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街29号 | 中国女性的“审美”史
编者按：
何为女性的“黄金时代”？如何定义、谁又有权定义女性的美丑、逸滞、悲喜、对错？旧日今时，喧嚣从未停止。
就着新一轮的“萧红热”、“民国热”，我们回头阅读中华五千年的女性“审美史”。虽然“审”的主语一直有些模糊——女性的外形与行为之美，是否完全为了博君一笑？还是亦有自我意志？甚至根本只是某一社会环境下的时代产物？
希望这篇文章能解答你我共同的困惑。
文 | 张彰
林语堂在纽约时，有一次朋友请客，电影明星林黛也在。林黛据说性格天真，痴笑不断。林语堂不喜欢，说:“东方美丽的标准是板面、无胸、无臀、无趾的动物——一个无曲线的神偶,我要拿她来做木工的神尺。”民国时的女性主义思潮来得如此之快，以至于“贤妻良母”也变成了批判对象。林语堂所说的“东方美丽”在民国时，自然也已经很不受欢迎了。
其实中国人对女人形体的审美口味一直在变化，这种变化与女性的社会分工、人身依附关系等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追溯对女性形体审美的历史，也可以看做是女性生存史的侧记。
在先秦，女人们是不减肥的，相反，以硕大为美（咳咳）。《诗经》中《卫风•硕人》是卫人写来赞美庄公夫人庄姜的。其中就有“硕人其颀，衣锦褧衣。” 不仅大还要长才算过瘾。《唐风•椒聊》借山椒起喻，有人说是讽谏晋昭公，有人说是赞美妃子生产力先进。总之“彼其之子，硕大无朋……彼其之子，硕大且笃”两句的意思是很明确的了。
为什么硕大就是“美”呢？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美”这个字是从羊来的，肥壮的羊吃起来味道要好一些，可称作“甘”（味道好），吃饱喝足之后赞一声“美”，再掏出一支中华，也很正常。羊又喻“祥”，专用作“膳”，所以“美”、“祥”、“善”的概念最早是不分的。这些特征拿来放在人身上，可能就产生了最早的美。想来也很正常，长得肥肥壮壮不易生病，能干活，好生养，在那个年代这已经是人生赢家了，如何不美。
至春秋，文质之辩，儒家一派还主张女子的美以天然朴素为好。子夏问孔子：笑容甜美，目光迷离，就像白布上绚烂的色彩，这什么意思？孔子回答他：总要现有白底子才好描绘吧，意思是长得丑就不要化妆了（抠鼻）。那个时候男女交往还是很规范的，“男女裸相逐其间”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代之以礼。女性男性尊卑之分虽然已经产生，但是在礼制的框架下，各有各的责任，尚未产生社会地位上的巨大差距，或者说，地位上的差异尚未像后世一样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上予以固化。
但是这种固化在春秋已经发端，这事儿要从官妓产生说起——娼妓业其实包含了全部的男性趣味，可以看做是男人反身性作用的场所。
《战国策•东周策》记载：“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闾就是妓女住的地方。齐国有官妓七百，既可以收税，又可以安抚旷夫和小民的躁动情绪，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一举多得。不止齐国，为了安定军心，越王勾践也干过这事儿。他把有过失的寡妇统统赶到山上充当军妓，丰富士兵的业余文化生活——打败楚国的军功章上也有她们的一半啊。
有了妓女，那妓女的打扮逐渐成为社会风尚流入平常百姓家那几乎是一定的了。所谓“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以歌舞声色取悦于人为业”，要“腰若束素，口如含贝”，要“长袖善舞”、“名眸善睐”，要“美人即醉，朱颜报赤。”这时，对女子腰身的要求，已经与五大三粗的劳动妇女不同了。
