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精选】韦吉飞、汪桠如、唐铃博丨“数字政府”何以影响新市民城市融入性丨2023年第3期
“数字政府”何以影响新市民城市融入性
——基于163个地级以上城市千份数据的检验
◉ 韦吉飞 汪桠如 唐铃博
【摘要】利用分层线性模型及复中心化响应分解技术，结合第三方评估数据和调研微观数据，将数字政府解析为“数字能力构成”与“数字效能控制”两方面，分析其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对新市民城市融入性的影响作用，拓展了数字政府与新型城镇化关系的新研究窗口。结果显示，数字政府两方面具叠加效应，对新市民城市融入性的总效应贡献达0.438，占纳入因素总效应值的28.8%，超过了个体特征的0.304、家庭特征的0.335，占据了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新市民城市融入性影响因素的鼎立三足之首；数字政府七个衡量维度中，经济性维度的效应贡献值最大（0.081），并列第二的是效益性维度和服务响应能力（0.067），即数字服务能力固然重要，但效能的发挥更具深远意义；数字政府各维度对城市融入性三大方面的影响呈现出错位交叉、整体与部分相互渗透的格序，并在城市类别差异、民族差异、户源差异、代际差异等呈现出显著异质性特征。基于此，研究提出升格数字政府、挖掘数字新功能、强化效能、培育新市民数字素养等策略建议。
【关键词】数字政府；新市民；城市融入性
【作者介绍】韦吉飞：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weimsn@swu.edu.cn；汪桠如：西南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86242179@qq.com；唐铃博：西南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
【引用格式】韦吉飞,汪桠如,唐铃博.“数字政府”何以影响新市民城市融入性——基于163个地级以上城市千份数据的检验[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3,12(3):16-35.
—文章结构—
一、前言
二、文献综述
（一）城市融入理论及影响因素研究
（二）数字政府模式及治理机制研究
三、机制分析及研究策略
（一）理论与机制
（二）验证方法与策略
四、数据来源及变量建构
（一）数据来源
（二）指标变量
五、实证结果
（一）分层线性模型估计结果
（二）复中心响应分解技术评估结果
六、稳健性检验
（一）比较普通标准误和稳健标准误
（二）替换被解释变量
七、结论与讨论
一、前言
促进农村流动人口有序市民化，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轴之一。据估计，到2030年，中国还将有近2亿农民从农村转移至城镇，城镇化率达到75%以上，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在这一过程中，数字经济迅猛推进将为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生命力和提供新的动能，其以数字化、平台化为典型特征重塑着新型城镇化生态和载体。
作为数字经济大幕的前沿力量和重要牵引者，数字政府通过“资源整合，程序融合”等加快推动数字经济扩展到民生领域，给广大群众带来更为便利、触手可及的服务，成为城镇化建设的新驱动力量，其内核在于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践行让“信息多跑路，百姓少跑腿”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某种意义上，数字政府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要素之一，对于像中国这样地域差距悬殊、流动人口规模罕见的国家尤甚。立足于新发展阶段，基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深渗现实，挖掘数字政府与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互动关系，探讨数字政府对新市民城市融入的影响作用等，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一方面，厘清数字政府对新市民城市融入性的作用机理与勾连关系，进一步明确政府数字化的重要地位，为政府构建数字化服务与新型城镇化的联动新机制提供理论支持；另一方面，分析数字政府对新市民城市融入的影响效应，有利于加深人们对数字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作用的理解和认知，调动政府尤其地方政府加快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同时，评估数字政府效应贡献值大小，为政府提供相应的措施建议，有助加快推动新市民的城市融入速度，提升城镇化质量。
本文核心问题是探讨数字政府及其维度是如何影响新市民城市融入性的。相对于以往研究，主要贡献体现在：探索数字政府对新型城镇化中新市民城市融入性的影响机理，前瞻数字政府在新型城镇化中的作用趋势，建构数字政府的衡量指标，并估算数字政府对新市民城市融入性的总体影响及不同维度的效应贡献，从而为构建新型数字治理机制提供理论基础和借鉴意义。
二、文献综述
处理好城镇化进程的民生和服务问题一直是发展中国家持续转型与繁荣的必答命题，也是公共管理领域研究和探讨的热点，现有文献关于数字政府服务与移民融入问题等的探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市融入理论及影响因素研究
