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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一篇《长沙着急了》的文章刷爆朋友圈，既勾起了太多老长沙人的情怀，也可谓承载了几代长沙人的光荣与梦想，更升起了无数新老长沙人的骄傲和希望！那么，现在都来看看吧！
文 | 李浩然 来源 | 瞭望智库
8月份，腾讯（长沙）智慧产业总部在长沙正式揭牌，马化腾表示：“腾讯选择了长沙，希望将其打造为智慧产业和数字城市的标杆，并在不久的将来将长沙模式向全国推广。”![]()
▲长沙市与腾讯将在智慧城市、人工智能产业生态等方面展开广泛合作，助力长沙城市建设，培育人工智能新兴产业，加快传统产业升级转型。星辰全媒体记者 梁文婷/摄
除了腾讯，近几年百度、京东、华为等互联网巨头也纷纷布局长沙，中兴通讯、中国长城、中国移动、58集团等国内众多互联网领军企业还将“第二总部”落户于此。
作为中部城市，长沙近几年在发展互联网产业方面确实下了狠功夫。
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更是对互联网企业发出热情的邀约：“我们期盼腾讯、京东、阿里巴巴等国内外知名互联网企业将‘第二总部’落户长沙，推动形成北有北京、南有深圳、东有杭州、中有长沙的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新格局。”
长沙这样做，是为了打造出一张互联网名片。名片背后，是人才聚集，是产业提升，是新经济话语权。
除互联网产业，长沙也在积极培育更多千亿级产业（目前长沙有7个千亿级产业）。
千亿级产业里“深水藏大鱼”，能吸引竞争力强、引领性好的千亿级企业（目前长沙还没有千亿级企业），并让它们发挥出中流砥柱作用，反过来进一步塑造长沙这座城市，看看华为、腾讯、大疆之于深圳，阿里之于杭州就知道了。长沙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着急”的长沙能成功突围吗？今天就来说一说！![]()
可以说，作为中部省会城市，长沙在外人眼里看起来“不温不火”，但其发展速度快到让人惊骇，也是中国城市界一个不安分的“搅局者”。
虽然我们强调不以GDP论英雄，但数字背后往往能透露出城市实力的此消彼长。
2004年长沙的GDP只有1108.9亿元，2018年这个数字跳到了11003.4亿元，进了“万亿”俱乐部，增幅高达892.3%，经济总量在全国34个重点城市（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不含南宁和拉萨）中排名第12，锋芒直指中部地区的“领头羊”武汉。
14年来，在高手环伺的中国城市界，长沙相继赶超省会城市郑州、福州、石家庄，副省级城市西安、长春、济南、哈尔滨、大连、沈阳、宁波，率先进入GDP“万亿俱乐部”，如此火箭般的蹿升速度，也让前面的青岛、南京等城市倍感压力。
更重要的是，长沙多年的这股勇猛劲头丝毫没有减弱的意思。最近，各城市陆续公布了2019年上半年经济发展数据，长沙与成都以8.2%的GDP增速领跑全国主要城市。
除了GDP，长沙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与人口增长也都非常可观。
先来说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我们知道，资金是经济运行的动力，也是结果。一个城市能汇聚多少资金，显示出这个城市的发展潜力。近8年，长沙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增长率在中部六省会城市中仅次于合肥。
人口数量的变化我们主要参考反映人口流动的重要指标——小学生数量变化。目前全国小学入学率几近100%，且小学生数量是“数人头”数出来的，不是抽样调查或者估计出来的，因此利用小学生在校数量的变化来衡量大城市的人口流动，将更加真实。
把时间线拉长就会发现，长沙的经济发展确实亮眼，很多人也认为，长沙是近20年中国“逆袭”最为成功的城市，某种程度上甚至可媲美深圳。
还有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长沙经济发展快，但房价却不紧不慢，其房价涨幅在省会城市当中长期靠后。
某研究机构近期公布的《2019年上半年全国50城房价收入比报告》显示，长沙以6.4的房价收入比“垫底”，也是50城中唯一一个房价收入比低于7的城市。相比之下，排名最高的深圳，这一数字为36.1。长沙二手房的均价也就一万上下，甚至比廊坊、漳州等城市都要低得多，真是全国的“房价洼地”。
但与这些亮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沙从来不是被“偏爱”的城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的政治级别从上往下，一般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非副省级省会城市和普通地级市，长沙就属于非副省级省会城市，顶着湖南“一哥”的名号，别的光环一概没有。
