，后来则租用居民的房子作为宿舍，以此为单位进行学生管理。到了1226年，学者数量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由一位叫做“校长 （Chancellor）”的官员代表，开始安排由组织内的学者们教授各类正规课程。
在这座古老大学的历史传承中，与以教学科研为主的院系（Faculty/Department）并行的，便是综合了宗教、学术指导与住宿的学院（College）体系。早期的剑桥大学没有自己的校舍：它依附于教区教堂，并在宗教秩序的前提下，作为进行其公共活动的场所。授课、辩论和住宿则多在经常易手或荒置的私人住宅中进行。不久，一些摄政师、律师和神学家开始建造或租用更大的地方以供教师与学生的学术生活使用，学院的雏形逐渐显现。
剑桥现存最古老的学院彼得豪斯成立于1284年。从十三世纪晚期开始，剑桥相继建成了31个学院，逐步吞并了许多城镇中心的地块和建筑。例如自1135年起便伫立于康河南岸的圣拉德冈德修道院（the Convent of St Radegund）后来变为耶稣学院 。而如今的圣约翰学院位于一所1200年以圣约翰之名建立的医院旧址之上。更多新成立的学院被旧市区有限的空间挤出，落脚在外围城郊。
剑桥当下的城市形态，直观地反映了八百多年来学院与城市嵌套共生的历史。以康河南岸为中心的老城区，是学院与城市布局密度最高的地方，也是慕名而来的访客的目的地。康河的外沿，其他学院和校区向西、北两个方向延伸，与当地居民的住宅和生活区并行。
图片来源/mapsontheweb.zoom-maps.com
尽管学院与当地居民区在空间上彼此镶嵌，城镇本身和大学之间的割裂却由来已久。从一开始，镇上居民和学者学生之间就摩擦不断。一方面，十三世纪时的剑桥学生通常十四五岁左右，经常闹事；另一方面，学生学者们总抱怨本地地主的食宿收费过高。后来，亨利三世试图将学者置于他的保护之下，使其免受地主的剥削；同时，为帮助这批学者垄断当地的教育，他颁布法令，规定只有在公认大师课程下注册的剑桥学生才能留在城区里。此法令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学院派与本地住民之间的地理分水岭。
学院“附近”：特定人群的封闭气泡
学院在不同的语境中扮演着多种角色。它是一个独立经济体，也同时是一个高度学术化、制度化的生活社区。
一方面，学院自身的性质为自治的慈善机构，管理专属的捐赠，也拥有积累多年的财富，包括农场，地产，公司，工厂甚至现在的科技园区和购物中心，分布在剑桥甚至周边市镇。另一方面，学院的“空间本体”则坐落在剑桥城区，有明显的院落与边界。每个学院由一系列建筑围合成的大小庭院相互串联，提供自主的休闲、会议、生活、学习、宗教、办公场所。学生和院士的生活与社交大多时间维持在院墙之内。相较于功能单一的居住地，学院更像是一个五脏俱全的闭环系统，将剑桥人包裹在一个个真空的生活气泡里。
St John’s College Map（St John’s Visitors Leaflet, 2015）
图片来源/圣约翰学院官方手册
从行政体系上看，学院（College）与大学（University）平行运作，有高度的自主权。院长（Master）和院士（Fellow）们组成了学院内相对官僚化、层级分明的管理层，负责筛选学生，制定教学、经营与财政方面的决议。学院中的酒吧、花园、图书馆和教堂也分别由相应的委员会负责，筹集资金，并作出与学院运作有关的选票提案，呈至管理层进行表决。权力层级之外，还有相当多的后勤人员维持着学院日常的生态系统，例如餐厅的厨师、服务员，房屋的维护和保洁团队，修整庭院绿植的园丁，以及与学生打交道最为频繁的门房管理员和秘书。
但这些隐性复杂的结构体系，或许并不构成多数剑桥人对学院的直观认知。生活中，大家更容易看到与感知的，仅仅是周边有限的、和自身相关的一面，也由此划定了个人视角下的“附近”尺度。如剑桥人类学教授阿兰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所说，“同一个学院，对它的所有成员来说，并不是同一个社区”。
从开敞的公共空间（门房，院落，草坪），到半开放式公共空间（正餐厅，小教堂，图书馆，办公室，档案室，咖啡酒吧，健身房），到封闭式公共空间（本科生公共休息室JCR，研究生公共休息室 MCR，长者公共休息室SCR，院士花园Fellows’ Garden，院长花园Master’s Garden），到私人空间（学生、院士、院长的住所），公共至私人的层层递进中，空间上的交错，不一定会带来“附近”范围的相交。个人在学院的不同角色，也体现在对学院内有限空间的使用范围上。
新生、院长、院士、游客