城市融入的起点是迁移。阿瑟·刘易斯提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Bogue提出推拉理论，认为推力主要指向的是流入地（城市）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拉力主要是指流出地不利生活条件的因素。Odedstark“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研究理论体系认为，家庭劳动力的迁移可以有效回避农业生产的风险，减少长期收入的波动，增加家庭的绝对收入，从而有助于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随着理论的发展，更多的因素被纳入分析框架之中，包括人力资本、政治因素及公平环境等。
“融入”是迁移的升华，西方国家“融入”的研究视野锁定于新移民对新社会环境的适应问题，主要指向种群或种族之间的相互竞争、相互适应的过程。早期较具有代表性的是19世纪末芝加哥学派关于新移民对美国社会融入性的系列研究，聚焦于行为表现和心理特征以解释移民的代际差异。城市融入研究占主导地位的是同化论和多元论，前者强调不同维度全面同化是一个自然过程；后者认为移民不会牺牲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而是在此过程中逐步相互适应、相互尊重、相互作用，最终达到所有社会参与者享有平等权利。Foster和Robert基于墨西哥城生活的农民调查与案例，研究他们在居住空间、行为方式、群体组织和对城市生活的心态观念等的适应状况，认为群体城市适应更依赖于自身和同族亲戚。
国内关于城市融入的研究对象聚焦于农民工，集中在农民工融入维度测量、影响因素及面临的障碍等。学者认为农民工城市融入不仅需要完成经济、文化融入，而且要实现心理上的身份认同，因而测量体系应包含经济、文化、行为、身份结构等多个维度；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有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这些既是影响因素，也是面临的障碍因素，其中最根本的制度性因素是户籍制度，此外，还有社会保障、保险、就业、子女教育等制度；非制度性因素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个体特征、迁移方式等。在代际差异方面，学者认为与传统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整体文化程度较高，其城市融入的意愿更强烈，更注重追求平等的社会地位，但在融入的过程中他们依旧面临着各种困难，如收入偏低、经济地位低下、政治参与现状堪忧、知识技能不足、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等。
（二）数字政府模式及治理机制研究
目前鲜有研究城市融入的政府影响问题，特别是数字政府的影响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但数字政府本体的相关研究较为丰富，对此进行梳理可启迪新智慧。现有研究大多沿着电子政务的概念进行，国外研究有两条主线：
（1）从对电子政务认知过渡到数字政府模式探讨。自20世纪末政务电子化浪潮以来，学者们从最初对公众关于电子政务的认知研究，逐步转向对数字政府模式的探讨。研究显示，社会公众对于电子政务的采纳，严重滞后于电子商务，2001—2010年，电子商务使用率保持高达72.2%的增长，相对而言，数字政务服务使用率只有39.1%的增长幅度。关于数字政府发展技术与模式的关系问题，学者们认为无论是何种发展模式，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目标就是实现对政府服务的有效整合，因而技术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影响因素，而来自传统治理模式和思维的阻碍，是数字政府构建的重要难题。数字政府模式的实现，需要现有的政府结构改变其原有的服务模式，向以技术驱动为核心，以公众为中心的用户服务模型转变。
（2）数字政府的治理机制研究。当前，数字政府建设已经成为多数国家实现公共管理体系完善和升级的重要选择，引发了学术界对数字政府的治理理论的研讨。Patrick Dunleavy等提出“数字时代治理理论”，认为深化对数字政府治理作用的研究，有助于改变传统治理模式，从而加快实现更具总体性、开放性、去中介化的政府治理模式。Christopher Hood从枢纽工具、法制工具、财税工具和行动工具等多个维度提出“数字时代政府工具”理论，并对数字政府与传统政府的框架进行区分。
国内数字化虽然起步晚，但进展迅猛，不少学者对数字政府的实现和建构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认为我国数字政府服务主要目标是解决“跑断腿”等问题，实现“秒批、秒报”+“信用审批”等改革实践，主要内容有公共信息服务、公共事务服务和公共参与服务三个部分，并将数字政府区分为政府对政府（G2G）、政府对企业（G2B）和政府对公民（G2C）三类。学者指出，面对数字政府的高投入、高风险和高失败率，建立数字政府服务的相关绩效评估模式极为紧迫。在推进路径上，有学者认为应从推进业务体系的转变、推动技术体系的转变、构建新的信息体系、确立新的评价体系四个维度进行建设，其中，“互联网+政务服务”是重要的发展趋势，应着重创新、梳理体系架构、建立分工等。在数字治理实践方面，学者认为当前的发展仍停留在数字技术层面，而治理的核心层面，即服务设计、政策制定、满意度判断等与公众互动的层面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有学者强调数字政府应更加聚焦于数据融通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智慧服务”，包括对经济和社会资源的综合治理，涉及如何影响政府、立法机关以及公共管理过程的一系列活动，其目标指向是创造价值，将数据驱动和智能化应用的重点投向经济增长和社会价值的创造，为解决技术逻辑与公共治理中的行政生态、制度惯性之间的冲突提供了新的途径。
数字政府绩效测度的相关研究始于电子政务发展初期，各国均有尝试，如美国的PRM框架、欧盟的数字战略框架等，国内研究主要有张丽等围绕公共价值得出数字政府评估维度、杨鹏飞等着眼于“网络安全”提出数字政府安全防护的评估指标体系。这些研究虽然得到一定沉淀，但仍未成熟，特别地，国家层面上的研究具有战略属性，未能细化；学者的研究仅关注某一方面，不够系统，包容性有待强化。
