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盘“年夜饭”事件：大家究竟说了啥
编者按：
今天过十五，江西农村年夜饭事件慢慢从公众视野“退场”了。
尽管这一事件最终被证明是一场营销骗局，它所折射出的城乡二元结构、阶层分化乃至对立，仍然是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围绕事件的理性争辩、口水战乃至插科打诨在春节长假这个特殊的时间点得到集中的展现，并相互冲撞，勾勒出一幅生动的浮世绘，也构成了我们理解当下社会的最佳文本。
文 / 嘎嘎
缘起
春节期间，你的朋友圈一定曾被这个标题《上海女孩跟男友回农村过年，见第一顿饭后想分手》和这张图刷屏：
虽然已有网友开始打假，指出这则槽点满满的新闻实则营销骗局。然而回顾长达两周的争论，仍然可以肯定其所折射的社会现实一定是触动了普罗大众的神经。
在围绕事件的众声喧哗中，农村与城市的二元结构、“凤凰男”与“孔雀女”的阶层分化、乡村的凋敝现实与田园牧歌的浪漫想象、女权意识与婚姻观念、乃至地域冲突……这些经典的社科的研究命题，也是描述我们当下生活困境的语汇。这些理性争辩、口水战乃至插科打诨在春节长假这个特殊的时间点得到集中的展现，并相互冲撞，勾勒出一幅生动的浮世绘，也构成了我们理解当下社会的最佳文本。
道德正确：尊重与教养
因为新闻直接反映了女主对农村生活与男友家庭的鄙夷，很自然地引发的第一波争论便是关于尊重与教养。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和菜头的《姑娘，你的问题是没教养》，观点其实非常明确：“无论你对农村的现实生活有多么失望，完全不考虑他人感受的行为，都是缺乏教养的表现。”
“整个事件中，我没看到任何贫富差距、门当户对方面的问题。因为嫁不嫁是个人自由，没有谁要强迫谁一定要嫁给谁。我看到的只是教养问题，而且不是多和寡的层面，而是有和无的程度。正因为太多人根本没有教养，也谈不上任何家教，所以才会引起那么大的纷争。也不过是因为农村人位于社会底层，他们并没有网上回嘴的能力，才让议题一偏再偏，变成有人试图用道德绑架一个上海城市姑娘嫁给一个江西山村家的男孩。可是，应该讨论的不应该是拍照上网、筷子插饭、春节拂袖而去的问题吗？”
和菜头是一个多年活跃在网络论坛、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的自媒体人，他的批评带有道德高地自上而下审视的视角，也引发了道德正确是否能够绑架个人择偶自由的质疑。
如果说和菜头的批评是与事件不相关者，路见不平、直抒义愤而难让观者接受，杨昇的《城市女恋农村男：带你去他家已经是对你最大的尊重，你怎么能够羞辱他？》，作为一个同样出身农村、在城市中谋得一席之地的作者以悲情自述者的角度则更能引发大众的共鸣。作者同样从尊重与教养出发，不同的是他以自述者的身份道出了凤凰男群体在恋爱关系中寻求城市女性认同过程的艰辛，让大众把目光投向了事件的男主。“可以说为了体面地带女朋友回家，我准备了10年！”毕业之后，从攒钱给家里盖房子-添置家具-重盖厕所、翻修厨房、配太阳能热水器，到提高父母的卫生标准….而10年的艰辛前行又值得社会的尊重，进而又含蓄地道出，愿意与凤凰男甘苦与共定是好女人的观点。虽然正文内容中肯，但标题透出一股道德绑架意味以及“找到我是你的福气”的直男癌气质，也能引来评论区开足火力的狂喷。
还有更多的文章和热帖，用高清图片与优美文笔勾勒出与女主眼里截然不同的乡村图景，以此打脸“不识好货”的城市孔雀女。比如《江西女致信上海女：江西农村有能力滋养爱情》。
城乡鸿沟：当下的农村正在发生什么
在关于教养的争论中，事件的女主被刻画成自私矫情的城市中产孔雀女形象，而男主则成为了朴实真诚、勤奋上进确遭女友抛弃的“受害者”。赞同者多有大义凛然属性以及“我这么努力你却看不起我”底层悲情男属性以及“农村很美、农民朴实，不许你诋毁”对乡村怀有强烈认同属性。前者是道德评判的视角；而后者则开始显露出一个阶层的态度。