这也就意味着，长沙不能像济南、西安、广州等副省级城市那样，可以从上级得到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或是凭借一线大城市的户口吸引到更多优秀人才。
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拥有好位置的城市就相当于在繁华的闹市占据了沿街商铺，不用吆喝就能引得众人多看几眼。我们说上海重要，是因为它是长江流域的出海口；重庆和武汉重要，是因为它们分别是长江上游和中游的中心城市。这让这些城市在工业文明时代总能比别人快很多步。
而长沙和隔壁的南昌一样，仅仅是长江某条支流的流域中心城市。加上长沙所在的湘中盆地，三面环山，北面有湖，几近封闭。
更糟糕的是，以长沙为中心放眼看去，东西两侧的江西、贵州还比较“温和”，但北有“九省通衢”的武汉，南有强大的广州和深圳，长沙可谓“腹背受敌”，很容易就被南北“撕扯”。
▲武汉、长沙、广州三城的位置 图源: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
从这样的先天条件来看，长沙似乎应该也只能“不温不火”。但这座城市却默不作声，十几年间猛然转身，成了中国城市界的新贵。
历史上，长沙也曾多次发出“凭什么”的疑问，因为长沙经常挣扎在中国城市界的边缘。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交通，尤其是比陆运成本低得多的水运。
从商朝至唐代，中国古代大部分王朝的都城都选在了西安、洛阳一带，若要政令通行于岭南，一般都会从长江经洞庭湖进入湘江，往南再经灵渠进入两广。
湘江是这条线路上纵贯南北的关键一环，是整个湖南对外联系的黄金水道，而位于湘江下游的长沙，也就顺势发展起来了。
唐代，长沙铜官窑是与浙江越窑、河北邢窑齐名的中国唐代三大出口瓷窑之一，也是世界釉下多彩陶瓷发源地，被誉为千年前的“世界工厂”。其瓷器不但畅销于国内，而且远销东亚、南亚、西亚地区，最远抵达东北部非洲，被誉为第一个外销型瓷窑。
长沙在宋代发展到鼎盛。长沙（当时称为潭州）居民大概在20万人以上，算是当时的大城市。便利的水上交通催生的是造船业的发展，宋真宗天禧末年，全国各地制造的漕运官船共2916艘，其中长沙独占280艘，可见其造船业规模之大。
然而好景不长，宋代以后，政治中心逐渐东移到北京，纵贯长江、珠江的南北大通道也跟着东移了，经大运河、赣江到广州的线路优势更为明显，坐拥赣江的南昌乐开了花，长沙却落寞了，失去了大量的南北贸易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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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十二年的长沙山川图 图源：《长沙府志》当然，长沙没有就此一蹶不振，随着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长沙获得了逃避战乱的劳动力以及先进的耕织技术，到了明代再次成为人口稠密，商业繁荣的富庶区域。
那时，长沙有些焦急，不仅外面强敌环伺，而且在湖南的湘、资、沅、澧四条河流中，长沙的主要影响在湘江及附近的资江，触角完全伸不到湘西的沅水和澧水，现在连40公里外的湘潭也跳出来争雄。
到了清代康熙时期，湖广一省被分为湖南、湖北两省，虽然长沙因据守岭南的战略地位成为湖南省会，但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仍然是湘潭。显然，长沙是一个比较弱势的省会。
1842年8月，鸦片战争以英国人的胜利告终，随后上海等通商口岸开放，伤痛的代价换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影响，中国一些城市的命运就此改写。
首先感觉到阵阵寒意的就是湘潭。随着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由广州转移到上海，湖北汉口、江西九江出现了很多洋人馆舍，广州到湖南的传统商路迅速衰败，湘潭在这个节点瞬间就成了一枚“弃子”，孤零零地望着人烟渐少的港口，交通地位一落千丈。
虽然这时期，湘江沿岸诸城市的发展都乏善可陈，但一股长期被人忽略的力量正呼之欲出，最终催动整个湖南在中国大放异彩。
南宋时期，湖湘学派兴起，数百年间，孕育的人才虽不算多，但形成了崇尚义理和经世致用的扎实学风。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是清代嘉庆年间开始挂在岳麓书院大门上的一幅著名对联，夸赞楚地（湖南湖北都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才很棒。很长一段时期内，湖南文化在全国的地位并不高，很多人觉得这副对联就是在吹牛。然而，数十年后，湖南人真的让人刮目相看了。