现有的丰硕研究成果为扩大人们对两者各自领域内的认识作出积极贡献，但关于数字政府与新市民融入性研究，目前学界仍鲜有重视。在数字经济加速对人们生活和生存渗透的今天，数字经济已成为人们的生活环境，探讨和研究数字政府对新市民城市融入性的影响机制，在提升相关部门对数字政府关于新城镇化的认知、加快新型城镇化速度、提升城镇化质量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将两方面融合起来分析，探讨数字政府对新市民城市融入性的影响效应，优化数字政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服务提供理论指导。
三、机制分析及研究策略
（一）理论与机制
目前学界仍缺乏关于数字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强有力的理论解释，多数仍沿着既有理论框架进行。作为数字经济前沿力量，数字政府功能及延伸呈现出了多种理论的综合。社会治理理论将数字政府视为数字时代和数字化生存中的国家治理；从管理角度看，数字政府通过互联网方式建立沟通机制，拉近各群体与政府、群体间的距离等，提高效率与有效性，这与新公共管理的核心思想相吻合，一定意义上，数字政府是新公共管理的延伸与拓展；实践上，当前各国在公共行政改革领域都积极地对公共管理理念与数字政府的融合开展各种探索和研究，指导政府变革，以达成更好的治理效果。有鉴于此，数字政府与新公共管理的融合，至少带来三大转变：一是转变工作方式，政府由“封闭”转向“开放”，将权力运作拉至阳光之下，从群众视角建立透明政府，尤其是平台化服务为群众提供了更多的平等参与机会，群众的主体性逐步得到伸展；二是转变工作模式，基于“互联网+技术+政务”，将工作数字化，实现数字化办公，最大限度地提高政府效率，各部门间、上下级间通过平台协同合作，形成新的工作模式和样态，使政府真正实现“高精干”再改造；三是改变工作职能和功能，把与群众有距离感的“权力型政府”变为与群众融合不断加深的“服务型政府”，理念上视群众与政府为“顾客”与“服务员”的关系，将客户奉为“上帝”和“衣食父母”，据此竭力为群众提供优质的、合法合理的服务。
以上呈现出的转变，正体现了新型城镇化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本质要求，即与转变城市治理方式的要求高度一致。此层意义表明，数字政府已然成为治理模式转型和推动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成要件之一，亦是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宏观上，数字政府助推新型城镇化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打通了新型城镇化中诸多壁垒，如政府之间、政企之间、群团之间的组织壁垒和职能壁垒；二是数字政府通过数字化服务，融通了现有资源要素结构和社会结构，转变旧功能构建新功能，扩大城镇化空间和容量，提升了城市容纳度。
微观层次沿着宏观逻辑纵向深化，作为个体，新市民城市融入进程中受到数字政府作用机制主要沿着以下几条路径进行：一是数字政府提升资源信息的分享，避免新市民陷入信息孤岛，促进其更有效地融入城市，这是数字政府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数字经济带来的数字红利。二是数字政府引导资源结构转变，进而改变社会结构，扩大旧功能并凿开新功能，拓展新市民的融入渠道和空间，加快融入速度；且数字政府对跨部门业务的整合、数字化的服务转型等，极大降低新市民城市融入成本。三是数字政府将新市民快速导入数字化治理窗口中，推动新市民不仅在资源传送方式上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在行为方式上的转变，更清晰地嵌入城镇化的各种功能结构中，有利于新市民实现维权与参与表达，增进交流互动，从而增强心理文化等的融入。
城市数字政府是面向全体城市居民的，其没有针对特定的服务对象，具体到数字政府与新市民城市融入的因果推论，我们将数字政府认定为“因”是符合现实的；关于城市融入测量问题，城市融入理论为我们提供重要参考，该理论经过Gordon、H.Entzinger等学者的发展，确立了多维类型化模型，将移民融入分为社会经济融入、政治融入、文化融入和主体社会对移民接纳排斥四个维度。本论文借鉴这一理论，结合现有文献及实际，从生活层次、服务层面及政治文化三个角度考量新市民的城市融入问题，其中经济生活层次是新市民融入的基础，也是其他方面融入的前提；服务层面的融入是可持续性保证，而政治文化融入是落脚点。每个方面又细分为3个具体子指标，共9个考核指标，涉及新市民在城市中融入所有主要方面。
（二）验证方法与策略
相关研究一般基于个体样本间是相互独立的假设，但在现实分层的社会结构中，这一假设可能需要谨慎对待。分层的社会结构决定其相应的数据是相互嵌套的，数据结构由总体和个体构成，每个个体分属于不同的总体，而每个总体有着不同的特征，从而使个体的独立性受到挑战，使用一般的OLS估计可能会造成较大偏差。
分层线性模型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鉴于数据的特征，本研究首先使用这一模型进行估计，并对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模型形式如下：
个体模型层-1为：
城市模型层-2为：
综合（1）和（2）两模型，得到全模型为：
其中，β0j、β1j为个体模型的回归系数，Xij、
之后，为了使研究更直观地呈现各因素的效应贡献大小，研究采用复中心（RIF）响应函数模型的分解技术来检验数字政府及其各个维度对新市民城市融入性的作用贡献效应。这一模型突出的优点是可以衡量样本微小变化对统计量的影响，且所有解释变量不需要通过权重处理，模型就可以估计出各指标的影响效应值及其综合，具体体现为指标的特征值、系数值及其综合值。RIF的计算基于影响函数IF（Influencefunc tion）的基础上加上原始的统计量构成，具体的定义式如下：