关于个人是非对错的道德评判很容易变成个体价值观的兜售，而较难找到一个争辩聚焦的点。而一个群体声音的集体显露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当下社会结构的矛盾所在。然而仅停留在悲情自述与恋乡赞歌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照此逻辑女主的逃离就是一种不识货的结果，一切有意义的谈论就会戛然而止，更重要的是孤芳自赏的态度会遮蔽乡村的现实以及这个悲情群体所遭遇的真正困境。
好在越来越多的农村精英，挣脱当事人对错这个狭小的议题，而试图将关注点放在这出小事折射出的社会症结——日益扩大的城乡异与阶层分化已经渐成无法跨越的鸿沟。
魏春亮连发两篇文章（《上海姑娘所逃离的，是我的父老乡亲每天赖以生存的日常》《我们终将逃离没有出路的农村》），以故乡安徽北部的小村庄为例，告诉我们当下的农村发生了什么，为何会导致上海女的逃离。
虽然，魏春亮也有作为被漠视乃至被鄙视的受害者的感伤，
“也许，以前我们看到了太多巨大的差异，但直到这个上海姑娘的出现，才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将这种差异放大。在上海姑娘的映照下，我看到了我的父老乡亲的生活在城市主导一切的文化中是多么的边缘化，处境是多么的难堪。上海姑娘所逃离的，是我的父老乡亲每天赖以生存的日常。”
但是更主要的还是打破了对农村田园牧歌式的浪漫想象，还原一个当下农村从物质生活、教育、社会关系、民风全面凋敝真实处境：
“经济：自下而上去建设农村的原动力已经彻底断了”
“教育：从农村考上大学已经不可能”
“婚姻：几乎成了买卖”
“古老的生活方式”
这一组令人绝望的小标题透露出当下的农村不仅会吓走大都市的娇小姐，也让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村精英子弟迅速逃离，这才是农村最大的尴尬。
“我比那些偶尔到农村的城里人还想逃离，我把故乡泥泞的道路和脏乱的厕所抛弃在脑后，一心奔向了城市。只是扎根在血液里的牵绊可能一辈子也逃不掉，每当有人对我说，你可以为你的村子做点什么，我都无话可回。我能做的微乎其微，即使是我考上了大学，也起不到任何激励后辈读书的作用。我是农村的叛徒，能做的也许只是把写写这样的文章，让人们认识真实的农村。然而，我心中又知道，其实这基本也没有什么用。”
当下农村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改变，城乡差异为何愈发难以弥合？越来越多的文章开始在个体经历的感性叙述框架之外，从宏观的社会制度入手对城乡差异的形成进行理性的讨论。城乡二元结构本就是一个宏达的主题，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不胜枚举，自媒体的文章虽未必功夫精深老到，但通俗易懂的文字形成良好的社科知识普及方式，事本不关己却忧国忧民费力码文的态度也是其可爱之处。这里截取一个陈奕名的《上海女孩经历的两个世界：教养无法弥合的阶层鸿沟》片段供大家快速了解背景：
“中国阶层分化最直接的体现是城乡二元格局：对农村的“统购统销”政策，让中国的乡村变成了城市的供给基地，还不许涨价。严格的户口限制了人口流动。久而久之，城乡在经济上的差异，逐渐转化为更深层的不平等。这种差距曾一度在改革开放中试图弥合，上世纪80年代，与城市相比，农村享受改革红利更为直接，从包产到户到乡镇企业热潮，农村在经济水平层一度逼近城市。
这种美好的梦想很快就被打破，乡镇企业在国有企业改革、外企大规模进入中国之后，竞争力迅速下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有对中国的农产品价格的严重冲击，也有对中国大量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因此在“内卷化”严重的中国农村，“农民工”成为重要的出路。