到了汉代，对女性体态的要求变得十分严格。汉成帝时的皇后赵飞燕，腰骨纤细，走路一扭一扭，就像手中的花颤抖不已，别人学都学不来——走路如花枝颤动，得瘦成什么样。汉朝曲裾深衣，“后片衣襟接长，加长后的衣襟形成三角，先绕至背后，再饶至前面，三角衽边的尖有一细带在腰间接住，然后腰部缚以大带”，里面只有裹腿，所谓“绔”、“袴”是也，没有腰没有裆，只有裤管，所以也叫“胫衣”，（胫，小腿）。所以汉乐府云：“风吹下体凉飕飕”。当时已有步摇，如果走路没有韵律，怕是簪子上的步摇摆动的不好看。在汉代，男人们写女人们折腰，在掌中舞蹈，这种没有互动的观察式的描写，在现在看来充满了偷窥式的隐喻。
这样的衣服若太胖，穿着就像包粽子
魏晋南北朝时，多民族融合，各种审美观念互相碰撞。北魏、东魏、西魏的鲜卑人头戴浑脱，短衣齐膝，窄袖金钩，长裤皮靴。女子也要骑马，腰是无论如何折不了的。从北朝的鲜卑塑像看，女子也是大脸盘子，高挑身材，略显丰腴。
东西两晋，好男色。《世说新语》独辟一个专栏写“容止”，在这个时尚部落格里可以见到很多大帅逼的身影：夏侯玄，嵇康，王衍，潘岳……帅哥要瘦，弱不胜衣，要白，玉色，要香。当然帅哥也有掐虱的，也有嗑药的，也有当众脱衣服耍流氓的，也有非得打铁秀肌肉的，也有喝得醉醺醺裸睡的、也有被女人们围观调戏大病一场的。总之这个时代的男人，比女人要受瞩目，究其原因，大约是一种自怜吧。跟少数民族比不了武的，只好来文的，文人嘛，瘦一点、白一点，在外表上消灭一切粗俗的可能性，是多么正常的一件事。当然女色也很重要，魏荀粲就说“妇女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这个时代一切都是迷幻的，追求美、追求玄，总的来说，是一个看脸的时代。
唐朝以丰肥浓丽为美，额宽、脸圆、体胖的姑娘最招人喜欢，但是唐疆域西到中亚，南到南亚，东到朝鲜及日本，北到贝加尔湖，哪里的姑娘见不到，吐火罗姑娘，粟特姑娘，和伊朗女侍者，随着船队和驼队，都出现在了市井中。唐朝城池中市集的营造举世闻名。唐朝城市“坊市分离”，按时启闭坊门制，晚上还有宵禁。但是这不妨碍色情业之发达。玄宗时长安内外共容纳在册教坊妓11409人，达官贵人家豢养家妓更是数不胜数。男人玩得疯，女人婚前试婚、改嫁、私奔，也就自然而然了。唐传奇中各式偷情故事更是层出不穷。唐•郑哲《女鬼记•孟氏》写维扬大商人之妻孟氏在家中吟诗，一少年入门而言：浮生若寄，年少几何，美女，约吗？于是两个人就体验了一回人生的大和谐。
多少微胖界人士希望回到的唐朝
胡人见多了，胡人的打扮在女人中也形成一时风尚，尤其是回鹘服饰（至于本土服饰，坦胸露乳是不可能的，广领的衣服倒是很正常。但广领的衣服不是唐朝才有的，南北朝时就有了）。到了武周，穿胡服，打马球，养男宠，成了每个贵族女人的基本功课。因此骆宾王等人才会气成那个样子。唐朝人重视健康，能跑能跳最好，病病歪歪的不要。女人们元宵节赏灯，寒食节组织足球比赛，春天男女老幼一起拔河，甚至骑射、田猎、投壶等等。在竞技中男女都在场，玩作一团，说明唐朝人精神之健康，男女大防不似后世那般严格树立在所有领域中。
文化的包容力不仅体现在男女关系上，也体现在唐朝的方方面面，归其原因，无非富强二字。越往后越穷，穷气上升，就没办法玩的这么开心了。唐文宗时下诏，汉朝流行一时的高髻是不许梳的，也不许去眉开额。（图注：去眉开额在唐流行一时，把真的眉毛剃掉脸部的比例立刻怪异起来了）唐流行的妆容称“俭妆”，而且守节之风在唐朝已很盛行，唐朝现存记载守节最久的姑娘守了六十年。
俭妆完整复原……美醉了
经过中唐残唐及五代的大战乱，到了宋朝，欧阳修不得不在《新五代史》中慨叹：“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宋人继承的是礼崩乐坏的土地，所以文化复兴之心尤烈。这不仅需要男人们努力，也需要女人们努力，所以女人们也要读书，也要经商，也要打仗。司马光就说是个人都要学习，跟是男是女没有关系。所以才会有李清照、朱淑真、吴淑姬。唐朝的四大女才子，惨死的、唱戏的、入乐籍的，绝没有一个像李清照这么潇洒。女人不仅在宋朝文坛上留下一抹惊艳，商界也是如此。宋朝城市坊市合一，不像唐朝那样禁止在居民区做生意。所以街边小店鳞次栉比，女人开的店有李婆婆羹、曹婆婆肉饼、王小姑酒店、陈妈妈泥面具风药铺、丑婆婆药铺等。宋五嫂鱼羹更是百年名店，还受过御赐，宋五嫂自然也成了有名的富婆。陈傅良《淳熙三山志》里面写，福州不论城市和乡村，女人就是比男人强啊。宋朝还多女将，光折家将中就有王荧、王月欣、王芸、张红瑛、张纹玉、张芯月等数十位。