其中，Fy是y的原始分布，Hyi是仅在yi处取值的一个分布，v（Fy）即为相应的统计量。IF的构造能够量化yi的“微小变化”：在Fy的基础上，向仅在yi处取值的分布变动ε个单位，取极限后得到IF，其含义为：y=yi的样本发生微小的增加后，其统计量将发生的改变。RIF在IF的基础上，加上了在原分布中的相应统计量，其含义为：考虑了yi处的影响后，统计量v的近似值。可见，RIF的决定因素是原始分布Fy变化位置yi和选取的统计量v，在给定原始分布和统计量时，RIF是y的函数。
结合RIF函数性质，构造新的分布统计量v以衡量新市民城市融入性的变化。在实际操作时，为避免遗漏变量等原因造成的模型偏误，采用分配权重调整方法，其中权重ω（X）由logit模型获得，这样得到如下分解过程：
式（6）的左边为新市民城市融入性的变化情况，右边为数字政府这一核心影响因素的分解结果，右边第一、二项之和为系数效应，第三、四项之和为特征效应。不难发现这一分解思路和方法优势在于，除了可以揭示显性因素解释大小外，还可以揭示隐性因素解释的部分，其中特征效应表示是显性因素影响作用大小，系数效应表示隐性因素的影响大小，即由于场域等的不同造成的各因素影响不同。将式（6）进行变换，可将新市民城市融入性分解为构成数字政府不同维度的解释，之后每类维度又可进一步分解各自的构成因素（指标）的解释之和，表达式为：
另外，由于本研究只调查了新市民城市化后的样本，对于微观个体而言，是否移民到城市或是否落户城市，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选择行为。为了解决由于新市民存在“偏好于选择自己较容易融入城市作为落户标地”而产生的样本自选择偏差，我们引入Heckman模型，假设是否落户选择方程为：
其中，X1、X2、X3分别代表落户户主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及相对应的其他变量。并引入逆米尔斯比例（IMR），即为：
据以上分析，本研究基准模型使用以下函数形式：
其中，被解释变量V新市民城市融入性的衡量变量值，用城市融入综合指数表征，自变量GOV表示“数字政府”变量，X1、X2、X3分别表征样本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其他控制变量”。
四、数据来源及变量建构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包含第三方评估数据和课题组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所进行的调查数据。其中，第三方评估数据主要指向是各级政府的数字化程度，目前进行此类评估主要有三家机构：一是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属的中国软件测评中心；二是电子科技大学智慧治理研究中心；三是南京大学国家双创基地。中国软件测评中心公布的2021年数字政府服务能力评估主要聚焦于省级层面，数据较为宏观，与本研究贴切性较弱；南京大学发布的政府电子服务能力指数报告虽然下沉至市级层面，但数据主要依据的评估对象为政府网站、微信、微博等服务方面，电子属性强，与本研究稍有距离；电子科技大学发布的数据采用技术采集（72%）和人工采集（18%）相结合的方法采集了333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包括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31个三级指标，包含硬件和软件层面，数据较为全面，反映了政府互联网服务各方面的能力，与本研究主题较为切合，因此，研究使用电子科技大学发布的数据以表征城市层面政府数字服务能力构成。
课题组进行数据调研时间为2020年1月至2022年3月。相关研究表明，通过线下和线上数据搜集方法在心理测量特性、回答者的社会称许性以及数据完整性等方面并无明显差异。本研究采用线上调研为主、线下调研为辅的方式收集数据。调查过程中我们采取以下措施提升调查数据的代表性：首先，在地域的选择上，除了考虑调查地的地缘位置这一重要因素外，还综合考虑了民族分布、城市化提升速度及经济分布等因素，尽可能地将线上问卷向不同层次、不同区域发布，并实时监测线上反馈情况，如发现一区域反馈过少，则重新向这一区域发布，保证东中西部省域均有纳入；其次，在具体城市的选择上，考虑到问卷下沉渠道较窄、反馈慢等问题，研究排除县级及其以下的城市，将调查主要范围锁定于地级以上城市；最后，在微观样本的选择上，由于新市民的相关户籍信息属于居民个人隐私，由公安部门把控且无法获取，本研究采用的办法是设置前置问题，筛选调查样本，只有近三年转移到相应城市的市民才纳入调研范围。汇总最后反馈问卷，总共收到1537份，来自163个城市，经审核，排除数据缺陷样本，得到有效样本为1213份，样本在各城市的分布最少的有6份，最多有10份，较为均衡。
分析样本分布省市发现，有来自贵州、四川、重庆等西部区域，也有河南、江西等中部区域；包含辽宁、吉林等东北区域，也包含了广东、浙江等东部区域省份，同时囊括陕西、宁夏等西北省份。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10—2020年我国城镇化提升幅度为14.21%，提升幅度前10位主要来自西部和中部地区，其中贵州提升幅度为19.36%，排第一位，末10位主要来自东部沿海地区和东北地区。据此，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样本分布既有城市化提升速度比较快的省市，如贵州、重庆，也有速度中等的省份，如河南、江西，还包括城市化速度提升相对慢的省份，如辽宁、浙江；既有人口流动大省，如四川省，也有城市化率高的大省，如广东省。调查样本广泛性保证了数据的代表性，其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本课题组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结合研究主题需要，设计若干指标以反映数字政府。由于数据调研指标内容较为繁杂，为了能使更多的变量纳入分析之中，论文借鉴Fenwick、Kenneth等学者理论分析，将所调查数据变量归纳为“4E”评价模型，包括数字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及公平性四个方面，既反映了数字政府的效率，也反映了其效果，有鉴于此，研究将其概括为数字效能控制。为尽可能避免内生性问题，我们根据每个城市政府相关部门实务负责人的评价获取，提升数据可适用性，每个城市均调研三个相关部门的实务负责人，最后各城市相应指标的分值用受调研者评价的平均值表征。值得一提的是，此类数据是对城市客观现象的评价，评价者实际从事这一业务，精通业务状况，储备较好的知识，对事物状况的判断较精确，本研究认为评价体现较好的客观性，因此直接纳入模型分析。