每个学院的“新人”，大概要花费大半个学期来认识学院内每栋楼的名字，慢慢摸索出属于自己的日常活动的区间，和从点到点的通路。院内大大小小的方形庭院，以建筑作为隔断，又通过建筑中间的门拱与回廊互相连通。办公室、讲师住所和学生宿舍隐匿于庭院四周的建筑内，通往这些房间的，是以字母或数字排序的不同“楼梯”（例：Staircase N）。
通往不同“楼梯”的门洞。
为了寻找院办公室所在的楼梯，院生来学院报道的第一件事，是去门房问路。比对着地图，进入宽敞的中庭，顺着草坪边沿的石铺路，右转穿过狭窄的门拱，才到达后侧的庭院。半围合的建筑立面，间或洞开着稍显幽暗的一个个单元入口，以字母一一标记。有不起眼的标识指示着访客踏上石阶旋转上行，不知转了几圈，才看到办公室的门，贴着“推门入”——只是在一连串寻觅与探索后，再朴实的结尾也多了一层神秘色彩。
除却此类通往事务场所的楼梯，多数学生更熟悉的是通往宿舍的楼梯。共用的客厅、厨房和洗浴设施把楼梯连接的十几个房间变成了一个微缩的社群单元，在那里，新生开始第一年的友谊。他们专业不尽相同，却迅速互相熟识，成为从学院活动到一日三餐的搭档。
偶尔有功能房穿插于宿舍之中，譬如横跨两栋单元的音乐排练室。使用者需先行预约，在门房处登记，才可取用钥匙，走进陌生楼梯的入口。经过门边的住户名牌，地下室的廊道，和厨房的玻璃内窗，到达排练室——蜿蜒曲折的这一路，隐约暗示着误入他人领地的不安。学院中，许多类似的公共区域和封闭性空间的交错，反映出在四五个世纪的数次翻新中，大部分院内建筑的演变痕迹。“没有人会从零开始设计这种复杂的系统，”前剑桥建筑系主任弗朗西斯·潘兹曾感慨到。
在对空间权力的探究中，福柯以空间分配作为切入点来论证纪律的实现。通过封闭空间、单元分类、等级划分等权力实践，“纪律将个体在空间中组织起来”。采用修道院寄宿制模式的学院，可谓是空间分配的先河。在这样的空间分配上，权力通常隐藏在权力对象不可见之处。对于附近的陌生，不仅体现在单一建筑里，也体现在学院隐形的空间权力划分上。
耶稣学院正门，“烟囱”过道的石墙两侧，是标记为“私有”的院士花园与院长住所。
上图，图片来源/耶稣学院官网
以耶稣学院为例，从沿街的铁门到学院的正门，需经过一条名为“烟囱”的步行道。两侧长长的石墙背面分别是院士们和院长的专属花园，隐藏于公共视线之外，与学院的开放空间作出了明确的分隔。除却开学或期末偶尔举行的特别参观活动，这些私人领域从不对外开放。
偶尔，院长宅院举办小型讲座，报名到访的学生总算有机会探索“烟囱”的背后。随着小径进了双扇木门，踏上有宿舍单元楼梯两倍宽的台阶，围坐在装潢古典雅致的宽敞客厅饮茶聊天，才发现古旧的学院里也有丝毫算不上局促的居住空间。在这栋隐秘建筑的视野中，私人花园与学院中庭均可尽收眼底。
而貌似开敞的公共区域，也充满看不见的枷锁。一些学院内方正整齐的草坪，只允许院士踩踏穿行，其他人则要循着旁边的步行路。面朝绿地，玻璃幕墙、视线通透的咖啡吧，仅供院内人员刷卡进门——即使在导航地图上显示得像一家对外营业的店。不少寻找歇脚点的游客按照指引误至此地，却被阻隔于电子门锁之外，若非遇见正巧经过的院生帮忙，就只得转身离开。
貌似开敞却需刷卡进入的学院咖啡吧。
访客与赴宴者
幽暗的门拱，曲折的廊道，层叠的庭院，除了连接生活与功能空间，也指向正餐厅以及附属教堂这样的仪式场所。这些看似边际感明显的区域，反倒是院内与外界的接口。
临近黄昏，教堂钟声响起时，正门处早已放置了指示牌，列好了晚祷的时间与方位。许多学院教堂举行的礼拜与小型音乐会不仅面向本院师生，也开放给外界访客。只是，在院墙、院门与连廊的一系列屏障后，空间上的封闭性使得此类活动并不为外人所熟知。
学院最著名的，也是吸引最多院外人士的活动，是正餐晚宴（Formal Hall）。每到傍晚七点左右，成群结队的正装男女忽然出现，或步行，或骑车，穿梭在各学院之间。这股汹涌的人潮并不在路上多做停留，也仅仅会出现在晚宴前半小时内。他们以极快的步伐从角落中显现，在熙熙攘攘的主街上招摇过市，黑色的长袍鼓着风拖在身后，成为剑桥日常街景的一部分。
学院正餐晚宴。
仪式感浓重的晚宴是重要的社交场合，作为学院文化的重头戏，也带来了不同社群在固定空间的聚集。导师，朋友，其他学院的学生，来剑桥观光访友的客人，都可以通过本院师生邀请成为座上宾。门拱一侧，通向正餐厅的门虚掩着。进去之后的楼梯，通向挂满肖像画的古老餐厅。学生们携宾客从大门进入，就坐于长桌两侧，院士们则从前端的小门进入大厅，列席尽头地台的高桌。
到其他学院吃晚宴的剑桥人，如同由一个气泡转场另一个气泡般，迅速重塑对相似环境的熟识度。各学院虽然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可功能逻辑仍然基本相同。来作客的学生们嵌入自己所在学院的经验，来进行类比式的“附近”认知：
从公共休息室品尝过餐前酒，转场去晚宴厅；正餐结束后，又蒙着夜色摸索到学院内的酒吧继续未完的闲聊；途经一到两个串联的中庭，也穿过不少沉重的双扇主门与不起眼的、刷卡可进的边门。