三十年前，城乡二元格局，会因为人口流动的限制，尽管有两个不同的世界，但大多数时候，这两个世界没有交集，但是在这个时代，一方面因为教育的因素，阶层的断裂正在加剧，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流动的加速，阶层之间的接触也在日益频繁。前段时间，那个把辱骂自己的食客烫伤的火锅店员，还有年前在网络上流传的“农村儿媳”，以及如今这个上海姑娘，都是这种现象的不同侧面体现。”
阶层分化：凤凰男的被污名化
在统购统销政策下牺牲农村建设城市的历史遗留、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制度背景，以及乡镇企业热潮的退却，使农村与城市的二元格局逐步形成，农村逐步落后于改革后城市发展的步伐，而二元格局之下塑造的两个阶层也日益处于一种断裂的状态。
而对于那些出身农村却在城市求学、工作的精英，跨地域的空间流动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的垂直流动并不能弥合阶层的断裂，相反在阶层断裂的背景下，这种流动形成了一种两难的局面：既是想要逃离农村的“叛徒”，但在户籍身份、安居职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又无法被大都市所真正接纳的“北漂”“沪漂”，甚至在文化与趣味上处于被鄙视的状态，这种集中的体现是是“凤凰男”的被污名化，而这个标签往往与“敏感”、“功利”、“直男癌”这些关键词联系在一起。
官媒《人民日报：农村，说声爱你太沉重》从个体VS家庭社会关系的视角触发，将男主的遭遇解读为后致因素，如努力、受教育等，与先赋的户籍出身、家庭背景与原有的社会关系的矛盾，让本该甜蜜的故乡生活记忆在他们实现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之后成为被集体鄙视的根源，并指出这深刻地反映了社会阶层分化下农村精英分子跨越阶级所面临的社会困境和压力。
“春节返乡团圆，恰恰是 42 35611 42 15288 0 0 3467 0 0:00:10 0:00:04 0:00:06 3467农村出身与社会关系的再次确认，而那位女孩的连夜出走，也正是对这种社会关系的拒绝。因此，这不仅仅是城乡差距的问题，也不仅仅是阶层固化的问题，而是农村大学生在向上流动之后，如何去重新构建自己的社会身份的问题。“我奋斗了18年，现在终于可以与你坐在一起喝咖啡”，但是在这样的悲情故事之后，如果“我”的父亲还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我”的亲戚还在背井离乡进城务工，“我”真的实现了完整意义上的命运改变吗？恐怕那些带着有色眼镜的“凤凰男”标签，还是会充满歧视与不屑地飞来，以家庭出身与社会关系的名义将个体掩埋。”
《凤凰男，一个让我们尴尬的时代名词|从上海姑娘的逃离说起》这篇文章则更本质地道出了问题：攻击凤凰男的不是所有城里人，而往往是城市女性，结合阶层关系视角与性别关系视角，使凤凰男问题的成因以及所折射的社会问题更丰富地展现出来。
作者首先肯定了城市女性歧视凤凰男的社会心理现象反映了两性权力关系的变迁：
“其反映了女权意识正在觉醒的城市中产阶级女性对婚姻生活和家庭关系的重新定义：反抗大家族的关系绑架，拒绝父权制度下作为生育机器和财产的女性家庭角色定义，试图捍卫自己的自由和利益。”
但是作者又指出，这些攻击又“携带着城市中产阶级女性视角的局限性”。一方面使得中产+女性的视角审视之下，凤凰男作为一个对立的群体被污名化；另一方面，“凤凰男这一名词把对传统家庭观念的反抗被和婚姻中对出身以及家境的选择强行绑架在一起，将文化和观念冲突的复杂性抹杀了，仅仅指向其经济状况。”，实则是对拜金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合理化。
同时还指出比性别关系对立更重要的是阶级关系在文化上的对立，指出对凤凰男的歧视其实和对农村生活的浪漫想象如出一辙，本质上产生于城市中产阶级对农民群体的猎奇心理，是一是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自上而下的审视乃至窥视：