（二）指标变量
1.因变量
对于新市民城市融入性的衡量，本研究从生活层次、服务层面及政治文化层次三大维度进行考量，如表2所示，每个层次再细分三个二级指标。对于各指标的权重，问卷分别调查了新市民视角下不同指标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的权重评分（表2中列出了平均分），同时，运用德尔菲法请专家进行匿名评分获得专家视角的权重估计值。尽管两种方法均存在一定的主观性问题，但其操作性好、易于实施等优点，在学术研究中被广泛使用。
为使研究贴近新市民的实际（亲身体验）且不失专业性（权威性），在计算新市民城市融入性的“综合指标”时，兼顾新市民视角和专家视角，对新市民的评分和专家的评分分别给予权重为0.4和0.6，综合两者加权得到综合权重值，之后又将二级指标值与各权重加总即得到最终的加权平均值作为新市民城市融入性的衡量指标。此外，研究还直接调查了新市民的融入自我认知，用“城市融入程度自评”变量表征，以便用于稳健性检验。在具体进行量化时，除了收入差别外，其他指标直接使用新市民的评估值，收入差距依据新市民近三年的实际收入与所在城市的平均收入相差的平均值，分五档次进行划分评估所得。
2.核心变量
本研究要考察数字政府对新市民城市融入性的影响机制，必须将数字政府技术型的概念具体化，研究借鉴公共管理领域的“4E”评价模型，即从四个维度将数字政府进行指标的评价，包括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和公平性，我们将这四方面统称为数字效能控制。如上所述，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将对新市民的调研与对数字化政府的调研分开进行，后者针对的是相关政府部门的实务负责人。研究把每个维度分解为两个具体的指标，据此建构了数字政府的评价变量，分别嵌入不同的问题中进行调研，具体如表3所示。问卷对各维度各指标加以注解，帮助受调查者准确理解其中的内涵和外延，并辅以李斯特5维量表，供受访者作出判断。
需说明的是，研究使用电子科技大学对各城市政府互联网能力所进行的评估结果，这一数据包括互联网服务供给能力、互联网服务响应能力和互联网服务智慧能力三大指标，我们将之称为“数字能力构成”。结合第三方评估数据一方面可以使数据更加完善、全面，另一方面也使研究更科学、合理，提升可信度。
3.控制变量
据因果推断理论，应尽可能地减少混淆变量或避免遗漏重要变量以造成其估计偏差。研究根据实际情况较为全面地收集信息，并将数据调查所表征的所有相关变量纳入模型中进行控制。首先，户主的个体特征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婚姻状况及受教育程度等。其次，家庭特征变量，包括是否购房、劳动力数、小孩数量、农村住房条件等。此外，还将一些可观察的特征变量纳入分析中，包括原家庭距离、所在区域等，这些变量反映新市民落户前或落户过程中的特征，应该纳入分析范畴。
五、实证结果
（一）分层线性模型估计结果
以公式（3）为基本模型，根据不同假设条件，得到新市民城市融入性的影响因素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零模型没有纳入任何的预测因素，也叫空模型，结果可以看出，表征组间方差占总方差的比例ICC值为0.237，即表示新市民城市融入性影响中有约23.7%的变异可以分解到城市层面上的因素，截距项系数在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新市民城市融入性受到个体和城市两层面的共同作用。
模型2、模型3依次纳入个体层面的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变量，不难看出，个体层面的大部分因素对新市民城市融入性具有显著的作用，由于本研究重点关注城市政府层面，这里不再赘述。模型4在模型3基础上加入城市政府互联网（数字）能力变量，代表城市数字政府能力构成的三个核心变量均表现出对新市民城市融入性具有的积极拉动作用，其中互联网服务供给能力是数字政府的支撑基础，代表信息量提供容度，其对新市民城市融入具正向效应，原因可能是在城市化过程中，新市民需要掌握大量的信息，而政府互联网服务供给能力正迎合了这些需求。服务响应能力代表着信息互动的对称性，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无效信息，促使新市民更能省力地跨过各种壁垒。同时，服务智慧能力代表着政府服务的精准度，通过智能分析，帮助新市民有效识别城市中不同要素的职能、功能，甚至是空间的扩展方向和容量等，促进其功能嵌入，加速其融入城市。
模型5为本研究的全模型，即在上述模型基础上加入城市数字政府效能控制要素，包括数字政府的经济性、效率性等四个维度，可以看出，四维度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的统计检验，ICC进一步降低，表明数字政府不同维度变量的加入增强了城市层面的解释力，换而言之，数字效能控制与数字服务能力的叠加进一步扩大了数字政府在新市民融入城市过程中的影响作用，增强了影响效应。表5为城市层面数字政府不同因素对新市民城市融入性影响的随机截距模型评估结果，旨在通过这一模型考察从服务能力构成模型向效能控制模型过渡过程中新增因素的影响及其相互作用。
根据第三方数据，能力构成模型纳入反映政府数字服务能力的三个因素，之后效能控制模型中依次增加数字政府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公平性因素并估计模型的影响结果，不难发现，随着效能控制因素的纳入，模型的方差解释比例从32.7%上升到60.3%，因素加入后所增加的方差解释比例为27.6%，其中经济性因素所增加的比例最大。
