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编辑技术是潘多拉的魔盒？新西兰的态度都在这里了！
一名叫孟德尔的奥地利修道士通过豌豆的杂交实验，提出了遗传单位是遗传因子（现代遗传学称为基因）的论点。但由于他的发现在当时看来太过超前，长达35年的时间里，这篇科学论文都没有引起生物界同行们的注意。
孟德尔的发现被欧洲三位不同国籍的植物学家在各自的杂交试验中分别予以证实后，才受到重视和公认，遗传学的研究从此也就很快地发展起来。
丹麦遗传学家约翰逊，在《精密遗传学原理》一书中正式提出“基因”概念，基因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大众眼中。
2017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就该基因问题发布了一份长达261页的研究报告，题为《人类基因编辑：科学、伦理和治理》。这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相关研究报告之一，其中考察了新型基因编辑技术的潜在应用前景，以及为什么科学家应该谨慎行事。
这份报告给出的建议非常令人意外，它认为在条件高度受限的情况下，美国应该允许科学家从事编辑人类活胚胎的研究。特别是，该报告认为，在有很大可能可以防止婴儿罹患严重遗传疾病而且不存在“合理替代方案”时，编辑人类精子、卵子和胚胎的临床试验应该得到允许。
中国诞生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
2018年11月26日，来自中国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一天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
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使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也意味着中国在基因编辑技术用于疾病预防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
此消息发布之后，从网络到朋友圈，全是对此事的热烈讨论。
这并不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编辑人类胚胎基因。
早在2015年，中山大学教授黄军就发表论文，宣布利用CRISPR-Cas9技术试图修改人类胚胎中的一个致病基因，该突变致病基因会导致严重遗传病β-地中海贫血症。
黄军就当时所用的胚胎来自于当地医疗机构无法发育成婴儿的缺陷胚胎。当年，黄军就还被《自然》期刊评为十大年度科学人物。
2017年8月，《自然》在线发表了美国俄勒冈州健康和科学大学的俄裔研究员舒赫拉特•米塔利波夫（Shoukhrat Mitalipov）等人的成果，继中国之后，美国也迎来第一批经过基因编辑的人类胚胎。
尽管类似的“设计婴儿”研究在实验室内屡屡出现成果，但这些经过基因编辑过的胚胎目前尚无可能存活太久。
但如今，这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已经于 11 月在中国健康诞生。
从实验室的胚胎，到已经出生的婴儿，当整个社会都还没有做好心理建设时，科学家们就把成果端到了公众的面前。
贺建奎说，第一批基因定制人类的诞生将是一项令人惊叹的医学成就，但它也会引起巨大的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消除遗传性疾病的新型治疗手段，也有的人认为这将开启一种全新形式的优生学，能够设计、改造婴儿。
122名中国科学家26日迅速联名对贺建奎的行为表达反对：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立铭紧急发文——“为什么基因编辑婴儿在今天不可原谅？”
文章很长，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搜索全文来看，我们将王立铭教授文章中的重要观点罗列了下来：
在人类世界里，有1%的北欧后裔体内，CCR5基因出现了天然的基因缺陷，这些人从来不需要担心艾滋病问题。
还有一位同时患上了艾滋病和白血病的美国人，接受了来自CCR5基因缺陷人群的骨髓移植后，艾滋病和白血病被同时治好了。
如果在孩子出生之前就把CCR5基因破坏掉，孩子从一出生开始就不再担心艾滋病问题，这种思路是不是和打疫苗差不多。
