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爱思青年 | 李诚诚:越努力就越幸运
编者按:和诚诚结识缘于今年思想聚会校园计划。她成立的“野草莓”公益团队是我们承办团队之一。说实话,当看到这篇文章以后,小编才算真正认识了这样一个敢想敢做的摩羯座女孩。
我是李诚诚。一个散落在人群里就见不着的姑娘。
在我15岁之前,我是个安分到没有朋友的人。“乖乖女”、“好学生”是我留在老师同学亲朋好友心里的印象。父母期望成才,老师寄予厚望,作业被同学传抄,考试稳居前三,就连我自己都觉得好像就应该按照传统优秀人才的发展模式去完成自己的人生。
高二是我人生的转折点,虽然至今都被老师同学所诟病为“败笔”,但我很庆幸那年我学会了坚持和反抗。
心里忐忑地坐在家里的沙发上,我妈在一边看着我拿回来的艺考培训单,我爸在一边没有作声。我妈问我“你学这个有什么用?”,在商人的眼里,“有没有用”是对一个东西的评判标准。那是我第一次和传媒这个行业打照面,虽然那时的我根本不懂什么是传媒,也不懂编导是干什么的,可是当我知道在大学里学传媒是需要通过艺考的形式才能实现的时候,我就真的按捺不住。我曾经努力去说服自己去以医生、老师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只是我会难受,我会不开心。我始终相信人生来是有使命感的,你这一辈子注定要为某样东西疯狂。
摩羯座的性格非常极端,认定了的东西一定会去实现。所以,哭着喊着让父母给我个机会,给我点时间。18岁,背着几身衣服就去了成都参加艺考。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会觉得当时的自己酷毙了。
因为来之不易,所以更加珍惜
大一才开学一个月,就拉着室友想要拍个MV,当时跟老师说及此事,老师说:“别着急,你们才大一。”可是我们并不认为拍东西和年龄有关,不教?那我自己学。
于是就借了摄像机,跑到老城区的老巷子,厚着脸皮跟别人磨,分镜不会写就一个一个画,PR的画面不会调硬是在电脑屏幕上画了两根线,特效不会用就想尽办法翻书看视频……大一一年折腾到我已经不敢去回首,坐好几个小时的大巴去深山老林,两个女生住在轨道旁边的农家乐里,半个小时调一个闹钟,电视不敢关,半夜火车驶过感觉像从自己身上压过去一样,熬夜熬夜熬夜……大三的我已经没有大一那样拼,但是我很感谢那个不安分的自己,那些特别的经历成了每个夜深潜入我梦中的美好,也成了我和室友紧紧相连的依据。
我的处女作《切肤之痛》剧照
放弃比赛,去大西北支教
当你深入媒体,你会发现很多的诱惑,名和利,参赛、获奖……可以说是目前国内高校传媒学子的几大目标。看着别人拍得比自己更有深度,有内涵,有技术,会自卑,会埋怨,也会奋起直击。心态上面起起伏伏,进而也就烦躁不安。我想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大学等了整整十八年,我不想浪费在宿舍里。
在大一暑假还未开始,通过网络我申请到了“香港卫视守护天使青藏行”的支教活动,同时也进入了“CCTV传媒梦工坊”的复试环节。后者对于传媒学子而言,有极大的诱惑力。只是对于当时浮躁的我来说,静心才是关键,如果没有安下心来跟这个行业死磕,爬得越高只会摔得越惨。于是,18岁的南方姑娘,选择花96元,坐上硬座去了大西北。
我和孩子们在一起
很坦诚地讲,最开始选择支教的目的很自私,为了自己。翻山越岭,我认识了我人生中第一群不是同学的人,我看到了别人的生活,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也看到了美丽得闪闪发光的心。
我不知道那年临走的时候,我随风飞起的头发到底是怎样的凌乱,可是我还记得那年的伤心:当车慢慢驶出学校,孩子拉着我的手随着车速的加快一点一点地滑落,感性小人正在暴打理性小人,“停车停车,我不走了”的话马上就要从我嘴里说出,最终,理性小人还是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大山的笑脸在高原的阳光中消失不见。
此后的时间,生命里全是他们的影子,出去吃大餐会想到孩子们还没吃的而少点两个菜,看到广场上唱歌跳舞的小朋友会想到我的学生个个比他们强。我很薄情,但很长情。孩子们的愿望是老师过得好,那我就好好过吧。
谁也没想到2013年的夏天成了我公益旅程的开始,我想成为更好的自己,给他们更多的知识。去MaD创不同大会听别人讲故事,办IMC思想聚会碰撞思想的春风,去世青创新中心、CIFF中国独立电影年鉴、瓢虫映像、平遥国际摄影节做志愿者,做CAPE Meetup遇见更多有趣的人。从单纯的支教到青年发展到社会创新,一年的时间,我去了很多没去过的地方,遇见了想法很多生活很有趣的年青人。
当我第二年回到大山,跟孩子们在草原上分享那些城市的美丽和繁华,分享那些比他们大很多的哥哥姐姐的故事,我知道我的孩子们一定会勇敢地去追寻那些他们曾经不敢想的梦。
2014年,异常艰难的一年
我在2013年成立了“野草莓”的公益团体。为什么叫“野草莓”?在支教期间,孩子们总会兴高采烈地跟我说:“老师,我们去草原上摘草莓吧。”他们口中所说的草莓,是一种一颗颗如黄豆大,野生野长在高原的山坡上的野果,就像这群不谙世事的孩子,来自大山,成长在天地之间。
