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霞：“未婚生子众筹”之后
编者按：
我和很多人一样，在刚刚听到“未婚生子，众筹社会抚养费”这条新闻的时候，对这位母亲是同情的，对她的对手方则是愤怒的。
但回过头看，这些情感所基于的理由其实并不一样。
有人感受到面对制度时个人的无力；有人感受到女性身份的悲哀；还有的人，感受到的是作为一个公民，在争取让世界变得更好时，所面对的茫然无措。
你我能做些什么？
北窗（微信号：lightthere）
文 / 兜爷
采访吴霞的那天，北京正处于阅兵蓝之前的连天阴雨之中。事实上，除了九月三日当天心潮澎湃的群众们有幸目睹了“应运而生”的蓝天白云，整座城市很快又陷入了连绵阴雨。
吴霞一头利落短发，素面朝天，露出光洁的额头，穿着剪裁简单的无袖黑裙，身形并无累赘，当她走进咖啡厅时，我没能马上认出来。
她是今年六月“未婚生子众筹”事件的女主角，在所有新闻报道里，往往和“未婚生子”“单亲妈妈”“不甘的母亲”等词语绑在一起——在文字的想象中，吴霞是疲惫的，焦虑的，设防的，眼角眉梢应该都无声地透露着“母亲”的气息。
可我看到的她并非如此。眼前人开口清脆有力：“久等了。”
一
6月21日，吴霞和沈博伦的女儿出生。他们叫女儿“吴所谓”，希望她不必在意他人的眼光，不要受限，无畏长大。
“我们的孩子来到人世间所面临的第一个事情，不是别的，而是一个叫做‘社会抚养费’的东西。可能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汇，我们同样。这是我们第一个孩子，没有超生，但根据相关政策规定，我们‘占用’了额外的‘公共资源’，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4万余元才能给孩子上户口。”
那时，她与男友沈博伦已和平分手，但决定共同把孩子抚养长大。
“刚怀孕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分手，但是沈博伦当时也明确表示了不想结婚。我问，那要交罚款怎么办？他开玩笑，那我们就众筹算了。”吴霞说起当时和孩子父亲的一段玩笑话，却没想到一语成真。
真的到了交罚款的时候，众筹的想法很快就浮了上来。“其实这笔钱我们也能想办法凑出来，但是希望更多人来关注和讨论这个话题。”吴霞说起选择众筹的原因，“跟孩子父亲一说，一拍即合。”
经过前期认真的准备，众筹的文章在父亲节当天发出，并立刻引发了微信上的转发热潮。“每人限筹10元”的设定，将这一活动的目的从“筹得钱款”变成了“引起讨论”。
“我们发起这场众筹的第一身份是两个公民，其次才是为人父母。所以我们始终把引起大众的探讨放在第一位。”吴霞和沈博伦在那篇文章中写道，“我们并不是在辩论，而是在把整个事情摊开来给你看，希望你能在耐心了解之后，对整个事件有更多了解，也能对我们有更多理解。”
他们希望引发的讨论并不是针对个人的，而是针对整个社会的福利改进——反过来讲，对每一个可能遭受其害的个体而言，生育权、社会抚养费等政策性的讨论都有其意义。
众筹进展很快，讨论也愈加白热。“传播范围比我们想象中更广，我们原来以为要找媒体，结果文章发出来以后媒体就蜂拥而至了。第一篇有影响力的报道是南方都市报，然后所有大的网站都在转载，后来还上了新浪头条。”在吴霞看来，众筹的效果基本达到，“大众声音并不都是理性的，但是基本上在我们意料之中。”
也有许多人看完文章以后，认为吴霞是“柔弱而坚强的女性”或者“可怜的妈妈”，痛斥和吴霞生下孩子却不结婚的沈博伦是“渣男”“负心汉”，又或者认为这是一对“没长大的、不负责任的、因为自私不愿意向现实妥协的青年父母”。
“我们后来还组织了一场小型讨论会，到现场来的人很多，也很感兴趣，但是大家的关注点都是我们作为父母应该怎么照顾和抚养这个孩子，很具体，很家庭，而不是针对制度或政策的。”这是让吴霞失望的地方，“这场讨论可以有更好的效果。”
二
对吴霞和沈博伦而言，发起众筹不是一时冲动，是权衡之法。
他们并未面临太多的选择。大部分人遇到一样的事情，会选择默不作声地凑齐罚款，少数有气性有家底的可能甩脸去国外产子，而他们属于物质上的普通人，精神上的理想主义者。
