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风暴｜《九人》：他的命，你决定
封面图为《九人》剧组的工作人员在研究剧场装台，被拍下的画面意外地充满舞台感，如同剧照
编者按：
今天我们推出的是戏剧专题第二篇文章，子奇将讲给你听《九人》剧组的故事。和上一期介绍的《燃烧疯人院》不同，这是一个几乎全部由兼职主创和演员组成的团队。可这个听起来像是昙花一现的“话剧爱好者”的尝试，却坚持了四年，并牢牢地扎下了根。
“最好的戏剧也不外是人生的缩影”，你又从里面看到了什么呢？
文｜鲁子奇
2015年4月的一个夜晚，只是大时代里一滴水。那些会存在于后世传说中的故事，在这时代里，有一半是真实的，另一半，只是还未发生。
“本案已经有一人身亡，剩下一人的生死掌握在你们手中。”
从“十二怒汉”到“九人”
陈恩石只是随便回北大逛逛，心里想着也许能遇见什么老同学。他修金融数学，去年从北大毕业到上海工作，这天出差来北京就想着回学校。逛到元培学院的教室外，几句话从门缝里窜出来，竟然霎时间听得他耳朵里发痒、心窝里发烫。
一推门，嚯！
歪歪扭扭的桌椅丛里，几只手捏着剧本。剧本后面纷纷露出脸来，有的茫然，有的却因遇见故友而大吃一惊。“我就想着随便回来逛逛，居然就遇见你们在这排戏！”陈恩石不信就能有这么巧的事。
故事要从三年之前说起。也是一个夜晚，北大西南门外的肯德基里，社团开会、课题讨论声嘈杂一片。其中一张桌子上，有伙儿北大学生正在琢磨：编排个什么样的话剧去参加一年一度的“北大剧星”戏剧大赛。有人提议：《十二怒汉》就不错，可以改编成中国版！
《十二怒汉》（12 Angry Men），是美国米高梅公司1957年拍摄的一部黑白电影，讲一名少年被怀疑用刀捅死了父亲，法庭辩论时所有证据都指向少年有罪，陪审团讨论时，几乎全部人都打算做出“有罪”的判定，但只有一个人表示怀疑，他恳请陪审团重新审视此案，最后终于发现证据全部站不住脚。出于“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由十二个普通人组成的陪审团做出了“无罪”判决。
这部从来称不上“票房杀手”的美国电影，打动过不少观众，在中国虽然被改编成话剧上演过，但剧情仍旧是美国原版剧情。“这是中国观众的遗憾，值得补上。”他们动了这个念头。话剧《九人》的编剧朱虹璇说，当时看了这部电影就迸发出改编的想法，“自从开始写了之后，就再也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要写这部剧，就是一股非常强的吸引力拽着你往前走。”
1957年美国电影《十二怒汉》
《十二怒汉》中的“十二”，是陪审团成员的人数，原则上只要年满十八岁没有前科的公民，都可以成为陪审员。让可能丝毫没有法律知识的决定他人的生死，看起来似乎颇为疯狂，但却有其原由。尽管在包括雅典以内的许多古代文明中，都可以找到陪审团制度的“原型”，但现代意义上的陪审制度起源于英国历史上王权与地方势力的博弈。后来，随着新大陆的开发，陪审制度漂洋过海、扎根美国，一直延续至今。这项司法制度基于一种理念，即认为：在充分聆听过法庭辩论的情况下，普通人完全有能力判断是非。在拍摄《十二怒汉》的时代，陪审团的十二个人必须达成一致方可做出决定，因此虽然最初仅有一人表示怀疑，但依然有可能翻转整个陪审团的判断。
尽管如此，《十二怒汉》并非是宣传某种司法体制的教科书。“它所讲述的是关于一件事情的‘合理的怀疑’”，编剧朱虹璇这么看，“是讲不同的人可能会带有色眼镜去判断他人。”于是，在电影问世后的半个多世纪、大洋彼岸，一伙儿学科背景迥异的北大人开始兴奋地讨论如何改编。
杀人案、陪审团，场景从美国变成了中国。“十二个人在‘北大剧星’的舞台上不容易展开情节，当时的比赛要求是剧目控制在四十分钟以内，”当时的副导演于佳奇说，“所以从十二个人改成了九个人，而且其实正好美国的大法官是一共九个人。”他指的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这九位法官由总统提名但却独立于政党之外，一旦就职终身在位，许多影响美国宪法和重大社会问题的案件，最后都是打到了最高法院、由九位大法官投票裁决。
当然，大法官制度与话剧《九人》之间是一种若有若无的间接精神观照，法理最终是在考验人性。证据一边倒，陪审团里的八个人都想马上做出“有罪”推断，但第九个人却说“我们应该更谨慎一点”。他能肯定被告人无罪吗？不能，他只是觉得人命关天，至少得讨论一下。虽然他指出关键证物匕首很容易弄到、不能证明就属于被告，但陪审团里每个人都受到自身阅历的影响，以至于陪审团团长几度必须要强行维持发言秩序。这位团长的饰演者，就是我们开头说到陈恩石。时隔三年，陈恩石偶然回到学校，遇见了已注入新生命的旧日剧组，而话剧《九人》已经排演到它的第四个版本。
