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浪潮下的人群分化与空间价值
2022年，我国房地产市场由无到有的三十多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65.22%，这强有力地标志着中国城市化切切实实走入“下半场”。与城市化“上半场”相比，城市中产人群的细分与成熟，将深刻影响中国未来城市空间的发展、重构。
居住的分异
人群的弥合
我国城市的空间发展遵循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但也有着自身的典型特征。城市空间结构总体上遵循地租理论，表现出经典的同心圆圈层结构，同时也出现了组团拼贴式的混合结构。其次，由于中国独特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和速度，我国城市规划对地理方位更加敏感，其中饱含未来发展预判、政策倾向多寡、资金收益估值、基础设施配比等多重预期。
9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城市化伴随着房地产行业的起步及新兴中产阶层的出现。到了在本世纪初，在房地产开发的烘托下，我国城市出现了与西方如出一辙的居住分异趋势——不同收入群体分类聚居，不同收入群体在空间上严重隔离。2008 年初，时任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提出，“现在广州的住房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地方集中某个收入层的群体，另一个地方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收入群体，这是不妥的。”他表示，“不要让不同收入的群体住在不同的地方，否则将来整个社会资源的分布就不均匀了……如果所有的优势资源都集中到富人区中，那是不对的，开发商建房，不能都是富人们住的房……（其他社区中）低收入群体全居住在一起，这样下去，将来肯定要出问题。”朱小丹一语惊起千层浪，居住分异情况之严重可见一斑。
小区的名字和风格，不仅是住宅的空间风格，还在很大程度上为购房者提供居住想象，乃至文化认同。图为《城市中国》杂志研究呈现的“楼盘命名学”。（图片来源/《城市中国》杂志第50期）
欧美发达国家为解决居住分异所采取的主要方式是同阶层人群的混居。然而，其实际实际经验并不理想且问题不断。可见，生硬的跨阶层混居，不但不能起到弥合人群隔阂，减弱居住分异的作用，反而会激起更大、更深的阶层冲突。而在我国，这种居住分异的情况在2010年后出现转机，并没有继续扩大。审视之后可以发现，弥合的原因不是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混居，更大的原因是中产阶层人群的数量扩大与内部细分，也就是其自身的多元化导致了居住分异的弥合。
中等收入群体当然好理解，就是按收入划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体。这一群体的发展是21世纪以来的突出现象，他们也经常被称为中产阶层、精英、白领。在中国经济迅速攀升的时期，当时乐观估计，每年有800万人进入中产阶层。中产阶层是我国房地产市场购买人群的主体，其崛起也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社会结构初步形成的标志。
从2010年到2018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逐渐扩大，开始向橄榄型社会结构发展。历史上的中国中产阶层的典型来源包含对外出口加工业、国际贸易、房地产、医生、珠宝及艺术品交易等行业，这一群体在各大豪宅产品的购房群体中表现十分突出。而近年来，创意、文化、互联网、直播、科技，乃至小众音乐家、旅行博主、生态保护KOL等各种领域都成为中产阶层的新兴来源。数据资料来源：麦肯锡、中为咨询研究部
中国财富总量急剧扩张是中产阶层增长的经济基础。但随着经济模式、结构的转变，中产阶层也出现了年龄层次的分化（新生代对老一代）、收入水平的分化（金领对灰领）、行业领域的分化（新兴业态对传统业态）、城市规模的分化（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等众多不同维度的分化。不同年龄阶段、收入水平、行业领域、城市规模的中产阶层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生存条件和发展背景，使得该群体缺乏一致的群体认同、群体归属和集体意识。当然，这使得他们尽管主导了一座城市的房地产建售格局，但却不再表现出日益深化的居住分异。
对城市空间的定义价值
增量开发阶段，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加深，开发商将目光投放在老城外围地带，开始建设新城。毫无疑问的是，新城由中产品味支配：空间形态的塑造偏向于满足中产阶级的需求和情感，建筑语言着重表达着中产阶级的美学观——高耸的写字楼、雅致的艺术馆、高档次的购物中心……包括商业、教育、医疗、公共空间等都体现了中产审美。