宋女找赘婿称为“接脚夫”，一个守寡的女人“接脚夫”，不算 41 36915 41 15287 0 0 3700 0 0:00:09 0:00:04 0:00:05 3699节。如果不愿意过了，想离婚，也是可以的。北宋哲宗时学者章元弼容貌丑陋，而妻子陈氏很漂亮。陈氏受不了丈夫丑还总是读书到深夜而冷淡自己，所以主动提出离婚。在宋朝离婚是很费钱的。法律规定，女子随嫁的奁产，名义上为夫妻双方共同财产，并不归夫家所有，夫家分家析产时，奁产不可分。《夷坚志》所载宋代妇女改嫁的例子有六十一条，其中再嫁者55人，三嫁者6人。男女平等，到了宋朝算是基本做到了。
至于宋朝的服饰，没有唐之浓丽，但承唐之遗制，而华美之风有过之而无不及。女服仍以衫、襦、袄、背子、裙、袍、褂、深衣为主。交领、广领兼而有之。因为宋时市井之富非唐可比。妆容与唐朝风气一脉相承，只是从少数民族那里学会了穿耳洞，戴耳饰。（Orz 之前中原人没有带耳环的！！小伙伴们我们都被古装片骗了！）
市井中或有小女人，宋朝却不乏大女人
宋朝的女人唯一不爽的事怕是裹脚，不过也不似明清两朝那么夸张，不会那么小，以纤直为上，把足弓裹平了算完，不会像清朝那样非得把脚折成两半。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健全的时代。和田清在《中国史概说》说：“唐代汉民族的发展并不像外表上显示得那样强大，相反地，宋代汉民族的发达，其健全的程度却超出一般人想象以上。”信哉斯言。
元朝南方汉人地位之低也是醉了。而蒙古女人就不同了。正妻在家中地位之高，连汉人都不得不汗颜。蒙古族妇女也喜欢用黄粉涂在额部，有的还在额间点一颗美人痣，这也与佛教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贵族女性流行都“一”字眉式，不仅细长，而且整齐如一直线，再配上小嘴，其美学意义，就好像圆圆的味增汤里飘了两片葱。
明朝重建礼制，矫枉过正，结果弄得大家都不好受。礼制在明朝变成了一整套规范严格的象征体系，似乎每一种安排都可以找出典籍中的理由来，所以每个个人都显得渺小。礼制虽然强大，但经常失灵，比如在妻和妾的关系上，几乎没有任何平等可言。明代名女冯小青，嫁给杭州公子冯生作妾，因为懂诗文、通音律，被大妻嫉妒，一个人孤苦伶仃住在孤山别业，不愿改嫁，又受不了孤苦，最后只好自己和自己谈起恋爱来，每天湖边照面，与影对答，俨然中国水仙，死时只有十八岁。礼制经过千年的发展，与人性的变化显然无法保持一致，这是与中国政治发展过程相一致的，因为中国男女问题之复杂，不仅是性别问题，还是文化、政治、民族关系、商业制度等方面的综合反映。
包这么严，当年是不是全国气候变冷了？
明代妇女的面部妆扮仍然沿袭了红妆的传统，当时人们欣赏女性外在美的标准是“鸡卵脸、柳叶眉、鲤鱼嘴”，就像三道菜。明代女装主要有衫、袄、霞帔、褙子、比甲及裙子等。基本样式大多仿自唐宋，但唐宋可见的广领服饰已见不到，衣服不是交领就是对襟，包的很严实。普通女人的标配，上袄下裙，右祍，裙子时长时短，袖子时窄时宽，全看京师或秦淮的流行。有一种特别的女装，叫水田衣，用各色零碎锦料拼合缝制成，零落交错，入水田一般，这衣服也包的严严实实，不仅长，还是高领。外在包裹的虽严，内在恰恰多得是柳如是、李香君之流有风情、有风骨的名女人——明朝商业发达，哪怕不事生产，画画小孩儿画像都能在城市里活得很好。雕版印刷普及使读书人多到前朝无法可比。读书的人多了，骨气反而没了，到了晚明，追美逐艳之风何等盛行，当世名女高坐青楼，等各路才子来求。事情往往是这样，有些壁垒分明，分割开的部分就各自去寻找正当性，其结果往往是邪魅的一面反而迷人，反而无所顾忌，反而刷新了人性的高度。
女官制度从南北朝时期开始，一路向下，到了明朝已演变成森严的妃子制度了。到了清朝就更是如此，还多加了答应和常在两种身份。身份地位之间的差别，不仅关系到银两、宫女，还关系到自己和孩子的性命，未来几十年在哪里过，是荣华富贵、后宫之共主还是冷冷清清、独归尘土。所以后宫的斗争才会这般激烈.为了美艳动人，化妆术是不可少的。清朝后宫流行一种香粉，用米粉或英粉为底料，配上滑石粉、香料、白附子、白芷、白术、白檀等，睡前涂抹全身，据说可以使皮肤白皙细腻，面色红润。从唇形来看，清人对小嘴的强调有些过分了。对细眉的追求也是历朝之最。也许是清人把握不了汉人审美文化之分寸吧。不仅是唇形，胭脂的画法，对香的使用，首饰，无不如此。奢华多了两分，尺度感就短了很多。文化就像衣服，穿的久了才能够贴身，还必须是自己人才行，外人来穿，久了也能妥帖，但总不能把腿拉长，把屁股垫高去适应一件衣服吧。知道自己穿的是别人的衣服，就自信不起来。