我们在2014年申请了《南风窗》的“调研中国”项目,进入了全国25强。可惜的是,全国25强是没有经费支持的。结果公布的当天,我们在校园里的石凳上呆呆地站着,不知道该怎么办。没有调研经费意味着两个月的努力就此化作乌有,也意味着项目也许就此搁置。
那天晚上很晚了,队友跑到宿舍的楼下鬼鬼祟祟地叫我,她说:“咱们去吧,借钱也去。”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看见我努力忍住的泪水,那一刻我在恨,恨自己不够好,恨自己的才华撑不起野心,但也正是从那一刻起,我们踏出了深入中国社会肌理的第一步。
第二次从成都坐火车去西宁,夏都的风还是如昔温柔。
因为费用原因,我们只能四个人住一个房间,每天早出晚归,采访各个专业各个名族的大学生,跟他们聊就业,聊工作,聊大学生活。对于“野草莓”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科研方面有足够的经验,甚至除了我,其他人都是第一次来西宁。调研没有进展,越往后越发现所得出的结论依然停留在同一个层面,看不到问题所在自然也没法解决问题。
我们努力地调动了身边所有可以动用的人脉关系,兜兜转转,最后我们采访到了当地教育局局长。作为一个受中国教育十几年的学生,我第一次跟教育局领导坐在一起,谈教育,谈就业。我们一直会抱怨上层领导不作为,但其实他们真的很用心地在为百姓着想,只是所有的问题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
调研过程中,我们几乎每天都会争吵,但那段日子是团队进步最快的,一点一滴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就拧成了一股绳。
继续未完成的纪录片梦
2013年支教出发前一天,我花了好长时间思考要不要带上摄像机,我想去记录一些可能再也没有的东西,可是如果分心去拍摄,就没有办法一心教课,所以我放弃了,把已经装在行李箱的摄像机又拿了出来。
可是,拍一部关于大学生短期支教的纪录片是我从大一就有的想法,而且很强烈。我想用这样的方式去跟社会探讨大学生短期支教的意义在哪儿,而不是光凭一封不知道出自何人手中的信,来诋毁这么多还对未来怀有期望的大学生。
2014年第二次支教,我做了,带着两个同学。第二次支教,从支教队员变成了代理校长,责任有时候也会压得人踹不过气来。但成长嘛,就是要去做一些你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我和摄制组小伙伴
《原上·山上·天上》是我们仨这个暑假的心血,很困难,真的很困难。为了让拍摄的小孩子适应镜头提前一个星期上山,没吃的没喝的;提前半个月回学校,重庆还在酷热,没电没空调窝在剪辑室一天一天等着日出和日落……我们不断地做着尝试,征求很多人的意见,修改争吵再修改再争吵。我们的革命友谊也在这过程中越来越深。也许当我们齐心协力想要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知不觉紧紧相依了。
《原上·山上·天上》入围了“镇江国际纪录片盛典”,接到电话的时候,我还是很平静,只是之后的夜里常常失眠,我不敢相信我们的努力真的有回报,也不敢相信就这样得到了认可。我们很感谢这些认可,懂得要从这里,走向远方。
2014年的11月,我们干了一件在我看来大学时期最牛逼的事情——带着孩子们走出了大山。
孩子们可能一直都不知道,那天在同仁县等他们的时候,我全身都在抖。一切都是未知,那种你用尽生命的所有力量都无法去掌控的感觉我想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深圳湾的海风是否还会记得
那些小心翼翼触摸海水的少年?
从支教以来,已经不知道正面迎接过多少人的质疑“短期支教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以前会和别人争论,但现在的大多数时候我会保持沉默,也许也会淡淡地笑一下。我不是一个渴望去改变整个西部教育的人,我只希望和我的孩子们一起往前走。我还有一个梦想,明年的夏天,带李本才让(其中一个孩子)去布达拉宫,实现他的梦想也是我的梦想。
总有人问我:“你支教收获了什么?”
我不知道。人生还没走完,我也不知道我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只是和他们产生的联系也许这一辈子也断不了。
也有人问我:“打算拍纪录片拍多久?”
记得11月在青海,团队结束工作一起吃饭,同样的问题,他们回答“只要李诚诚接着拍,我们也会继续拍下去”。我至今都会觉得摄制组是最好的团队,就算三观不统一理想有距离可是正是因为这样的差异性才会使得这个团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可以并肩奋斗。
我们还会继续,无论是“野草莓”还是摄制组,因为有人还在等着我们回去。
这是第012号爱思青年。
你可以微信发送数字001/002/003/004……,阅读前几位爱思青年的故事。
点击阅读原文,观看李诚诚团队的获奖纪录短片《原上·山上·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