“平日里，大部分城市人所接触到的是充满了精英阶层的“乡愿”情怀的，质朴浪漫的乡村和充满田园野趣的农家乐和旅游景点，代表着一种远离城市喧嚣的宁静感和归属感。在被美化过的乡村，天是蓝的，草是绿的，人们是热情善良的，当这种想象被打破的时候，当发现秀丽的山野风光其实伴随着恶劣的卫生条件，以及村民并不如想象中的具有淳朴的美德的时候，人们往往难以接受，情感过激。并且，由于审视视角依旧是自上而下、由城市中产阶级的角度出发的，这些对农村风俗的感叹和窥视，往往带有不少主观感受和猎奇色彩，缺乏对其经济和文化发展现状的理解与包容。”
“女权”争论：女性视角还是阶层视角
如果说在将矛盾指向城乡差异、阶层分化现实背景的讨论，将焦点置于当下的社会结构，而把事件中个体的行为对错不做价值判断。但是陈岚《上海姑娘，不是逃饭，是逃命》一文，则提出了一个新的论战旗号——“女权主义”，旗帜鲜明地为女主做辩护，并将进一步将门当户对合理化。
陈岚从不锈钢器皿的描绘入手，指出上海姑娘吃不下那顿不锈钢器皿所盛的年夜饭，是对于一个文化、社会视野局限于大都市生活的上海本地姑娘其生活经验所造就的身体“直觉”反应，而这种反应正是社会阶层的差异所造成的。这个观点其实和阶层分化、城乡差异讨论并不冲突，然而陈岚从社会进化的视角，把社会阶层的差异的形成看作是“自然秩序”。
“社会正在象一个正常的社会。有着越来越明确的社会阶层的区别。再建立它自然的流动和上升渠道。不应再有一个粗暴的意识形态的手，把这样的自然守序搅乱、掠夺、破坏和颠倒。
通常是建立在下嫁的对象有极大的优势，可以弥补阶层的差异的基础之上。高攀，也不是不行，通常发生在女性有极强的生育优势的基础上。比如，一个姑娘即使出身贫寒，但长成了一绝代佳人，又或灵巧聪明过人，那么，她通过婚姻通道改变自己和后代的社会阶层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一个小伙子即使出身贫寒，如果智识过人，人才出众，在社会中取得了家庭所不曾赋予他的立身之本，如于连，当然也比较有可能改变自己和后代的社会阶层。”
陈岚的观点引发了较大的争议。
林岛《上海姑娘的除夕逃亡：折射的不是农村的破败而是中产的沉沦》以激进的口吻指出陈岚文章对农村文化的鄙夷和消费，正是中产有意制造文化区隔的体现。
首先，在伍勤《只有物质富足的女性才有被保护的资格吗？| 上海姑娘的“逃命”》一文看来，陈岚所谓的女权义是虚假的女权主义，因为：
“把女性的“生育优势”——即“性资本”——作为其僭越阶级的资本，其实是对资本主义框架下的父权意识形态逻辑的一种偷换。而“女权主义”不过是陈岚理直气壮捍卫固化的阶层鸿沟的保护色罢了。”
再者，女性对婚姻的自主选择权当然是女权主义的命题，但是陈岚的女权主义观点其实把城市女性的困境归罪于男性与贫困，但是农村女性却处于失语状态，也就是把农村与男性勾连，女性与城市勾连，这种天然带有排他性的、精英色彩的女性意识，严格划定了范围：只有物质富足的女性才具有被保护的资格。这种范围的划定忽略了女性群体内部仍然具有诸多分化的维度，而其中阶级就是一个重要的维度。所以陈岚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精英主义的视角，而非女性的视角。
“部分城市女性所认为正当的理由背后，是将农村女性划为了“他者”的，农村女性的声音几不可闻，尽管她们数目极为庞大，这样的叙事里，将城市女性所面临的结构困境，归罪给了男性与贫困，乡村与男性勾连了，女性与城市勾连了，它像样板戏一样，解救了一个即将跃入火坑的女性，方式是什么呢，是将那个被刻画为男性形象的农村进行进一步的区隔。然而城市与农村天然具有的区隔下，这种样板戏并不普适，城市女性与农村男性的联姻并不是主流选择，城市女性面临的困境从农村男性身上叙事，本身便失之准确。社会规范和政权制度，才是困境中最深刻最隐蔽的大象，而这甚至不仅仅是女性的困境。
而即使我们不谈论其他群体，仅仅着眼于女性，女性身上的属性也是多元的，正如男性一样，她也可以是农民，是新移民，是性少数群体。如果只看到她身上的女性属性，就没有正视她全部的遭遇和感受。对弱势群体而言，苦难不会被垄断，往往还会彼此交织。