长发小脚、化妆宫（宅）斗——现代人对旧式女子的全部想象
文化的不自信是骨子里的，宋朝明朝流行一时的各式“淫词小说”，清朝下诏清查了七次，越查越多，道光于是感慨：最近传奇、演义这类格调低俗的书，不过就是给市井中人找找乐子，结果女人和儿童也天天看，把放荡不羁看成风流潇洒，把强盗土匪当英雄豪杰，真是没天理了。何止市井之人爱看，《红楼梦》被禁了那么久，慈禧不还是红迷吗。
汉人的日子不好过，人人自危，自然多了几分玩世不恭。男女皆如此，清初小说《走安南玉马换猩绒》说:“就如我们吴越的妇女,终日游山玩水,入寺拜僧,倚门立户,看戏赴社,把一个花容粉面,任你千人看,万人瞧,他还要批评男人的长短,谈笑过路的美丑,再不晓得爱惜自家头脸。”而就在此时，与历代相比，朝廷鼓吹“守节”之风最盛——但守节的恰恰不多，清朝一朝两百多年，受旌表的贞洁烈女不过一百万。
男妓之风在清朝时大盛，而女妓也因经济发达而勃兴。光上海一地，就有韩庄、咸肉庄等诸多场所，按等级分有书寓、长三、二三、幺三、咸水妹、淡水妹、女堂倌、野鸡等，来源三山五岳世界皆有。在上海，狎妓这事儿重要到要专门写《指南书》和《蚊虫报》来指导大家，见什么级别的姑娘应该怎么穿，什么规矩，付多少钱，清清楚楚。姑娘们也争气，上海第一套成套的西式红木家具就是一位名妓买的。当时做到书寓的姑娘一般只接待熟客，偶尔出趟门赴饭局酒局，一定做马车在四马路上招摇一番，给大家赏鉴一番，是旧上海人津津乐道的一种娱乐，还被印在了年画里。
清末，上海聚集了以王瑶为首的一批潦倒文人，狎妓、饮酒、诗会，最后几乎集体转身为中国第一批报业精英和赌马爱好者。为了促进报纸的销量，也为了给上海新世界游戏场聚集人气，1917年花国选举开始了。主办者与时俱进，为青楼女子设置了新的头衔：花国大总统、花国副总统、国务总理等。商业选举章程如下：每人一张选票，一张选票售价一元，选票上填写妓女住址及优点。
那个时代男人们去妓院喝花酒谈事情夫人们是很难反对的，因为极平常。王瑶这种旧式文人且不说，说说留洋回来的胡博士。胡适1910年春在上海时，日记里写道：“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可见四马路胡博士也是去过的。自己去不过瘾，还要拉外国人一块儿去。五四时这样的男人是很多的，辜鸿铭这种每次去花不完三百大洋不算完的主儿刨去，黄侃、陈独秀、徐志摩……那会儿的留洋博士相当一部分进了北大，可见北大风气之优良。后来蔡元培先生发话了：“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狭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
在男性这样“自由”的民国，女性也开始要求独立，而独立就必须有与男人一样的经济权。这是鲁迅同志读完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后得出的结论。1923年，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说没有钱，离开了玩偶之家的娜拉还是会回来滴，所以一定不要给你媳妇你的信用卡。要有经济权就要找工作，那首先就要受教育，于是有了女校。女校在中国虽然1844年就有，但真正产生影响是在民国。民国2年（1913），唐群英在长沙创办数所女子职业学校，如长沙女子法政学校、女子自强职业学校、女子美术学校等。之后，女校逐渐兴盛壮大，最早的女校是职业女校，培养纺织工人、抄写员等等，后来有了学术型的女校，出来也基本当老师了。不得不说，女校历史本来就短，建国后又渐次消失，女性教育市场恐怕并没有饱和，也就是说如果再给民国20年时间，女性在职场的升迁机会、行业等方面是否跟男性达到平等也未可知。不过女性意识在民国时的确猛醒，首先就是从歌颂职业女性开始。