位于成都天府新区的兴隆湖中信书店被称为“成都最美书店”（图片来源：archdaily）
存量更新阶段，中产阶层以相同的逻辑返回旧城。一些从事艺术、文化类职业的人看中了破败旧城区的低租金，开始对废弃或破旧空间进行改造。在不断的积累过程中，一些街道、街区重焕活力，开发了一批富有情调，也就是合乎中产阶层品味的店面。自此，越来越多的商家和消费者被吸引，继而这里的租金及生活成本也在上涨……于是新的循环中，中产再一次胜利。
当然，中产阶层的审美也被诸多诟病。尤其在城市化较为成熟，且社会贫富差异巨大的欧美国家，学界热门的“士绅化”研究将这一群体视为吞噬城市一切资源的虎狼，几乎天然地站在了“社会公正”的对立面。然而，正如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所言：“只要城市贫富差距存在，任何一种公共服务的提供模式，都会使一些人受损、一些人获益，这就是现代城市的规律。”若是中产阶层没有扩散到这些所谓的“士绅化”地区，城市空间、公共服务仍保持原来日渐衰落的状态，那城市无法得到充足的税收，原住民继续忍受落后的生活，最终成为一场零和游戏，这似乎也不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城市未来。尤其在国内的社会背景下，中产阶层的存在，对新城、老城都有着“造物主”一般的赋能，其对城市空间、区位重构的价值不可忽视。
在《大崛起》一书中，作者赵燕菁着重提出了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模型，即房地产市场及土地经济，为城市提供了一大笔资金来源，特别是土地估值成为一种难得的“金融收入”，这种金融估值，又为城市科技、文化等产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了低成本的海量资金支持。
实际上，从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历史来看，中产阶层的喜好诉求，以及由此支持的房地产市场，恰好是中国城市化的发动机，也是中国近20年来经济腾飞的启动器。恰如《大崛起》一书中的观点，正是因为有了依托中产阶层消化的房地产市场，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和成就才能如此之快，也才能实现更加快速的城市发展转型。
因此，尽管中产阶层在诸多城市研究、文化讨论中都被不断诟病、批判，我们仍不可否认这一群体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性价值。
身份的焦虑与群体迭代细分并存
从中国中产阶层的兴起开始，关于“中产焦虑”的讨论就未曾停歇。一方面，中产对阶层的滑落尤为警惕，另一方面，其始终热衷于寻找和建立身份认同。如果说本世纪初的新兴中产执著于建立一个统一的阶层标签，从而和其他阶层形成区隔。今天，更加丰富的中产阶层人群，已无法认同此前所构建的“中产阶层”标签，他们需要重新找到一个交集。
这里包含两个重点，其一是中产阶层的人群来源基础扩大导致的不认同。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走入下半场，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发生了转变：第一、二产业不断萎缩，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这意味着中产阶层的来源基础不断丰富和壮大。乡镇企业家、归国留学生、电竞运动员、在线教育博主……都会流向城市，也都有极大可能获得较好的职业和较高的收入，从而成为中产阶层。不难发现，人群来源的扩大使得价值体系更加多元、复杂，原本仅由“精英”构成且认同的价值观，并不能成为驯化新兴中产阶层的共同价值。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传统上的中产消费方式、审美难再大行其道。
开发企业对城市中产的不断渲染，可以在世纪初的地产广告语中窥见一二。又如“世界再拥挤，露台的宽容魅力也显而易见”时刻提醒着购房者，露台在“品质生活”中的必要性。在地产商的观念灌输中，中产阶层越来越坚信穿什么样的衣服，开什么样的车，住什么样的房子，用什么样的手机，喝什么样的茶，有什么样的休闲方式……定义着一个人。正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所说：“现代人满足的源泉和社会理想行为的标准不再是工作劳动本身，而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图片来源：网络）