这些似曾相识的路线和房间，似乎只是把本院的空间做了一次排列组合或拉伸变形。而对于非剑桥系统内的客人们，“赴宴”，则是一次蒙眼的迷宫探索。院生们作为东道主及“向导”，串联起散布于院内的空间碎片，引领着客人到访晚宴相关的地点——各个碎片间的切换，有如管中窥豹，无法观其全貌。
后勤员工
有些正餐厅在举办晚宴之余，也作为食堂，提供一日三餐。每当饭点将近，大厅外的走廊和对面的点餐口排满了学生。而当堂食的人群四散前往院系、讲堂与图书馆，这里便冷清得有点空旷。此刻，学院生活区域便迎来另一个群体：后厨的进货门处，厨师与工人不时进出；宿舍单元前，保洁拎出垃圾袋，整齐地排列在每个楼梯口；庭院中心，园丁坐在剪草机上，驶过禁止踩踏的草坪……
掩映在学院边缘树丛中的园丁小屋。
古称“college servants”的后勤人群或许是学院中“归属感”最薄弱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住在学院外，有些甚至在远离市中心的郊区，“学院”这一围绕教学生活的社区只是单纯的工作地点。日常中，后勤虽与院士和学生们同处于院墙之内，却遵循着有别于他人的工作流线。
在学院内，保洁员的传统称呼是bedmakers 或 bedders。比起现在一些学院的后勤对于私人领地的回避，传统的bedmaker也会负责房间内的整理清扫，与院生的关系更为紧密（抑或紧张），取决于房间的整洁度。bedmaker一般由年老的妇人担任，对学生有如对自己的孩子般关切。
学院的每位保洁员负责大约四个宿舍单元。工作区域涵盖宿舍的所有公共空间：走廊、盥洗室、厨房、楼梯。进入宿舍后，她们会统一收走学生放在房间门外的生活垃圾，并打扫厨房、走廊、卫生间等。到访宿舍的次数取决于不同学院的要求，譬如三一学院是周一至周五，圣约翰学院则是每周三天。大部分时候，清洁工作在上午9点到12点之间进行，似乎有意和多数学生上课的时间线错开。
保洁员们的工作空间与学生的生活空间几乎重叠，却不相交。为了方便从一个单元转移到另一个单元，也避免打扰到主入口的使用，保洁员习惯从房子的边门进出，工作路线也集中在串联着宿舍房屋的后院。作为学院生活中的一个隐形群体，他们刻意绕开了院生们的活动路径。只有偶尔看到冰箱里多了瓶牛奶，才能发现她们工作间隙在厨房泡茶休息的痕迹。
剑桥大学的bedmakers在准备早餐，1939年6月。
(Photo by Gerti Deutsch/Getty Images)
如今，保洁员的工作更加正规化、模式化，却也更少和院生的日常生活保有联系。大多数院生提及她们时，唯一印象只是每次碰面时问候的“你好吗”，却不知学院之外她们的来处。
与笔者唯一深入聊过天的，是一位华人保洁阿姨。她只身一人带着三个孩子住在远郊，每日骑自行车上下班，多使用离宿舍较近的偏门进出学院，把车子停在后院的墙边。有一次在厨房碰面，她看我提了超市的食物回来，向我推荐剑桥北部的一个农产品集市，说居民们更习惯去那里买菜，新鲜便宜。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在学院的生活气泡之外，还有一个附近而遥远的剑桥是我们从未涉足过的。
【待续】
参考资料
1. Biao Xiang, The Nearby as a Scale of Seeing, Cambridge City Seminar,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9 Feb 2021 [online] https://youtu.be/kNePRd9SXh8
2. Simon Bailey, The hanging of the clerks in 1209, BBC Oxford, 18 Dec 2009 [online] http://news.bbc.co.uk/local/oxford/low/people_and_places/history/newsid_8405000/8405640.stm
3. Macfarlane, Alan. "Colleges in Cambridge." Cambridge Repository, 2013.
图中未注来源图片为作者拍摄
文/李雨菲
编辑/宋代伦
本文作者
李雨菲
李雨菲，剑桥大学建筑系在读博士研究生，英国皇家注册建筑师，剑桥建筑系刊《Scroope》主编，《城市中国》第五期（2021-2022）海外观察员。
UCO海外观察研究
海外观察员项目是《城市中国》围绕“全球视野，中国目光”这一目标的探索与尝试。自2016年1月首次发声至今，《城市中国》海外观察员项目已经招募了五期，携手来自全球19座城市、23所知名高校、总计47名青年学人，搭建了一个海内外青年学者的交流平台。点击查看更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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