具体而言，新增的数字政府经济性因素系数为0.212，比之前的几个因素都大，表明相对于数字政府服务能力构成要素，经济性效能对新市民城市融入性的影响明显较高。同时注意到，服务响应能力在构成模型中具有较强的影响作用（三者中系数值最大，因已对数据进行中心化处理，系数大小可以直接比较），但在效能控制模型1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可能原因是部分被数字政府的经济性给消解了，表明在数字服务响应能力较强的城市中新市民融入性较高可能反映了这些城市具有较高的数字经济性；同样，在纳入数字政府效率性因素后，政府数字服务智慧能力的影响系数出现下降，原因可能是智慧能力提升服务的精准度，构成了数字政府效率的内容之一；加入数字政府效益性及公平性后，数字供给能力的影响系数亦出现有限幅度的下降，但消解的部分被新增因素给填补了。进一步比较发现，尽管控制数字政府的效能因素后，数字服务能力要素影响效应值有所下降，但其与新增的因素效应值之和出现了明显提升，表明数字服务能力构成对新市民城市融入性的促进作用通过效能控制得到进一步提升，换而言之，两者间合力呈现出了放大效应，这从侧面反映了在促进新市民的城市融入性过程中，加快数字能力构建固然重要，但数字效能的加持更具直接影响意义。表6呈现了城市数字政府不同层面的影响异质性分析。
在城市差异上，城市越大，新市民的融入性就越差，但数字政府能显著缓解这一趋势。在数字政府的效能控制因素中，数字政府的经济性指标作用最大，相比于地级市，数字经济性使省会城市新市民城市融入性效应值下降幅度减缓效应0.313，特大城市则减缓效应0.626；同样，数字政府效益性能使省会城市新市民融入性效应比地级市下降幅度缓解了0.257；在政府数字服务能力构成因素中，数字服务智能能力的作用最大，使城市级别每升一级，其新市民融入性的下降幅度减缓效应为0.214；在种族差异上，数字政府多数指标均能缩小少数民族新市民与汉族新市民在城市融入性的差距，其中排前两位分别为数字经济性和数字公平性，但数字服务智慧能力却拉大了其与汉族城市融入差距，原因可能是民族间的数字鸿沟造成的，少数民族由于地缘、人缘及文化等原因，在数字智慧接受和运用能力方面仍落后于时代，普遍与汉族存在不小差距；以在城市中购房与否为表征的家庭差异上，数字政府能力构建与效能改进均能进一步彰显购房者的城市融入性，增强其融入感，但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数字政府公平性效应。
新市民来源的划分，研究以“户源差异”作为标识，将户籍来源于本市农村的赋值为0，户籍来源于外市农村的赋值为1。估计结果表明，户籍来源于外市的新市民，受数字政府的经济性、效率性、数字服务响应能力及智慧能力等的影响更大，原因可能是这部分市民城市融入性要求付出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更高，因此更关注数字政府能否和多大程度上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对政府的响应能力和服务精确性要求更高。户籍来源于本市内的新市民受数字政府的公平性影响更大，而在数字政府的效益性及服务供给能力方面，两类新市民无明显差异。最后是“代际差异”，以1980年为界，将1980年之前出生的定为老一代农民，之后出生的定为新生代农民，从中可以看出，数字政府的效率性和效益性表现出了负效应影响，表明老一代新市民受到这两者的影响作用更大，而新生代市民受到其他几方面的影响更突出，其中排前三位分别是数字经济性、数字服务智慧能力和数字公平性。这一差异性影响正反映了两群体的代际积累差异和追求不同，相对而言，新生代市民更看重数字政府所带来的成本下降效应及所引致的公平感，而传统一代更看重的是时间缩减效率提升和数字平台带来的业务整合性。原因可能是新生代工作时长相对短，经济积累不够，经济压力较大，拔高了经济性维度对其城市融入性的影响，同时，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对公平的追求更强，表现为城市融入中公平性的影响更大，而传统一代新市民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对城市融入的需求次序出现了变化，表现为对效率性和业务综合性带来的方便性更为敏感，即两者的影响效应更大。
（二）复中心响应分解技术评估结果
模型效应贡献值直观的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其中，特征效应为纳入模型中各显性因素的总影响效应值，即现有条件下所有纳入因素解释力的总和；系数效应为不可观测隐性因素的总影响效应值。可以看出，家庭特征、个体特征的特征效应值分别为0.335和0.304，两者之和占比（占特征效应总值）达到42.11%。数字政府的三个能力构成维度（供给、响应和智慧）效应贡献总值为0.179，占比为11.76%，同时，数字政府四个效能维度（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和公平性）总的效应贡献为0.259，占比为17.06%，两者之和达到28.83%，单项上超过了家庭特征效应和个体特征效应，反映了以家庭和个体特征为核心内容的个体层面虽仍是影响新市民城市融入性的主导维度，但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和时代背景下，数字政府对新市民城市融入性的影响已急剧上升，并逐渐占据了鼎立三足之首。据此，合理的预期是，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数字政府对新市民城市融入进程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应引起各方重视和关切。这一结果的合理解释正如上述机制分析，在新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新基建一方面本身通过加速数字转型打通各种壁垒，带来城镇化速度和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数字政府不仅降低新市民融入成本，更重要的是其服务模式的变革，改变了城镇中的资源要素结构和社会结构，扩展了空间，加速打开了社会的某些结构，而社会结构的变化，更有利于新市民加速融入新环境中。