其次，是新的全球思想、知识潮流导致的不认同。从城市化的下半场逻辑来看，年轻一代的中产阶层更具活力。在经历疫情、裁员等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冲击后，他们不再刻意追求“老中产”曾经执念的物质和外在，而是更加关注内在的、心理和精神上的需求。媒体称这群人为“新中产”，追寻内心充实和自我实现是他们的奋斗价值。保罗·福塞尔在《格调》中称呼他们为“另类”，因为年轻一代跳脱出他人对中产阶层想象和束缚的牢笼，兼具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强调个人体验，无论文化观念、生活方式，还是消费原则，都具有开放的特征。
不难发现，时至今日，中产阶层虽是一个庞大的且不断壮大的群体，但也并非均质的铁板一块。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价值标准和目标追求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作为个体，他们的生活方式、收入和职业存在着较大差异。中产阶层是复杂的、多元的、动态的，很难被概括。我们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来分析中产阶层，而不是草率建立一个单一的人像描摹原型。
空间选择人群
人群活化区位
尽管很难找出一个令各个学科信服且清晰的分类标准，来具体划分今天中国城市中中产阶层的内部细分类别，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城市空间的选择中窥见不同类型中产群体的一些端倪：
例如，一部分中产群体对城市核心区极为推崇，认为只有在老城区体验都市生活的日常，才是真正优质的选择，住房或许只是一套老公房，并不豪华但充满历史的基调，城市公共服务或许刚刚达标，但那种城市生活的烟火气却无比的充足，令人精神富足又愉悦；
再如，一部分中产群体对嘈杂的空间避之不及，只有环境清幽的近郊独居才是心中的桃花源，驾车工作，外出繁忙，但只要回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一切都会重新获得生机，只要这里再配上优质的医、教、产、文配套，做出“正确的选择”是理所当然的结果；
……
显然，作为地产消费主力军，未来的中产阶层分化日益突出，也不再被地产开发的宣传轻易左右，而是更多思考真实的居住需求，也由此出现中产阶层中更多的年龄细分市场，有学者将其分为单身者、年轻夫妇、核心家庭、中年家庭和老年家庭等部分。
被称为“神盘”的成都麓湖将其目标人群定义为“麓客”，其并非笼统的中产或富裕阶层，而是具有创造力、文化影响力的菁英人群。（图片来源：麓湖生态城）
不同年龄层的购房者具有不同诉求。例如，对于20-30岁的单身者或年轻夫妇来说，他们会更多考虑工作上的便利和生活的丰富程度，所以在区位选择上，大多不会远离市区。QuestMobile的调研数据显示，现在的年轻人，抱着“要花一个半小时通勤，宁可不要房子”这种想法的人越来越多。这种情况在中国城市中也愈发明显。但无论是选择城市内还是城郊，我们都可以发现，各个群体的生活诉求日益清晰，人群数量日渐增长，行为偏好日渐稳固。而为这些中产细分人群提供对应居住产品的开发企业，也由此获得持续发展的潜力。
简而言之，在中国城市化“上半场”，开发企业及其产品，没有选择人群的权利；人群也在本质上没有选择空间的权利。地产开发的居住产品必须面向全部人，面向各种价值体系的购买者，“刚需”“改善”“小太阳”并非真正的人群划分，仅仅是一种功能性划分；人群也只能在实际的利弊之间权衡，做出当下最有利于自身的置业决策，从来不存在与自身价值共频的选项。
LessWrong是个典型的中产细分人群重新定义城市物理空间的案例。他们共同关注城市治理，在线上互动不过瘾的情况下，干脆在物理空间上住在了一起，从而使得一方社区成为城市治理的标杆区域。图为LessWrong社区举办的活动（蓝色箭头）、线下社群（绿色房屋标志）和社区成员（蓝色人形标志）的地点。（图片来源：www.lesswrong.com/community）
然而，城市化进入“下半场”，在更加细分且拥有足够基数的人群构成结构之下，开发企业甚至可以选择空间、选择价值、选择产品。尽管任何一类细分中产人群的基数并不庞大，但足以成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群体，在空间的聚集过程中，释放社群的自组织能力，进而重新定义城市中一片新的区域价值。
参考资料：
1.谢燕茹，《城市居住分异的成因及负面影响解读》，法制与社会，2009.9。
2.李强，《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的特征与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1年第12期/《河北学刊》2021年第5期。
3.廉思，袁晶，《城市白领群体的内部分化》，北京日报，2023-01-16。
文/刘诗怡（实习）+崔国
专题研究团队 / 崔国、张晶轩、杨松飞、王佳琦、唐菲、刘诗怡（实习）、柯卓林（实习）、陈飞樾、李雅伦
内容合作联络 cgcuiguo@urban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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