1926年，上海《新世界》杂志举办电影皇后选举，选出四大名旦。这是上海即花国选举之后，第一次针对工作女性的选举，可视为现代女性在中国的诞生礼。那时的审美，已与上海潦倒文人们所欣赏的名妓的美很不同了，被欣赏的除了脸，还有身材和演技——也就是工作能力、社会价值。在她们的身上，有现代性的光环，这种光环，是女性运动和好莱坞式的电影生产带给她们的，当然还有广告业——最开始，郑曼陀、杭穉英等人为公司画月份牌广告是找不到模特的，不得已只好去找名妓，使名妓们又火了一把。后来风气开放，有些大家闺秀愿意登上广告海报，甚至还有专业模特。
广告牌选女人——普通人中的较美者
在电影明星那里，女性在视觉上的形象就非常正面了，至少她们是健康的载体，不管她们是推销奶粉还是香烟。而在过去的近百年里，在小说绣像、春宫画、避火图等有女性出现的地方，女性都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出现的，她们要么是具体场景中的一个人物，或者是意淫用的玩物，都只是画面的一部分，绝不是像西方那样把女性作为美的终极来源。中国画里像《岩间圣母》、《戴珍珠耳环的少女》那样将女性放置在画面中心的不多见，除去祖宗画轴和墓主人像之外，那不是为了审美。
过去的中国人讲女人如何如何，实际上是将女人消弭在语言的漩涡中。比如“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说的是女人身上承载的道德任务，比如四德“德、言、容、功”，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对女人的要求出于礼，出于想象，而不是来源于在不同场合对女人的直接观察。这乃是因为在中国实在没有什么公共空间。有钱有权的人不会办沙龙、去乡间度假、不会追求新的时尚，古代中国没有施坦因夫人，蓬帕杜尔夫人，也不会有乔治·桑。中国有男人对着洛神、九天神女写作，歌颂她们的美，却不会承认她们激发了自己，当然也不会有人热烈歌颂一个凡人的比阿特丽斯，将之视为自己灵感的源泉。男人们都是一副为国为民的模样，女人们也必须摆出一副死板面孔来迎合，这是面子。
女人变成一种行动主体，发挥自由意志，除了散见于史料中的残酷抗争，就是民国开始的。民国的丰富性也就在于此，新和旧、西方式的和东方式的、不同的穿衣风格、写作风格、信仰、人生观、爱情观、价值观……跟现在同质而单调的历史语境相比，民国自然令人神往，充满传奇。在激烈动荡之中，个人风格往往就是最后的傍身之物，萧红如此、张若仪如此、张爱玲如此、丁玲也如此，之所以这些人留了下来，还不是因为时代乱七八糟，只能靠个人奋力搏杀嘛。
中国女人变成半边天的历程，呵呵……
到如今，中国仍不是一个对女人十分友好的国家，给女性的社会空间（假如中国有）从不到“半边天”，否则“独立女性”这词被都会男女说出来就不会具有那么丰富的意蕴。而中国女人对中国男人的不信任，不是对某一个人，而是对敌方全体，因为中国一直以来除了外部规约之外，对女人内心的触及实在少得可怜，所以女人们的计算，对中国男人来说，实在是陌生的领域。中国男人的弱是一定的，因为不承认女人有性欲，自然不需要学狐步去勾引他们，因为社会尚文，所以不需要练强健的二头肌来展示给谁看，因为重农抑商，因此学门手艺或者开家店铺也绝不会有其他国家男人那样的自豪感，这种压抑不止针对某一性别，乃是中国社会结构之平面和单调造成的。
而中国式的美，经过这么多年的清算，如今已很少有人能知道了。现今的男女，只能认识漂亮，却很少认识到美。漂亮与浅层的性意识有关，大长腿，细腰，酥胸，翘臀，如此而已。举止是否优雅、谈吐是否得体、考虑事情是否周全、顾得事体，现在不是不考虑，是估计一般人也不知道该是个什么样子。以家庭为单位的传承已告断绝，以亲属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交往也快要没有了，而知识和话语的失落将是永远的。因此现在，革命的戾气加上古已有之的算计，再减去文化中本来所有的笃定和优雅，便是当代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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