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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和金庸,才子的两种类型

2018-03-19 帅飞的 六神磊磊读金庸

文/六神磊磊

中国顶尖的才子,一般就是两种类型,李敖型和金庸型。


你去看,基本没有例外的。


只不过有的是八成李敖、二成金庸;或者反过来,八成金庸,二成李敖而已。


一个叫“敖”,逛荡也,游乐也,喧哗也,微我无酒,以敖以游。


一个叫“庸”,平凡也,驽钝也,谦退也,乐哉开后觉,乞我一中庸。


一个极致地张扬,只要前列腺正常工作,就能日地球;一个习惯性地谦抑,“哪有哪有”,“不敢当不敢当”。


都是办刊出文集,一个叫“千秋评论”“万岁评论”,中指比千秋;一个叫三剑楼随笔、明窗小札,自说都是些“随笔”、“小札”、小玩意,微小的贡献。


写诗,一个风行水上,说“只爱一点点”“我的爱情浅”,一个字斟句酌,吭哧吭哧,说“聆群国士宣精辟,策我庸驽竭愚诚 ”。


一个说自己五百年白话第一人,一个口头上总说“无论如何不敢当”、“我不是写得最好的”。


其实内心觉得自己写得特好。


很多人眼里,李敖似《世说新语》上人,金庸似《经济名臣传》上人。


李敖没有做完人的压力和包袱,而金庸有。


李敖可以痛快骂人,随便开车,大胆超速,他的人设是张狂才子。


金庸极少骂人,罕有开炮,他的人设是彬彬书生。


他公开讲话,措辞委婉,面面俱到,“王八蛋”之类的词绝不轻易出口,受访不怼记者,评点别人时,经常是客套地“某某先生的作品也是不错的”。


揶揄几句台湾武侠小说同行,说张艺谋《十面埋伏》评价不好,说别人拍电视剧乱改他的书,就算是厉害的了。


王朔骂他,他居然认认真真委委屈屈地回一大篇,开头还磨磨叽叽地先说“八风不动”,摆个淡泊的pose。


所以他的采访不好看,有时候我都要抱着研究的态度才能看完。


好玩的是,没有完人包袱、到处骂人的,容易被叫做“性情”。


而面面俱到、努力做完人,又或对他人感受考虑太多的,则容易被说成是乏味、圆滑、世故。马拉多纳和贝利,杨过和张无忌,都是这样。


所以李敖尽管无比贪财,却还可以指责金庸贪财——不做完人,就不用处处设防;要做完人,则任何一点都可以被攻击。


如同孙子写兵法说,备前则后寡,备左则右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就像我猜这稿子一定被各种垃圾号的小编抄,不署六神磊磊名,怎么备也没用。


做完人不值。最好的是把自己放到楼底,向楼上随便骂。


李敖无秘密,风月、亲子关系、吃喝拉撒,都被自己或他人各种宣之于众,本人还勤奋写自传。


我们甚至都知道他和胡因梦啪啪的时候喜欢看着镜子,欣赏自己的“骑术”。


无秘密的人,容易让人觉得亲切。


金庸如城堡,心事深藏。


他不写自传,不谈隐秘私事,今天大众能拿来八卦的,不过一个朦朦胧胧、不知是耶非耶的夏梦梗而已。


有了天大的伤痛,金庸也自己找佛经化解,不爱对人倾诉。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自己个人是很保守的,痛苦快乐,什么感情都放在自己心里。”


哪怕痛裂心扉,对外也不过一句: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在女人方面,不同程度地,两个人都亏负前任。


这种才子,在女人问题上是交不出圆满的人生答卷的。千古只有那么几个杜甫、王绩而已,还得特穷。


对前任,李敖一直不依不饶呛呛呛、损损损,金庸则总说愧疚,愧疚。


但事实是,前者似乎并未因此承受更多詈骂。


世人爱看才子狂浪,却不爱看大款休妻。金的故事,被人自动代入了第二种情境而已。


李敖“性情”,其实相当精明。


什么人能骂到什么程度,拿捏得颇准。


金庸“圆熟”,其实骨子里桀骜。


“我这生最大的脾气,就是人家指挥我什么事情都不听的。”


所以小时候他总被开除,读中学也开除,读大学也开除。后来到了左派的报纸也呆不下去。


李敖让你感觉不停在推翻自己,而金庸自从成长为一个自称的“保守主义者”之后,在政见上没有反悔过,大致就是一句话:


“我个人主张循序渐进,不喜欢一下子天翻地覆”。


可结果是,两个人都得罪人。


你别看金庸说话温吞,偶尔也会飙的:


“当时大陆搞 ‘大跃进’、 ‘人民公社化运动’,一亩地产三五万斤粮食,这个当然是假的,放屁,于是我就不登。”


李敖的作品,禁作等身,号称一百部里禁了九十六,甚至没写完就禁。


金庸的书一样被禁,当时一度大陆禁,台湾也禁,“射雕英雄传”还得改成“大漠英雄传”。因为反对左,金庸被狂热分子人身威胁,要暗杀,被寄炸弹。


可见顶级的才子,只要识见的底线仍在,不管你怎么为人处事,都是得罪人的。


聪明就必然得罪傻逼,理智就必然得罪狂热。激进的得罪人,温吞的也得罪人。


才子要真圆熟,就别设底线,必须彻底熟透了、不要脸才行。


最后,说敌人。李敖需要具体的仇敌和对手,具体到人。


金庸不同。他的对手是抽象的,是时代、人性,是权力欲和偏执,不是具体的人。《笑傲江湖》没有年代。


李敖和旧制度其实没有切身的血海深仇,但表现得不共戴天。他当年著书战斗的姿态,是“焚我残躯,熊熊圣火”。


而金庸著书的姿态,则是“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晚年,当他们一生的敌人和对手渐渐消失、成为历史之后,两个人其实不同程度地都有点无措。


李敖更明显一点,金庸其实也有。


激发他们灵感的癫狂时代渐远了,奔涌的才思蛰伏了,文笔的锋芒消失了。


李敖是不见芒,只见疯;金庸是不见锋,只见忙。


人间最完满事,大概就是李敖不疯,金庸不忙。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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