走出“陪审团”之后
“去年北大演出《九人》，一些免费票是分配给学生的，另一些打算留给已经工作的老剧组成员和合作伙伴。但我们的剧务来找我：‘这样公平吗啊？把票留给社会人士，就要踢掉许多学生票名额，那些学生也很热情地排队了呀。’本来我和他吵了很久都觉得累了，天下所有剧组都会留内部票，这有什么可吵的呢，但他接下来说：‘我跟着你们排练一部讲公正的话剧排了两个月了，我还不讲一讲公正吗？’我突然就不郁闷了，有点莫名其妙的欣慰。排练话剧就是这样，不知不觉有一些影响，很难说受影响的人会不会因此变得更迂腐，或者在社会上更寸步难行，反正有一些这种思想埋在他脑子里，不是件坏事。”
2014年《九人》在蓬蒿剧场演出剧照
朱虹璇说的是《九人》2014年在北京蓬蒿剧场上演的第三版。此时，《九人》完全离开了《十二怒汉》陪审团的剧情结构，但怀疑、讨论、理智和人性仍在，故事的内核更加明显了：如何尊重每一个人的决定权？当你和我有可能改变他人命运、甚或改变社会时，我们是否会抛却成见和胆怯？
这种对原来情节的超脱从第一版时已经开始。
“第一版我们是想问：‘这个世界会好吗？’”于佳奇担任第一版《九人》副导演时，刚刚毕业工作，“我觉得每一个北大人都不止满足于随波逐流，有改变世界的情怀在。我们想努力改变，但是很难改变。”
1957年的黑白电影《十二怒汉》中，主人公以一人之力说服了其他十一人，影片最后，云收雨停，阳光洒在法院宽大神圣的台阶上。这更像是一个理想的象征，现实生活却经常复杂得多。2007年俄罗斯翻拍的《十二怒汉》中，少年虽然无罪释放但却踏上了逃亡之路。在2012年的第一版《九人》强化了复杂性，最初质疑的陪审员只说服了一半人。
“我演的是第一版《九人》里的第十个人，是打破僵局的那个，有一点教化观众的意味。”今天，薛元一边在中科院攻读物理硕士，一边继续参加最新版《九人》的排练。三年前的剧情中，九人之一的农民工晕倒之后，他饰演的退伍军人补充进来。然而这个“闯入者”也没能说服所有人，最终大家决定丢硬币进行最终的裁决。当时的导演范轶然，此刻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他人生中第三个硕士学位，虽然主修金融但他的志向却是做一名哲学老师。丢硬币，这个充满随机性的开放式结尾，来源于他对故事的哲学层面思考。
到第二版，这种思考变成了反思：为什么许多试图改变世界的努力最终是徒然的？
在这一阶段，“陪审团”这个很难中国化的结构变成了一个旅游团，考虑到中国对刀具的管制，凶器从弹簧刀变成了一把剪子。这版话剧的海报上，一把滴血的剪子构成的天平中柱，天平一边是囚笼中的一个人，另一边是七嘴八舌的九个人。旅行中有人遇害，法庭所有证据都指向一个女人，但在法庭宣判之后，旅行团中的饭店老板却忽然召集了其他八个人，因为他觉得案件有重大疑点，希望其他人重新考虑证词是否准确。然而就在饭店老板终于说服了所有人翻供时，却得知已经在初审定罪的嫌疑人放弃了上诉。
展示现实的复杂性，未必是悲观，恰恰是勇敢。
副导演于佳奇攻读了硕士学位之后，已经第二次进入职场，他说，“第一版抛硬币的结尾是随机的，第二版是寄托在别人身上。但即便如此，也是希望人们能够继续努力。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说‘很难’的话，这个社会没法改变。人很容易被体制同化。”
从这个角度来看，《九人》的含义有一大半是在表演之后生发的。2014年，第二版《九人》走出学校，进入蓬蒿剧场公演。表演结束之后观众和主创的演后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讨论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法制？什么是正义？关于这些问题，剧本没有给出一个答案，而是引向更多问题，就如同剧中推销员那一段“咆哮”的台词：
“你睁大了眼睛看看：一个老太婆！一个自大狂！一个娘炮！一个怂包！还有这……这姐姐！就靠这些人，这些傻老百姓，天天一脑门子官司自己的事儿还忙不过来，他们能维护什么公平正义？你们相信吗？！”他踢翻了台上的一把椅子，冲着台下的观众吼叫：
“你自己相信吗！”
“十年之约”的第四年
