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都市实践 ｜ 海外观察员44
城市是一个进化的复杂系统，是一个自适应调节的系统，其中土地是其自身灵活性的关键催化剂。我们如何在城市街区创造一种新的催化剂，从而使其能够灵活地运作进化系统？农业都市化的新模式是否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人类和农作物对城市土地拥有多重所有权，城市可以发展成为更具动态稳定的结构，在农业和其他生活、生产活动的多重影响下，演化为一个与景观、生态、人居相平衡的进化系统。
民以食为天
“食色，性也”。
吃，是大事。吃什么，怎么吃，实在太重要了。
人类作为杂食动物，如何选择食物这一问题，从原始社会到今天一直存在着。对于最初的人类来说，杂食者意味着人们在自然界拥有更多的选择，但也伴随风险；而对现代人来说，这个难题似乎是，在超市中购买食物的两难抉择：有机食品还是普通食品？本地食品还是进口食品？野生的还是养殖的？吃素还是吃肉？随着食物体系越来越产业化，如何选择食物的问题变得愈加普遍化。
EATnomics——新饮食经济学
随着工业时代不断推进，食物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也发展出各种形式，“EATnomic——Farm to Table Economics”的新饮食经济学正逐步渗透生活。
“饮食经济学”概念明确地涉及了正在兴起的“新经济”趋势：从事食品生产和供给的每个人，正在逐渐使用生产机器、无人机、大数据或人工智能等一些新兴的技术和概念；同时，用植物蛋白代替肉中存在的蛋白，也是当今食品技术行业的大趋势之一，甚至被冠之以“革命”一说。这种“革命”相信，一个人每天需要的营养可以分解为几种蔬菜 ，而不是非得通过肉来达到营养均衡。
全球化趋势下，食物的生产、流通极大地突破了人们的传统认知。云南的野生菌菇，可以在当天到达上海的生鲜超市；远在智利的车厘子，在保持全然新鲜的状态下，可以大批量的出现在香港、北京、成都的量贩超市……这些超乎想象的便利，使得公众也对食品以及其生产过程和分配流通产生了极大兴趣。实际上，农业生产也早已不再是与城市分离的二元对立状态，农业空间完全可以在物理上、虚拟上，注入到现有城市结构中，这进一步使得建筑师需要重新思考农业资本在当今城市中的角色。
首先，食物的分销空间出现了新形态。在2021年阿里巴巴举行的一场投资者大会上，盒马鲜生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成绩单。据统计，运营1.5年以上的盒马鲜生门店单店坪效超过5万元，单店日均销售额达80万元，远超传统超市。盒马称，线上销售对总销售额的贡献超过60%。这展示了该项目计划以数据驱动“线上线下与现代物流技术融合”的成果。最令消费者乐道的，莫过于购物30分钟送达、生鲜品类齐全等服务，这些项目全仰赖其背后强大的供应链物流系统。
室内农场（Infarm）推出的城市垂直农场种植装置成为商家营销的新趋势。一个垂直农场每月可有1200株收成，足够覆盖一些小型社区的需求。（图片来源: INFARM BERLIN）
另外，为保证新鲜时效，国内倾向于提高物流效率，而国外则尝试起了城中生产。在欧洲，一种创新营销趋势是在超市里“种菜”。总部位于柏林的室内农场（Infarm）公司推出了一款可以在室内种菜的垂直农场系统。这种占地不足2平方米的“农场”，外型酷似货柜，实则是以技术支撑的“精确种植”——根据实时数据来调整光线、温度、酸碱值等种植条件。除此以外，这些种植货柜组成的种植中心皆与云端“农场大脑”联通。数据来源于每个种植中心配备的大量实验室级传感器，它们负责观测所有“植物幼崽”对环境细微变化所做出反应，并收集温度、湿度、土壤养分水平、作物生长速度等方面的数据。“农场大脑”已从全球农业网络收集了超过600亿个数据点。通过使用这些数据，Infarm不断改进种植配方以培育出美味的食物。有了这种室内农场，消费者可以直接采摘到最大新鲜度的有机蔬菜。目前，德国已经有超过50个这样的室内垂直农场，分布在超市、餐厅、物流仓库等地。
这种有机、可持续的消费方式，是消费者主动追求的健康，还是数字时代下时间和空间重新分配的必然选择？当代人对食物的理解正受到技术、利益等各要素的影响。（图片来源: INFARM BERLIN）
“农场到餐桌”的概念使农业生产与城市消费紧密连接，不仅提供了食品种植的教育意义，同时也更关注食品健康和粮食安全。但新概念并非全是好处，“贵”也成为有机产品的代名词。市面上一包有机蔬菜动辄几十元，比传统菜价贵出几倍乃至几十倍。高昂的菜价“劝退”不少消费者。有机菜的设施成本、人工成本、损耗成本、认证成本，都远远高过普通蔬菜。尽管这些是推高有机菜菜价的因素，但很难说营销因素在其中不是为主因。
尽管国内外侧重点有别，但总体上，“互联网+农业”是未来农业的发展趋势之一，特别是疫情影响下，消费方式由线下转向线上成为未来不可忽视的趋势。新颖营销模式不一定提升消费者体验，而食品的质量和运输方式已然成为公众更在意的方面。