此外，“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家庭”基本单位是其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换而言之，每个流动人口实现城镇化背后都背负着一个家庭，使得所涉及个体呈级数上升，所需要消耗的资源也相应地级数增长，城镇化所需要的工具化程序也就越复杂。数字政府在技术的加持下，将各种程序整合，不仅降低了成本，节约时间，提升新市民融入城市的积极性，而且将程序中所隐喻的不同阶层关系及人际关系简单化为技术数据的链接，使各方在数据中处于更加公平的地位，减少新市民的不适感，增强新市民的主体意识，推动其融入城市中。合理预测的是，随着数字化不断加快，以数字政府为代表的政府服务、城市治理模式转变，对新市民城市融入性的影响效应趋强。
再看系数效应，即为由于数字政府不同引起的其他隐性因素（不可观测）影响的效应值为1.879，占系数效应41.00%，而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不同所引起的其他隐形效应值之和远远大于此值，占比超过55%，这从侧面反映政府数字化所形成的影响确定性更强、更大。
诚然，新型城镇化不仅着力于“面子”上，在“里子”上更要久久为功，深入数字政府的内部，考察各不同维度及指标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细致认知新市民城市融入性过程中包括心理等“里子”方面的细微变化。表8为数字政府各维度及其细化指标的效应贡献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研究所纳入模型的数字服务能力构成效应贡献值占数字政府总效应的比例为38.95%，比数字效能的贡献占比低约21个百分点，再一次印证数字效能的影响处于相对主导之位；两大方面七个维度的效应比重均超过10%，表明数字政府内部各方面的影响相对均衡，没有绝对的支配方。排第一位的是数字经济性维度，效应值为0.083，占数字政府总效应贡献值的比例为18.44%，排第二和第三位分别是服务响应能力维度和数字效益性维度，占比分别为15.26%和15.24%，反映新市民城市融入性受到经济性的影响相对大，即成本和设施的影响相对突出。进一步比较，第一维度比第二、第三维度高出3个百分点左右，比最小维度服务智慧能力高出约7个百分点，可见各维度的差距均不太大，表明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关注新市民的经济层面固然重要，而如果缺乏对公平性、效率性等维度的足够重视，可能会引起新市民的城市融入性较强波动。
由于第三方评估数据的缺乏，我们无法估计出数字能力构成各二级指标的影响效应情况，仅以数字效能的二级指标为例深入分析各维度内部。不难看出，在数字政府的八大具体指标中，对新市民城市融入性的影响效应值前三位分别是“成本控制”“过程体验”和“业务综合性”，这再次印证了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我国新市民城市融入进程中的基本特征，即既注重融入成本和融入工具的方便性，又注重心理上的过程感觉。其他各具体指标效应贡献值在0.02~0.04，影响相对均衡。
同样，深入细致考察不同因素对新市民城市融入性构成维度（不同层次内容）的影响效果，将为我们提供更多思考空间，研究对城市融入性各维度进行了分开估计，结果展示见表9。不难看出，对于生活层次融入性的影响效应，八个具体指标中，成本控制的影响效应值最大，达到0.052，业务综合性和过程体验分列第二、第三位，其他指标的影响效应均在0.04以下，垫底的是网络设施，为0.027。与此不同，对服务层面融入性维度，影响效应除“安全透明”稍小外，其他各具体指标因素效应贡献值均接近或超过0.04，前三分别是过程检验、易操作性和成本控制。而政治文化融入方面，效应贡献绝对值最大的是服务交互性，为0.049，过程体验排在第二。这种错位交叉、相互渗透的相异性特征，既反映城市融入性不同维度的属性，也体现了新市民在新城镇化进程中不同方面需求优先序叠加心理变化等复杂的底层逻辑。
总体而言，在生活层次上，数字政府的经济性影响贡献处于相对突出地位，这是新型城镇化的基础，而服务层面和政治文化交流，影响效应最大均为公平性维度，这体现了新型城镇化的本质要求。各维度影响呈现出错位交叉排序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市民城市融入性不同方面的要求强烈程度之相对大小，影响格局之相对位置，而绝对值上均没有出现任一维度占主导的情况，反映了数字时代下新城镇化对数字政府服务同步协调推进的要求，但短期内均等实现的迫切性稍弱，而从长期看，随着环境的变迁和各因素的变化，对均衡性可能提出更高的要求。
综之，新型城镇化推动新市民城市融入性提升，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在数字经济时代，考察数字政府的影响作用很有必要且意义深远。数字政府对新市民城市融入性所体现出的影响效应及影响格局，提升了我们对数字政府在新型城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认识，为新发展阶段加速推进数字政府转型与纵深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也打开了关于数字政府与新城镇化关系研究的新窗口。数字政府既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基建的重要守护者，可以预判的是，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提速，数字政府对新市民包括城市融入性在内各方面的影响将趋强，更深入也更广泛。
六、稳健性检验
（一）比较普通标准误和稳健标准误
在多层线性模型中，如果稳健标准误与普通标准误的估计结果存在明显差异，说明模型设定可能有误，如果二者的估计结果一致或非常接近时，则表明模型设定无明显问题。表10为分别采用普通标准误和稳健标准误的估计结果。对比两种情况的结果，不难发现，城市数字政府的各维度系数的普通标准误与稳健标准误存在差异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同时，两种标准误下各维度系数的显著性基本相同，这从侧面证明了模型设定的正确性。