“现在这版和以前的故事，理论上没关系，算是大变革的第一枪。”2015年4月，第四版《九人》的导演曾伟力，正带着演员们读剧本，但现在大家手里的并不是这部剧最终的面貌。曾伟力说，“一个封闭空间里，人们做决策，这个空间非常大。现在还是摸索修改阶段，会按照表演的效果来修改剧本。”
这里是北大化学学院的地下室，气温比地面低了几度。北大化学系的博士生林木，参与了迄今为止全部四版《九人》的表演。今天他带剧组进入化学楼时，大厅里祭奠徐光宪院士的白色花朵正弥漫出清冽的香气。
2013年的一个深夜，坐在北大外头的小饭馆里，已经演过两版的《九人》剧组以可乐代酒相互碰杯，以为他们是最后一次相聚，因为剧组中大部分人都要马上出国、工作。但大家却没演过瘾。于是共同约定，要将《九人》演十年。
于是有了《九人》的第三版、第四版，“《九人》是一个构架，它所可以包容的东西是很多的，可以时刻包含这个社会中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但最重要的是，这个构架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关怀。”从第一版到现在，几乎所有人员都是非专业的“兼职人员”，用热情在做这部话剧，薛元的说法是：“人总得有点爱好。”
由于剧组人员工作和出国，许多新人被不断吸收进来，带来全新的思想。最显著的就是导演的变化：第一和第二版的导演“哲学爱好者”范轶然用抛硬币提出决策的偶然性；第三版导演莫小巧，曾是《九人》在北大剧星比赛中的竞争对手，她加入剧组之后用现实主义元素丰富了人物和剧情；如今第四版导演曾伟力，借助戏剧结构上的经验，已经完全颠覆了原有的叙述模式。
这一次的故事，是九个人打算排一部以《十二怒汉》为原型的话剧，却又不断地出戏陷入对社会和自身的叩问，戏里戏外两条线的穿插增加了结构上的复杂性。但曾伟力所说的“大变革”不止于此。
（海报中的公交座椅、跑道、舞台帷幕、iPhone手机外壳暗含了今年《九人》的剧情要素）
“中国现在话剧的商业模式很不成熟，而且没有太好的剧本，《雷雨》、《茶馆》都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恋爱中的犀牛》也已经是十好几年的事情了。”副导演于佳奇在英国留学时，见识到了英国戏剧文化的强大氛围。但一切都在改变，近几年许多校园话剧公演获得了很大成功，受到鼓励，《九人》今年第一次采用商业运营模式、第一次大规模公演、第一次尝试“众筹”……
《九人》的变化与演职人员的成长互为表里。编剧朱虹璇这么看“十年之约”：“十年之后，大家都是剧中人物的那股年龄了，那个时候作为中年人已经有人生的高低起落的体验，演的就不仅是剧本，更多是自己。”
朱子云在剧组里绰号是“专业扑街三十年”，多年前他在大学一年级“一二九”合唱的伴舞里，就演了一位被鬼子砍死的流民（副导演于佳奇当时出演扑在他身上痛哭的小男孩）。从此以后，朱子云所出演的角色全都需要“扑街”，连同《九人》第二版里被气晕的农民工。“不在台上死个人，都不好意思参加‘北大剧星’”，这是校园话剧时代的青春回忆。
“我们身上的变化有没有带来剧本的变化呢？肯定有。三年之前写白领，是光鲜亮丽，‘霸道总裁’那种，现在工作了，写起来就是‘搬砖狗’，苦辣酸甜都有。”朱虹璇说，“写到第四年了，还会有恐惧感：我是不是有资格去写一个中年人的戏？这种情境下的人究竟会说什么话？我对世界的猜测是真实的吗？”
“十年之约”听起来很长，但从2012年到现在，也恍然已经是第四年。看未来时，漫长的光阴仿佛需要翻山越岭去跨越，看过去时，却快得像是翻一页纸。沉浸在戏中，出离于戏外，有时候感觉悲怆失望，有时候却觉得希望实在太多。
这是一部叫做《九人》的话剧所走过的路，也是我们所身处的大变革时代。
注：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可查看《九人》购票方式，北窗读者可享受购票优惠福利。
“北窗”专栏设置——这些都可以投稿：
Ta们 | 人物记录
打败时间 | 书、影、剧评 游记城记
公共收听 | 文史、公共记叙思考，公益推介
五四街29号 | 阳光下眯眼动笔，笑侃世界
二手也是一种态度 | 不分享会手痒的好文
另有编读互动、线下活动，敬请期待。
订阅后回复“目录”可查看各栏目往期精彩文章。
北窗将在周一、周五推送原创作品，周三不定期推送编读互动，仅二手专栏推送二手作品。登载图文版权均属北窗，如需转载，敬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