农业都市化
食品的生产和消费历来是城市核心话题之一，即便这种核心性在国内大众语境中少有被注视。疫情危机，令人们重新思考农业是否应当重返城市。令人沮丧的是，几个世纪以来，农业化和城市化一直是诸多学科中相互对立的两个概念。不过可喜的是，在最前沿的设计语境中，已经发起了对都市农业的大力倡导。推动都市农业发展的动力，是公众对食品在全球化城市中生产和分配逻辑的兴趣日浓。
为回答农业是否应当回归都市这一问题，重申建筑师、规划师的早期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诸多智慧。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建筑师关注农业问题，并提出了开创性的乌托邦式都市计划。
●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的“广亩城市 Broadacres City”（1934-35）
Broadacre City 模型提出了对现代工业城市的严厉批判，同时为在无边际的耕地平原上定居设定了一个在地有机模式。在认为欧洲传统的城市和乡村之间无区别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网络。建筑师和规划师取代地方政府部门，管理着一群拥有土地的居民。赖特推崇分散定居点概念，由于每户居民拥有一英亩土地使用权，Broadacre City的居民享受着拥有花园和自给自足小型农场的现代住房。这种不同规模的住房类型穿插着轻工业、小型商业中心和市场、市政建筑等服务设施，以及无处不在的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尽管Broadacre City的城市密度极低，但大部分土地都被用于建设和耕种。
● 路德维希·希尔伯塞默（Ludwig Hilberseimer） “新区域模式 New Regional Pattern”（1945-49）
1940年代，希尔伯塞默的“定居单元”概念逐渐形成。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年里，希尔伯塞默在Broadacre City的影响下进一步推进有机城市主义的研究。希尔伯塞默开创了 “新区域模式”——基于区域高速公路和自然环境条件的低密度城市化战略。与Broadacre City一样，新区域模式围绕交通和通信网络组织，统一了以景观和社区农业为主导的郊区定居点，住房、农场、轻工业、商业和市政空间，均穿插于区域空间上。新区域模式将地形、水文、植被、风向等自然环境因素纳入其规划的影响范围，因此，并没有遵循Broadacre City 的网格布局。它在利用北美环境条件的前提上，将基础设施系统与建成景观进行有机结合，来构建定居点。
● 布兰兹（Andrea Branzi）的“农田 Agronica模型”（1995）
Agronica模型，探索了农业和能源生产、后福特工业主义以及消费文化之间的潜在关系。布兰兹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发展“弱城市形式”和“非图形领域”——灵活、可移动、对变化开放的形式和领域。这一思想影响了景观都市主义（Landscape Urbanism）的产生，并激发了新兴活力生态城市主义。布兰兹和希尔伯塞默都选择将城市描述为一个有连续关系的流动系统，而不是一种生态的集合。
赖特的“Broadacres City”（1934-35）、希尔伯塞默的“New Regional Pattern”（1945-49）和布兰兹的“Agronica”（1995），虽然这三种模型的提出间隔了几十年，但其都倡导分散式农业城市化，强调农业生产对城市形态的影响。他们的实践均隐含着两大假设：
首先，城市将继续分散；
其次，景观将成为城市形态的主要媒介。
在这三人设计的郊区景观中，用农场和田野来充实农业景观。同时，这些农业景观被统合在城市基础设施的大型地域网络框架之内，构建起了自然环境与农业、工业景观之间新的关系。这些实践模型展现了去中心化的结构形态，并且暗指地域临近、相关联的生产单位可以自行组成小整体，从而实现小范围内的自给自足。这种自足模式又可以进一步横向分散到整个城市。
三者都提出了城市新概念，但从中我们也可发现，三人都对高密度城市形象嗤之以鼻，宣扬城市形象将逐步分散和模糊，并倡导一种富有城郊的景观形态；宣扬城市和乡村之间典型的分界将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郊区和城市的合并。其本质，是走向郊区化的地区主义。回归到现代高密度城市的背景下，三人的设计形态并非借鉴的关键，反而是他们对农业与城市之间关系的再审视，是我们重新定义都市农业模型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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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社区农业实践——香港屋顶共和国