（二）替换被解释变量
我们将新市民对自身融入度评价（即融入程度自评）作为因变量，以数字政府作为核心变量，其他因素纳入作控制变量，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10所示，可以看出，数字政府的各维度、各指标因素的影响效应基本保持稳定，特征占比与之前相比也基本不变，表明模型设定及估计结果是较为可信的。
表11为数字政府两方面的独立性稳健性检验，将之与表4、表7和表8对比，不难看出，估计结果虽略有差异，但差异均在可控范围内，表明数字政府两方面独立引入模型中进行估计亦不改变所得到的结论，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七、结论与讨论
基于第三方评估数据和微观调研数据，本研究运用分层线性模型和复中心化响应函数实证分析新型城镇化下数字政府对新市民城市融入性的影响效应，呈现了数字政府对新型城镇化影响机制研究的新窗口。稳健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政府综合效应贡献值达0.438，占比为28.85%，超过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各自的影响效应值。但后两者影响效应之和仍远超过前者，表明个体层面仍然是新市民城市融入性的主导因素，但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政府对新市民城市融入性的影响正急剧上升。七个维度的影响效应占数字政府总效应均超过10%，相对而言经济性维度的影响较突出，为18.44%，服务智慧能力最低，为11.62%，反映新市民城市融入性数字政府各因素的影响格序；在新市民城市融入的不同方面，数字政府的影响作用呈现出维度侧重稍有区分、整体和部分相互渗透的特征。另外，在城市差异、民族差异、家庭差异及代际差距上，数字政府各维度对新市民融入性的影响具交叉互补格局。这些发现有助于提升数字政府对新市民城市融入性的重要性认知，加深对数字政府丰富内涵的理解。
（1）强化对数字政府关于新型城镇化重要性的认知。数字政府是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前沿力量，各级政府要强化数字政府的作用，与新城镇化各要素结合，加快引导新市民高质量融入城市；通过新基建方式加快推进数字政府提档升格，加速从电子政务向全场景、全方位数字政府转型，不仅面向群众，也包括政府内部的组织治理，强化新型城镇化中对新市民城市融入的赋能引领作用。同时，要进一步明确数字政府的边界，特别是清晰数字政府责任，规范数据的使用行为，保护新市民的合法权益，逐步提供实时性、安全性、可靠性、经济性上的工业级数字政府保障，为数字政府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入的长远发展保驾护航。
（2）进一步提升数字政府的合力集成。从设施完善、生态服务、立体集约、公民获得感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对接群众侧与政府侧，推进数字政府各维度相互强化、补充，尽可能将群众抬上主角之位，政府彰显配角；以数字政府推动数字社会建设，深化对数字政府内涵的认识，挖掘数字政府的新功能、外延的驱动和牵引作用，创造价值，为加快和提升新市民的城市融入性提供更广阔、更多的空间。
（3）加快数字政府纵横整合。以新基建发展为契机，打通乡镇、县镇与城市之间的数字通道，让数字政府从省会、副省会城市深度下沉，同时，将企业深度融合至数字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功能扩充和社会服务之中，打开政企间的功能性、系统性链接，让以私企为主要就业渠道的新市民更好地嵌入至其中，助推市民在行为、心理上的融入感，践行“以人为核心”的理念，做到既提升数字与实体经济的结合，又提升新型城镇化的质量。
（4）实施数字政府协同行动计划。统一全国数字政府网络，进一步消除地域、行政级别等的服务质量差距，解决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也是解决新市民城市融入过程中的最后一公里。以数字政府为依托培育新市民的数字素养，让数字素养成为新市民不可或缺的生存技能和知识资产，使所有新市民在越来越数字化的生存环境下，赶上数字化浪潮。
（5）提高面向不同群体的数字政府服务精细程度。鉴于不同群体源于所处地缘、发展条件和文化层次等不同，对数字政府的需求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政府应避免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造成新的数字鸿沟，从而引起其他方面的差距扩大。各城市要加强调研，了解不同群体城市化的内驱力及其外延，并将之优化入数字政府的政务数据要素体系，以提供更为精准度、全面的“算法”，持续提升数字政府治理效能。
数字化是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新市民的城市融入性不可能避免也不应该避免数字化的影响，相反应该顺应潮流，积极拥抱强化其正面作用。数字政府的影响路径表面上是自上而下，实质是从外至内、从被动转变主动的影响过程，其影响呈现出“动态”与“状态”的统一，即既促进新市民的城市融入程度，又从另一侧面提升了新市民的生存技能，这是新型城镇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为中国经济持续绿色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多可能、更大后劲和更持久的动能。当然，本论文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希望学界能进行更多的讨论，包括理论机制、因果推断及影响范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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