1851年，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在广西起义，经湖南北上，虽未攻克长沙，但连破岳阳、武昌、九江等地。出生于长沙府湘乡县的曾国藩在家乡组建湘军，与太平军苦战。由文人领军，靠农民作战的湘军凭着“结硬寨，打呆仗”的笨拙办法，打败了横扫九州的太平军。
湘军的成功，仿佛揭开了湖南人头顶的封印。此后，“厚积薄发”的湖湘大地人才井喷，以不可阻挡之势一次次掀起惊天巨浪。
第四波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等。![]()
▲长沙橘子洲景区青年毛泽东雕像。星辰拍客 雷子/摄这里面当然也少不了长沙的身影，很多名人出生或生活在长沙；梁启超的时务学堂成立于长沙；辛亥革命中，黄兴、宋教仁在长沙创建的华兴会也跟武昌起义相互呼应，共同成为革命“风暴眼”；毛泽东在此喊出“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豪言壮志……
甲午战争前，别说长沙，整个湖南都没有一家近代工厂，而隔壁的湖北汉阳（1949年武昌、汉口、汉阳才合并为武汉）不但有大名鼎鼎的汉阳铁厂，榨油厂、酿酒厂、汽水厂等也是一应俱全。
1895年9月，直隶布政使陈宝箴调任湖南巡抚。他虽是江西人，却出身湘军，青年时期是曾国藩的帐中幕宾，曾被视为“海内奇士”。重新做官后，他大部分时间在湖南，以致他的孙子，后来被称为“国学大师”的陈寅恪也说得一口长沙话。
陈宝箴来湖南前后，正值长沙遭遇旱灾，他联合当地士绅创办了和丰火柴公司，实行“以工代赈”。
和丰火柴公司是长沙创办最早的近代企业，鼎盛时期有工人上千人，年产火柴上万箱，除销本省外，还卖到了云南、贵州等省份。后来，机械、冶金、电力、玻璃等企业依次铺开，大清银行长沙分行也开了起来，让长沙向近代化迈出了一大步。
与此同时，继长沙北部的“小兄弟”岳阳于1899年开埠后，长沙也于1904年正式开埠，一时间洋货滚滚而来，长沙的物产也得以远销海外，催动了贸易和商业的大发展。
开埠之初，长沙进出口总额只有281万关平两（又称关平银、关银、海关两，清朝中后期海关所使用的一种记账货币单位），1913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2371万关平两。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聚集功能不断增强，人口大量涌入，长沙由19世纪末期的10万多人增长到20世纪30年代的近40多万人，虽然跟上海、南京、广州等当时的特大城市没法比的，比汉口也差不少，但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中国城市。
除此之外，纵贯鄂湘粤三省的粤汉铁路1900年开工，并于1936年全线通车，这条经过长沙的铁路，更是在交通方面为其加分不少。
值得注意的是，粤汉铁路与株萍铁路汇集在湘潭管辖的一个名叫株洲的小集镇，让这个小镇迅速升腾，并部分取代了湘潭原来的地位。从此，湘潭“天下第一壮县”的辉煌不再。
只可惜，所有这些都被战争用一种极其粗暴的方式终结，长沙稍稍积累起来的繁华转瞬即逝：
1938年11月12日，日军逼近长沙，长沙警备司令部奉命制定放火焚毁长沙的计划，史称“文夕大火”，长沙成为国民政府“焦土抗战”（指放火烧掉任何可资敌用的财物、设备和房屋，达到以空间换时间）的牺牲品。
这场大火烧了5天5夜，超过80%的地标建筑荡然无存。
这还不算完，四次长沙大会战，基本摧毁了长沙的最后一点遗存。长沙也由此被很多人视为与广岛、长崎和斯大林格勒并列的二战中受战争创伤最大的全球四座城市之一。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也想恢复长沙昔日的繁华。在规划中长沙作为母市，周围是一群卫星城。此外，株洲被规划为工业区，对标德国“鲁尔区”；岳阳为港埠城；常德为洞庭湖工商业中心。
但因资金短缺和后来的解放战争，长沙也只是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恢复。
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现代工业几乎一片空白，百人以上的工业企业仅8家（裕湘纱厂、湖南机械厂、长沙锑品制造厂、湖南电气公司、欧亚烟厂、天伦造纸厂、水口山炼锌一厂、湖南汽车修理厂），其余都是规模很小的手工作坊、设备破烂的小型工厂和修理厂，很多工厂靠卖机器维持伙食。
工业产值只有大约0.58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下同），此时济南的工业产值为1.1亿元，武汉为2.53亿元，成都为1.01亿元，可以看出，那时大家水平都不高，长沙更是捉襟见肘。