根据生态学家Dickson Despommier的说法，“在相同的占地面积下，室内受控环境耕作技术可以比室外耕作产生更多的食物。”许多垂直农业技术正在助力这种趋势，包括人工照明以及自动化的种植和生产技术。但与此同时，文化挑战也在涌现：城市实验室引入的粮食生产或将与公众隔离。人们不禁担忧，公众与农业的联系会消失吗？蔬菜的生长和栽培是否还能向所有人透明展示并带来知识？
这些担忧的背后，恰恰说明了农业城市化模式的标准，并非只有新鲜蔬菜的生产这一个纬度；人与农业之间的联系，也将成为关键标准之一。这一点在香港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
由于用地不足，香港90%以上的食品依靠进口，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真正新鲜的本地蔬菜，在香港是一种奢侈品。但随着食品供应需求的上升以及对食品安全的顾虑，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开始寻找本土生产的食品，努力在高密度城市里实现种地自由。不能在地面上种植，他们就把蔬果种到“空中”。
“屋顶共和国”正是这样一个实验性团队，在城市的高楼寻找农业寄居地，并且帮助建立社区与农业的可持续关系。创始人之一徐伽说：“这有点像一个社会性试验”。
39层楼高的美国银行大厦楼顶农场为这片混凝土丛林增添了一抹稀缺的绿色（图片来源: Robert Davies）
食物生产只是该计划的其中一个目标，他们更大的目标是彻底改变这座城市的快节奏文化。香港社会高度分化，民众通常被孤立于一个个由同事和朋友组成的小单元。“屋顶共和国”团队邀请周边区域留下的农民，来给城市工人和团队志愿者上课，并尝试将知识与社区分享，且传递下去。因为，他们不希望这些丰富的有机农业知识，随着世代消亡而消失。作为回报，“屋顶共和国”雇佣农民培育屋顶农场所需的幼苗，给他们提供稳定的、不受市场波动影响的收入来源。
除了像美国银行大厦楼顶较为成熟的项目，“屋顶共和国”的一些新项目更具突破性，如位于香港艺穗会（Hong Kong Fringe Club）的项目。此项目屋顶农场种植的茄子、西红柿、牛至、柠檬草、薄荷和羽衣甘蓝，可直接供应给楼下的酒吧和餐厅。“屋顶共和国”在艺穗会项目中开创了新目标——教育，屋顶上的“世外桃源”以定期举办讲座的形式，让香港居民能够更多地了解种植食物的相关农业知识。
香港艺穗会屋顶农场为楼下的酒吧和餐馆提供食材（图片来源: Robert Davies）
除了实践派，香港大学园境建筑学部的Matthew Pryor教授对香港的屋顶农场进行了系列调查，发现了近60个自发耕作的农场。和“屋顶共和国”一样，他认为屋顶农场是社会福利的一种有效形式，尤其是对老年人。世界卫生组织（WHO）2020年的报告显示，香港居民平均寿命达到85.29岁，自2018年起超过一向位列前茅的日本，香港成为世界上居民预期寿命最长的地区。但是，香港老人尤其是低收入的老年群体，他们无处可去，大部分时间是闲坐在街上。因此，如果可以利用农场作业，消化老年群体的精力和时间，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
为了让屋顶农场得到官方的重视，Matthew正试图建立一个香港城市模型，估算可以用于屋顶农场的总面积。初步估算面积共计695公顷，相当于是伦敦海德公园的5倍，或纽约中央公园的2倍。Matthew相信，屋顶上的可耕作面积要大于地面。因此，他也正努力尝试说服政府，让屋顶农场合法性，并将其纳入城市规划体系之中。（延伸阅读：星球城市化中的湿地）
参考资料
· https://cn.nytimes.com/real-estate/20140926/t26garden/zh-hant/
·《Food Forward NYC: A 10-Year Food Policy Plan》
·《naked city》East New York Farms
·《杂食者的两难：食物的自然史》——[美] 迈克尔·波伦 Michael Pollan
本文作者
Zoe 赵璟韫
《城市中国》第五期（2021-2022）海外观察员
毕业于英国巴特莱特建筑学院，目前就职于AECOM（香港）。个人研究兴趣主要围绕“关系型城市模型“ RUM（Relational Urbanism Model）设计方法，通过定量的情景分析来构建城市建设参与者（政府、开放商、建造师、用户）之间的协商机制。
文/zoe
编辑/崔国
海外观察员计划、城市中国观察员计划统筹/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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