“也有这样的例子，姑娘就直接大着肚子去国外生了，回来孩子持外籍护照，避开了上户口这件事。但是持外籍护照就只能上私立学校，需要很大一笔费用，这基本上是对经济条件好的人才可能的选择。”吴霞说，“我现在在创业初期，还比较拮据，所以选择了交罚款，但是前前后后这个过程让我们觉得很多东西太不合理了，太不容易了，应该要让更多人知道。”
在那篇众筹文里，他们曾经质问“生育权是应该和婚姻绑定的吗？”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18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该法并未对未婚生生育有禁止性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
条文虽如此，社会抚养费的存在却让这对年轻的父母感受了现实的艰难。未婚生子这件事几乎被当作一次小的民事案件，吴霞被要求去做笔录，公安局要立案，计生委要审批。“后来去计生办咨询的时候，我很气愤也很激动，因为所有人都在劝你说，你为什么不假结婚呢，结了婚再离婚不就行了吗？——你本身已经感情破裂很难受了，但是他们还在逼迫你做自己不想做的选择，似乎办不了户口、上不了学这一切都是你不肯结婚的错。整个过程对我来说是严重的二次伤害。”
他们认为计划生育规定与婚姻法之间的矛盾给公民政策生活带来了伤害，应当要被解决。“原来我们想过公益诉讼，也咨询过律师，在北京这种事的胜诉率几乎为零。”吴霞说，“如果在小地方，管得不严，可能你拖家带口到派出所磨几天就行了，毕竟给非婚生子女上户口也方便了人口管理。但北京各类资源本身就紧张，计划生育政策几乎没有松动的可能。”
公益诉讼有没有赢过？我脑中出现这个问题。
我想起了早年知名的郝劲松。从2004年夏天开始，他先后7次将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北京铁路局告上法庭，原因是在火车上购物和地铁如厕时未能要到发票。他是赢过的。
“在强大的力量面前人们往往除了服从别无选择，但是我不愿意。”郝劲松曾经说，“我要把他们拖上战场，我不一定能赢，但我会让他们觉得痛，让他们害怕有十几二十几个像我这样的人站出来，让他们因为害怕而迅速地改变。”
众筹项目原本在追梦网上线，但十几个小时以后，这个项目就因为“不可抗力”被突然下架了。于是他们转战到自己开的微信号上继续传播，这一次，没有被删帖，也没有封号。
吴霞仍然对事情向好的方向变化抱有信心：“在很多事情都敏感的年代，计划生育这个话题的舆论环境仍是相对宽松的。已经开始有人在人大提案，要修改计划生育的政策。包括我们这次众筹，其实政府也是做过回应的。”
她所说的回应，是在今年七月份的世界人口日，卫计委的一名司长杨文庄在新闻发布会上被记者问到对于此次众筹事件的看法。他的回答中规中矩，却也保留了一定空间：
“时代在发展，各方面观念都在转变……现在和以后，如何面对这种社会问题和对群众这种生活观念、家庭观念的转变，还需要做一些分析、评判。有关管理方面，可能需要做一些研究完善，以更加适合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
三
吴霞这个人，本不应当仅仅被定义为一名母亲。
她先后就读于北大、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后来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商学院，回国进行教育创业。作为联合创始人之一，吴霞一直致力于开发各种教育项目，培养出兼备改变世界的意愿和能力的年轻人——“要有公民意识，也要有执行能力。”
她们与北京几所顶尖的高中合作开设课程，辅导学生自主设计一些社会创新项目，比如解决食堂浪费、废物回收、中学生心理压力疏导、地铁安检完善等等，至今他们覆盖了8所学校600余名学生。
她所在的教育机构的网站上，醒目位置写着一句话：“一人传十，不忘初心，我们对学生的期许，也是对自己的鞭策。”现在的公司还在初期发展阶段，只有3个人全职员工，再加上15到20名实习生和兼职老师。“其实现在已经盈利了，虽然发的工资还比较低，将来在规模化阶段可能会考虑找找投资人。”
生下女儿后，吴霞有时也带着宝宝去参加公司战略会议，宝宝不哭不闹，很是配合。“有了她对我的工作有什么影响？”吴霞想了想，“可能会更有动力吧。希望能做的更好，给孩子树立榜样。我现在做教育方面的事，也会更多从孩子的角度出发，考虑到一个举动、一个项目对人生长期的影响。”