长沙的尴尬可想而知——历史沉淀在屡次战乱中毁灭殆尽，地理位置并不突出，自然禀赋也不如省内的株洲、岳阳等城市。
所以，在随后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中，长沙继续在中国城市界的边缘游走。“一五”“二五”时期，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中，整个湖南占6项，其中，“黑马”株洲独占4项，作为省内“一哥”的长沙却一项都没有。
跳到省外来看，当时的武汉正热火朝天地忙着完成武钢、武重、武船、武汉长江大桥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郑州正积极承接沿海转移来的轻工业，成为内地建设的五大纺织城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太原有矿，一口气承接了11项苏联援建项目。
相比这些“天选之子”，长沙只能用有限的国家支持，新建、改建、扩建了一批五金、机械、化工等重工业及纺织等轻工业，虽然也有不错的成绩，比如矿通机器厂的矿山设备、长沙水泵厂的工业泵、长沙机床厂的切削机床等行销全国，但第二产业整体的孱弱仍是制约其发展的软肋。
1956年，一个名叫长沙建筑机械研究所（后更名为长沙建筑机械研究院）的机构在北京成立（1976年迁到长沙）。
上世纪50年代末期，国家在每个工业行业都设置了国家级研究院，这些研究院所都由国家部委直属管理，任务就是在国家计划指定下研究设计各种产品，然后由国家将研究和设计成果分配给企业进行生产。长沙建筑机械研究所就是工程机械行业的四个研究院之一。
几十年后，喜提“工程机械之都”的长沙追根溯源，发现其最强产业的孵化器竟是来自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的这个研发布局！
但当时，长沙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细节，而是为找不到自己工业发展的突破口忧虑不已。
即便是进入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后，长沙虽然形成了重型机械、汽车电器、泵业、客车、农机配件、锅炉、韶峰电器等七大企业群体，但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和增长率仍然显著低于全国省会城市的平均水平。
此时，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其开放性和制度优势，经济发展再次驶入快车道，而长沙在城市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和人才流中几乎毫无优势可言。
当中国的大门越开越大，“中国制造”这几个字逐渐在世界崭露头角时，长沙的整体经济水平也迅速与沿海地区拉开差距。
看看同处中部的武汉和郑州，他们也在做经济发展上的“突围”，但显然沉稳得多——一向勇猛精进的武汉依靠深厚的工业基础对原有产业进行重组和整合，发展现代制造业；“中原枢纽”郑州则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承接沿海地区的加工制造业。
这两条路，工业基础薄弱、城市消费力却不弱的长沙都不适合走——既缺乏现成的工业资源，劳动力也一点都不便宜。
政府报告里所规划的支柱产业几经更改，却始终未能成形。无论是物流、资金，还是人才、信息，长沙似乎都找不到自己的优势之所在，历史和地理的不利因素携手把这个城市摁在了一个极其尴尬的赛道里。
这一年，长沙建筑机械研究院也迎来了新上任的副院长詹纯新。他上任时，正是建机院市场化之路走得不顺之时。建机院老是眼睛向上，想办法跑北京，到各个部门去要科研经费，要科研项目。“那时候，就是跑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但人家根本就不理你，有时连门都不让进。”
多次碰壁后，詹纯新不干了，对院长陈润余说：“要跑你去跑，我看我们还是要集中精力自己搞产业。”院长看詹纯新态度坚决，就决定放手让他来试一试，但院里没资金，要办公司，只能去借。
9月，在很多人的嘲讽和质疑中，詹纯新与原研究院的几位同事带着借来的50万元资金一起成立了中联公司，这就是后来中联重科的前身。一年后，中联公司就利用研究院的自有技术生产混凝土机械，当年做了10台泵被一抢而空，一下子就挣了200万！
▲1993年中联第一台泵在简陋的厂房里诞生。 图源：《21世纪商业评论》
原因无他，当时的中国正在搞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工地遍布城市，国外的混凝土机械价格很高，大量的中国工程企业都属于价格敏感型用户，这样的市场格局为本土厂商留下了空间。