在这篇新闻里，受精卵的母亲不是艾滋病患者，而父亲是艾滋病毒携带者，长期治疗后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母亲和孩子都注意防护，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就可控，基因操作的收益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基因操作后，很容易破坏人体内原本正常的无关基因，可能导致非常严重且难以预计的遗传病。而且，基因编辑的结果还可能传递给这两名婴儿的子孙后代，慢慢融入整个人类群体。而这些最坏的风险，根本不可控！
如果打开了从“治疗”到“预防”的边界，那么从“预防”到“改善”的窗户纸则一捅就破。如果有人通过基因编辑技术，让自己的子孙后代从外貌到智力全面占据竞争优势，而且这些优势都是可以遗传，那其他的孩子可能就永无翻身之日。
当下最火爆的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著作《未来简史》中写到，人类面临着新的议题：长生不老、幸福快乐和化身为神。
就说长生不老这一项，虽然这是所有人类的共同愿景，现在高速发展的生命科学也在不断探索如何延长生命，但如果有一天真的可以实现长生不老呢？永生将为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最符合逻辑的答案就是——不平等！
人类社会已经充满了各种资源和能力的不平等，只有在死亡面前才是人人平等。
当基因技术的发展能够实现永生的那一天，富裕阶层会不会垄断所有资源？就像电影《时间规划局》里设定的社会，生命时间作为流通的货币，穷人等待着生命结束而死亡，富人可以活几个世纪。
人类对于自身和对世界的认知与改造，从来未被逆转过。人类社会中新技术的发明，无不经历着从恐惧到抵制再到被利用的过程。
从蒸汽机的发明，到如今可以取代人类工作的AI人工智能；从电报电话的发明，到如今的互联网；从对现代医学解剖学外科手术的抵制，到如今对基因编辑技术的全民探讨……
我们要抵制的不是科学技术，而是在目前阶段，对于此项技术的运用，仍然存在着重大安全和道德问题。
基因编辑是全球科技研究的“圣杯”。CRISPR/Cas技术的推进给了科学家用“分子剪刀”剪断和嫁接DNA的可能。但这项技术由于容易引发大量道德、法律、环境和社会问题，一直在新西兰受到严格监管。
1，阻止负鼠的繁衍，减少它给新西兰动植物带来的压力。
根据科学协会Royal Society Te Aparangi发布的论文，新西兰科学家正在研究如何利用基因编辑阻止虫害和治疗疾病。其中一个研究方向是阻止负鼠的繁衍，减少它给新西兰动植物带来的压力。
负鼠是牛结核病的传播载体，一旦载有病菌的负鼠抵达某个牧场，那么这个牧场的牲畜被感染的风险会非常高。负鼠在树林中也是有害动物，它们破坏植物的根部、侵害森林中居住的雏鸟并偷吃鸟蛋。因此科学家希望修改负鼠的繁殖基因，削弱它的繁殖能力。
2，把基因编辑应用到保健品中，达到治疗某些疾病的目的。
另一个方向是把基因编辑应用到保健品中，达到治疗某些疾病的目的。但科学家们担心这种“根治”基因会遗传给后代，从而永久性的改变后代基因组成。被改变的单个基因很可能在未来和其他基因相互作用产生不良反应。
正因为这样，在新西兰还没有人提倡把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临床研究。环境部长David Parker在2017年12月曾表示，政府没有计划改变现行立法。
新西兰的基因技术立法非常严格。任何旨在改变人体基因组成或以治疗为目的的遗传生物技术都受到1996年《有害物质和新生物体法案》（《HSNO法》）管辖；如果基因编辑技术是用于繁殖生育目的，还受到2004年的《人体辅助生殖技术法案》（《HART法》）管辖；特定的生物手段（主要涉及到异种器官移植技术）受到1981年《药品法》的管理。
任何含有新有机体的药物都受到《药品法》和《HSNO法》的双重管辖，负责伦理审查的是健康和残疾道德委员会；如果医学研究涉及到基因编辑技术，在适用《HSNO法》前要先交给辅助生殖技术伦理委员会审查。
除了这些明显具备管辖权的法律外，新西兰涉及到基因编辑的法律还包括：2001年《事故赔偿法》（涉及公共和私人法律救济）、1990年《新西兰人权法案》（涉及被剥夺生命权）、《怀唐伊条约》和《怀唐伊仲裁报告》（涉及毛利人在基因改造上的更大利益）和1991年《资源管理法》（涉及地方关于转基因技术的政策）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药品法》在2005年进行修改时，明确禁止在新西兰研发某些生物技术，包括：
人体克隆；克隆程序；转基因胚胎；转基因配子；生殖细胞遗传程序。
生物技术行业代表组织NZBIO称，由于法律严苛，新西兰在基因研究技术上已经落后于国际。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Smon Terry说严格的法律框架恰恰“符合新西兰的利益”！
所以，为了人类利益，还是悠着点吧......
近 期 热 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