女性只有与城市、精英、富足这样的词语勾连才能安全的背后，实际上女性没有任何安全，因这种安全是阶级的安全，它并不属于女性。如果只有精英式的图景给女性，女性实际上没有选择。当把女权主义等同于精英主义，女权主义就已经消亡了。它不再关注女性，它不再是女性的叙事，它不再提供女性的经验与视角。”
地区之争：女婴死亡率的解读
当舆论同情江西农村把矛头对准上海姑娘时，上海网友小小琪《【吐槽】老天爷欠江西农村一个好儿媳？呵呵，你家媳妇20年前就埋土里了》不服：关于“老天爷是不是欠江西一个好儿媳”这口黑锅，上海姑娘不能背。他引用了微博网友@满城狂草贴出的一张图，指出：
2000年中国各省市分性别婴儿死亡率的统计表单上，江西女婴的死亡率高达78.5‰，而同期同省的男婴死亡率仅为31.36‰……
作者将这一指标解读为杀害女婴的结果，并以此作为性别平等程度的度量，指出江西是最仇女的省份，完全不值得大众同情。
虽然这个吐槽帖也涉及到了性别平等的问题，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以此攻击原先被塑造成受害者的江西农民。此文一出，一部分讨论的声音开始转移到“同情朴实的江西农村vs批判重度仇女的江西农村”争论上来。这种将矛盾指向地域攻击的骂战对于推进对当前社会困境成因及解决方案的讨论本身助益不大，然而有趣的是，很多网友尝试运用专业知识讨论如何解读统计指标，使得骂战演变成人口学、统计学知识的科普。
从知乎《如何评价《老天爷欠江西农村一个好儿媳？你家媳妇 20 年前就埋土里了》一文？》的讨论来看，主要有两种声音，一种是江西人现身说法，枚举亲身经历或道听途说的个案佐证吐槽文的数据；另一种声音则是从人口学的角度讨论如何解读婴儿死亡率性别差异与性别平等之间的关系。
数据帝指出：江西1岁后5岁前的女童死亡率实则与各国经验值相差不远，说明女婴其实与当地公共卫生状态相匹配，并非超额死亡。但是江西1岁前男童的死亡率却比世界经验值低60%，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以及对婴儿性别偏好双重因素叠加下，超生男童死亡后的瞒报。
但是知友的评论指出一个质疑：如果存在死亡率漏报的话，男女都应当都漏报，全国各地区都应该有漏报，因此男女婴死亡率比例这个数字仍然能说明问题。
数据帝贴出一张图给出回应，指出不同地区、性别、年龄组漏报的程度差异非常大。就分性别来说，江西的男性0岁漏报率为31.55%，女性为16.11%，也有很大差异。不同地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松紧不一，漏报的出生和死亡的差异只会更大，这导致男女婴儿的死亡率差异更加不能说明问题。
尾声
随着春假结束以及打假帖的涌现，江西年夜饭事件热度逐渐减退。它可能很快就会被遗忘，被引力波、Apple Pay、颂圣诗等新的词汇所淹没。也有“打假帖”接二连三地出现，但帖子可能是假的，帖子所反映的问题确是普遍存在的，这也是它之所以引起社会大讨论的最重要原因。
庆幸的是，不管这则新闻是否商家用心不轨的刻意炒作，又或者争论过程中也存在谩骂和攻击，它还是有助于处于不同位置的声音得到了集中的释放，这样的观点交锋过后，大家也能易地而处，对另一个群体有了更深的理解。不带立场严肃认真的科普也有助于不断逼近对当下困境的理解。
江西年夜饭事件所折射出的城乡二元结构、阶层分化乃至对立，仍然是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而对于在这宏大社会结构之下谋求个体生活的你我，无论来自农村还是城市，还会在将来不断地听闻、评论和经历类似的故事。这些故事并非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而是最真实的困境。
今日元宵，皓月高悬，人们燃灯放焰，庆贺佳节，又是一个吃团圆饭的夜晚。但愿饭桌前其乐融融，无论各自来自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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