中联重科的成功，让很多人看到了这一行业的巨大潜力。
1994年，梁稳根、唐修国、向文波将原本从事焊接材料业务的三一集团从湖南涟源迁到长沙。此前在涟源创建的公司尽管业务发展良好，却不能满足他们的胃口，没过多久，三一重工就研制出了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式系统拖泵，从而切入了混凝土机械市场，与中联重科展开同城竞技！
再过三年，中南工业大学教授何清华有感于研究成果商业化的困难，也萌生了创立公司的想法，于是他带着自己的课题组成员成立了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凭借“中国城市化建设总要进入精雕细刻时期，小型设备需求也将逐步升温”的精准判断，山河智能短时间内便在中小型工程机械设备制造领域异军突起。
至此，日后被称为长沙工程机械行业的“三剑客”都已登上历史舞台。
工程机械产业很大的特点就是产业集聚效应极强，“三剑客”很多零部件都交给外包生产，单是为三一重工主导产品提供主要零部件的配套企业就有500多家！这就很容易让工程机械产业在长沙开枝散叶。
上世纪90年代，不甘人后的长沙人频频出击，试图通过狂补第二产业的课来急起直追，除了“三剑客”，从家用电器到电子制造，从商业贸易到软件开发，长沙也都曾冒出过一些拔尖企业，比如远大、海利、长海、LG曙光、斯伦贝谢等，推动了长沙工业化的发展。
同样在上世纪90年代，一个原本并不在政府经济发展蓝图的产业突然冒了出来，那就是广电。
上世纪80年代初，湖南电视台在全国首创晚间新闻，率先推出一批以晚间新闻为龙头的电视新闻栏目，成为中央电视台及各地方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的样板。
1990年，湖南广电又在全国首创第一家省级有线电视台，掀起了全国有线电视建设风起云涌的热潮。
1995年，全国地方电视台争夺收视率和广告激烈到了“死掐”的程度，湖南广电业如何突出重围，成为湖南广电人日夜思考的问题。
湖南广电部门在申请开办湖南电视的试验田——湖南经济电视台时，首先申报的名字并不是湖南经视，而是一个更加野心十足的名字——南方电视台，但当时的广电部拒绝了这一请求，并把南方电视台的名字留给了广东。
也许谁都无法相信，经济基础薄弱的湖南能够出现一个比经济发达的广东更强大的电视产业。
当时，长沙是一座“轻资产，重消费”的城市，娱乐业的发达显著高于全国其他地区。晚上去歌厅看演出几乎是长沙特有的文化消费现象，1993年，小小的长沙居然已经出现了150多家歌厅！
谁都说不清，这座曾经“心忧天下”的城市，为何毅然转身，融入到娱乐大狂潮中。
身处这座“娱乐之城”湖南广电，率先确定了娱乐亲民的方向。
在那时，几乎所有地方电视台都在对中央电视台进行着或精致或拙劣的模仿，湖南电视台却率先走上了另一条路，并且迅速将本土文化融入，这让湖南电视台一下子就呈现出跟传统地方电视台极其迥异的生动面貌，一个具有规模的产业雏形初现。
就这样，上世纪末，长沙最有标志性“轻重两极”——“芒果台”和工程机械横空出世，开始生根发芽，让这座原本不温不火的城市逐渐拥有了独特的标签。
来到21世纪，长沙一开局还是抓住工业不放——2001年长沙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兴工强市”战略。
这一年，长沙GDP为728亿元，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第14名，此时武汉GDP为1348亿元，几乎是长沙的两倍。
一年后，长沙再次为工业发展蓄力，决定每年拿出1亿元作为工业发展资金，以后每年递增2000万元，用于扶持电子信息、绿色家电、工程机械、新材料、精细化工等十大标志性支柱产业，此外，推进强强联合、国企改革、工业园建设等大招也频频祭出。
长沙对工业的扶持，不是“大水漫灌”，而是经过了精细谋划，继而精准发力，把整条产业链都梳理的很清晰，最终取得了不错的效果。2004年，长沙工业总产值超过了1000亿元。
在这之后，长沙又不失时机地提出实施“千亿集群、百亿企业”工程，立下了从“大抓工业”向“抓大工业”进行战略转移的目标。
那几年，长沙发展速度最快的产业还是工程机械，每年以超过60%的速度增长，“三剑客”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在国内傲视群雄。
到了2007年，长沙工程机械总产值已经占到了长沙工业产值的1/3，成为全市第一大工业产业。
很多人在赞叹的同时不禁疑惑：一直以来工业方面优势不强的长沙，为什么在机械装备制造这么“重”的工业产业中获得了突破？
只能说，跟很多的“中国制造”产业有所不同，长沙工程机械企业走的几乎都是一条“技工贸”的发展路线，比如中联重科、山河智造，一开始都是来自于研究所和高校，拥有知识技术这样的“软资源”，而不仅仅是厂房和设备这些“硬资源”。所以很容易形成“两头强、中间精”的高加工度化思路组织生产，占据了“微笑曲线”价值最高端。