因众筹而成为“名人”以后，她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众人的同情。
“很多人天然地认为我很可怜，没有结婚有了孩子，注定是一个悲惨的母亲。”吴霞说，“其实我人生的前二十多年里，一直都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学习成绩好，弟弟妹妹的榜样。现在在做着我喜欢的工作，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做事业。但因为这件事没有打钩，很多人都认为你非主流，观念上抹杀你之前的一切成功。”
“这件事”是什么？在中国，是结婚生子，是先成家后立业，而在更为极端的地方环境中，这件事还可能是乖乖做家庭主妇，生不出儿子接着生。
中国的女性从很早之前就开始参与生产和劳动，随着经济发展，女性领导也早已不是稀有的存在。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对于女性，“个人问题”在所有舆论评判她是否成功的因素里，几乎具有“一票否决权”——到了二十多岁不在谈恋爱就是“不会讨男人喜欢”的失败者，没有尽快从恋爱发展到结婚就是“不替父母省心”，结婚了不要小孩就是“不懂事”，如果还离婚了，那完了，“人生进入了黑暗，赶快再找一个”。这样的压力男性也不是没有，但更多地是遭到个别领域的不认同，不至于将其社会价值一并抹杀。
左图为吴霞带孩子参加一个宝宝party，右图为吴霞所工作的教育机构网站上对她的介绍
“我在刚生孩子那段时间，觉得未婚妈妈挺不容易的，我们要建立一个生态系统来给这些妈妈物质上的支持。但现在想法不太一样了。”吴霞说，“我们更需要的是社会观念的变化。”
曾经有人在微信上转过一篇文章，叫做《男人可以支持女权主义做到的35件实事》，里面都是一些诸如“分担家务”“承担避孕责任”“陪伴独自走夜路的女性同行”等小事，却也从小处做起为女性创造了更健康友好的生活环境。
如果愿意换一个角度去看，吴霞不再是那个弱小的需要同情的母亲。她是一名有创见的职业女性，对社会充满善意，并且在有力推动积极的改变。她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养育着一个可爱的女儿，仍对未知的爱情和忠贞的承诺保有相信。直到目前，她在生活和事业之间努力保持了健康的平衡，而我们这些作为“看客”的人，一场口舌纷纭之后，也应当像她一样，尽力做好自己人生的功课，并勇于承担自己作为公民的责任。
四
临走前我问她：“你觉得公民的定义是什么？”
吴霞眼神亮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她很认真地坐在那里想了一会儿，“这可能是需要持续去探索和更新的定义。现阶段在我看来，公民就是在我所处的这个社会范围里，能够成为积极创造价值的一份子，同时也在这个社会体系中获得足够多的尊重和权利。能够在不伤害人的情况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她说的这个定义，更像是社会应当予以公民何种生存空间，句句诚挚，并不苛求，老实讲，却也不易获得。
曾经赢得“个人与体制”之间的几场战斗的郝劲松，也在采访中回答过这个问题。当时他被问到，“公民和普通人的区别是什么？”
“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能正直地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这样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年轻的父母们在塑造世界和营造家庭的道路上，风霜皆是必然。但愿所有为人父母者，同时也是平等男女，自由公民。
注：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可查看众筹文章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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