当长沙的工程机械以不可阻挡之势，把“长沙制造”的名气散播到中国城市的大小的建筑工地时，此时的湖南卫视早已横扫全国荧幕，为长沙聚拢着“人气”——全国各地观众每到晚间，都牢牢锁定这个内陆地区城市的频道，观看《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超级女声》等开心搞笑的节目。
长沙全市2090家规模企业，停产半停产企业多达1007家，LG、玻壳、伊莱克斯三个世界500强的长沙工厂倒闭。
眼看又要被“打回原形”，结果却出乎意料——长沙纵身一跃，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中国为了对冲经济下行，马车头从出口转向投资，推出了大规模基建投资计划。这些计划大多是铁路、公路及机场等建设，长沙的产业布局恰好满足了这种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需要。
每天，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数十万台挖掘机，将形成的大数据输往长沙，甚至可以构建出一个独特的“挖掘机指数”，成为中国经济运行“凉热”的风向标。
于是长沙的装备制造业搭上了“基建狂魔”的便车，不断开拓国内市场，频频收购洋企，日子蒸蒸日上，撑起了长沙工业的一大片天，并且霸气地喊出了要打造“中国工程机械之都”的口号。
从下表可以看出，2008年长沙工业总产值达到了3230.8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1000多亿，此后更是越跑越快。
2009年，山东省会济南的“神经”被长沙这座中部城市牵动，因为这一年，济南的经济总量被长沙超越，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然而这又在情理之中，看看那几年长沙那股猛劲儿就知道了：
从省会城市经济总量来看，2000年长沙超过昆明；2003年超过西安；2005年超过福州；2006年超过长春；2008年超过石家庄和哈尔滨。
《瞭望》杂志曾刊登《长沙和济南的赛跑》来讲述两个城市间的“对决”，文中写道，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跑，捷足者固然可以先登，后来者未必不能居上。
是什么让长沙能“后来居上”？文章将其概括为两点：对机遇的把握和对资源禀赋的高效利用。
这直接体现在其发展思路与国家战略的同频共振上。当国家大力推动沿海制造业向内陆地区转移时，长沙的发展思路是“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全面提升经济竞争力”。然后凭借在工业方面的高效整合，长沙在2008年前后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内需扩大中大放异彩。
2009年被定为长沙汽车工业发展年，这一年，比亚迪和广汽-菲亚特落户长沙，比亚迪更是把除西安、深圳以外的第三家工厂搬到了长沙；
2010年，长沙工程机械产值率先突破千亿元，长沙有了第一个千亿级产业；
一年后，长沙食品、材料两大产业，分别实现规模工业产值1050亿元和1030亿元，长沙千亿级产业再增两个成员。
但闪光背后，长沙过度依赖以中联、三一重工为代表的工程机械，以及以中烟为代表的食品工业也是不争的事实。
从2012年长沙产业集群来看，工程机械和食品增加值各自占到了长沙规模工业增加值的近三分之一，其他工业加起来才近三分之一，以致于很多人认为长沙规模工业“就是靠这三个三分之一”。
此后，长沙在发展现代工业新体系方面不断蓄力，让其工业能够“多点开花”，不再牢牢绑在工程机械和食品上，除已经形成的7个千亿级产业，长沙新能源汽车、北斗产业、移动互联网、生物医药等的均衡发展也让其有了更多“新名片”。
2017年，长沙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已经排到了第四位，仅次于广州、武汉、成都。
当高铁时代来临之后，京广、沪昆两条连接中国南北、东西发展的黄金高铁，在长沙形成“十字交汇”，将周边的人口、资源进一步吸引，集聚到长沙，这里也就成为珠三角很多企业进行产业转移的首选。
产业上“填充肌肉”，交通方面“拉伸骨架”，无疑让人们对长沙这座城市的未来有了更多想象。
纵观城市发展史，建国前及建国初期的长沙，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底牌，所以在风起云涌的局势中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很多时候的繁华都是稍纵即逝，甚至只能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旁观者。
而之后狠抓工业发展不放的长沙，有了自己的“大招”，即便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风暴中也锐不可当，从而重塑了区域经济格局。
但城市竞争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跑”，城市新贵长沙显然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亟需补齐的短板，容不得半点懈怠。
“外贸依存度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这是十几年前长沙市政府部门剖析自身“软肋”时的一段话。
2018年，长沙市进出口总额为1283.34亿元人民币，外贸依存度仅为11.7%，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相比而言，郑州同期的进出口总额为4105亿元人民币，武汉为2148.4亿元。尽管长沙工业实力强劲，但商业意识、开放思维显然还需进一步加强。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的客运量虽然多年多次排在中部机场第一，但机场的货运量与武汉、郑州相比差距较大。相比郑州的富士康，重庆的惠普，长沙机场周边还缺乏“定海神针”般的临空产业项目。
▲磁浮列车从长沙黄花国际机场驶出 图源：湖南省人民政府网站
近几年，长沙虽然在培育新产业方面狠下功夫，但其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仍然相对薄弱。
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关系来看，相比第一、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弹性系数更大，对就业拉动作用也更大。从今年上半年数据来看，在15个万亿城市中，长沙第三产业GDP绝对额明显偏低，与武汉、成都等新一线城市差距在2000亿元左右。
产业结构偏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对人才的吸引力下降，长沙名校云集，但很多人才都跑到了就业机会更多、薪资更高的武汉、广东、深圳等地。
以中南大学和湖南大学两所“985”大学为例，根据2018年就业质量报告，中南大学本科生在广东就业比例占比27.99%，在整个湖南就业比例排名第二，占比23.98%。同样，湖南大学本科毕业生在华南地区就业最多，占比33.51%，其中绝大部分在广东就业；其次才是包括湖南在内的华中地区。
历史上，长沙与湘潭、株洲等一直存在着很亲密的互动，三城之间呈“品”字型分布，彼此相连，市中心之间相距40-50公里，素有“金三角”之称，这样的空间布局，即便从全国来看，也只有武汉三镇可与之相比。
但长株潭一体化提出十多年来，进展与外界的期待相比仍有差距，三城各自发展重点仍然不太清晰，没有产生太大的集聚效应，重复建设现象仍然存在。
面对如日中天的“大武汉”，还有把整个河南都纳入到1.5小时经济圈的郑州，长沙在城市圈的建设中显然有点“不温不火”了。在建设长江中下游城市群的大潮下，长株潭城市群是很关键的一环，必须要有更大突破。
论城市形象，武汉依靠科教实力在新经济领域独显风骚；郑州依靠空港经济区和高铁战略地位；合肥凭借中科大与长三角城市群规划气势如虹。与之相比，长沙让人想到似乎还是“芒果台”和“工程机械之都”，但这些都属于过去。
长沙城市形象不鲜明，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产生于本土的新经济品牌并不多，一个叫响全国的品牌对城市有多重要，看看华为、腾讯、大疆之于深圳，阿里之于杭州，科大讯飞之于合肥就知道了。
眼下，长沙正在努力打造互联网产业这张名片，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在泛互联网领域，北上广深的地位已经不可撼动，杭州已经有了零售产业互联网，而长沙如果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应该结合自身优势，打好“产业互联网”这张牌。
长沙工程产业互联网具有其他城市不具备的优势，大有发展空间。一方面，长沙工科高校云集，工程领域的人才众多，工程产业互联网一旦能成势，也能防止这些人才外流；另一方面，长沙不仅有中联、三一这样的工程机械产业企业，而且整个湖南就是建筑大省，中建、中铁、中交、葛洲坝等央企都在长沙设有局级总部单位。这些优势，都是全国独一无二的。
希望“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湖南特性能让长沙继续保持这股锐气，在新一轮激烈的城市竞争中占得先机！![]()
来源丨长沙发布综合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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