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给不了你答案，亦舒更给不了

2017-07-13 南京大学出版社

近日，根据亦舒小说《我的前半生》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荧幕热播。强大的明星阵容和原著作者自带的光环，让该剧一播出就掀起波澜。这部讲述“中年妇女失婚涅槃记”的电视剧随着剧情展开，因为颠覆的人设和故事走向，受到诸多“亦舒粉”的集体吐槽，慨叹“这剧何苦要挂 ‘亦舒原著’四个字”、“这不是正宗的亦舒女郎”……

香港言情作家亦舒的小说，一直在华人世界有很高人气，写的虽是通俗言情，其文笔风格和审美却自成一派，迷倒众多自认品味不凡的文艺女。更重要的是，她通过种种爱情故事教读者如何做一个坚强独立的女性，那些“亦舒女郎”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以自爱自立为本。

《我的前半生》电视剧海报，由马伊琍、靳东、袁泉、雷佳音等主演。

亦舒小说的重要主题是女性的自由和解放，《我的前半生》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作。然而，且不论电视剧中重新站起来的女主角转头去争夺闺蜜的男友这一让“原著粉”吐血的剧情，即便观众大声疾呼“尊重原著”，《我的前半生》原著中，女主角从上一段失败婚姻中修炼自我，再心甘情愿进入下一段婚姻的结局，也只是一种单向度的乏味。时移世易，时代终究给了现代女性以更多的自由，然而现代女性要做自己，归宿还是只有婚姻一条路的皆大欢喜吗？女性如何自处，如何承担自己的选择，如何获得更加强有力的自由，《我的前半生》给不了答案，亦舒更给不了。

撰文｜柏琳

我快30岁了，还在读亦舒的言情小说。是不是幼稚得很？我不认为。

师太凶猛，一生写了三百多部言情小说。她在华人世界读者众多，基本都是女读者。爱看言情的，当然是姑娘多。

自认有品味的文艺女，觉得亦舒与众不同。她不写琼瑶的“一帘幽梦”，不屑席绢的“你侬我侬”，也不大看得上三毛的“浪迹撒哈拉”，她就扎根在大都会挣生活——穿衣永远黑白灰，开司米长衫，粗布裤子，衣装熨帖，职场练成“白骨精”，深夜回到依山傍海单身公寓，首要事情是踢掉鞋子对牢大海喝克鲁格香槟……

《我的前半生》剧照。

城市白领下班挤地铁，衣领打褶，穿高跟鞋被陌生人踩脚，恍惚想起小说里的“亦舒女郎”，一声叹息。师太告诫姑娘们，“做人最要紧姿态好看”——做人要忍耐，穿着要得体，要读书识字，要经济独立，最好，《红楼梦》和莎士比亚全集放枕边，总之，品位要高。

都会凉薄，女子当自强。哪个在城市打拼的现代女性不深以为然？看这样的言情小说，有什么问题？

问题出在有人把通俗言情当成了人生指南。

“中年失婚妇女涅槃记”

“我还有一双手，我还有将来的岁月”

起码，一本《我的前半生》有迷惑性。这本“中年失婚妇女涅槃记”，是师太上世纪80年代早期作品。结发13年的丈夫涓生因出轨而提出离婚，不谙世事的少妇子君“在那一刹那间，把他看个透明，这样的男人要他来干什么？我还有一双手，我还有将来的岁月。”

离婚后，妹妹幸灾乐祸，母亲嚎啕大哭，佣人欺软怕硬。子君被丈夫变相赶出家门，她只咬咬牙：“不必哭。我会争气，我会站起来。”

曾养尊处优的子君经历世态炎凉，从低薪小翻译干起，在闺蜜唐晶帮助下，从一个“美则美矣毫无灵魂”的木美人活成坚强的都市女性，接下去，她遇到了比涓生更好的男人，重回婚姻。“我的前半生”就这样结束了。

亦舒让子君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刚刚触摸到一点人生真相的皮毛，就要打回言情套路的原型。于是，《我的前半生》后半段不再吸引人，原来女人挣扎着站起来，终究为了走原来的路。皆大欢喜的结局，可是，有点乏味？

我们不该对一本通俗的言情小说要求太多，不能要求亦舒和曹雪芹一样，写下“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才是虚无人生的本质。但如果我们看出《我的前半生》背后隐藏了一个难解的女性生存难题，可能就会明白，亦舒的单向度是真乏味。

“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这个女性生存难题是——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1879年，伟大的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写下剧本《玩偶之家》，刻画了女性觉醒路上一个经典的先驱形象——娜拉。女主人公娜拉伪造父亲的签字向人借钱，为丈夫海尔茂医病。丈夫了解原委后，生怕影响自己的名誉地位，怒斥妻子无耻。当债主在娜拉的女友感化下主动退回借据时，海尔茂又对妻子装出一副笑脸。娜拉看透了丈夫的自私和夫妻间的不平等，不甘心做丈夫的玩偶，愤然出走。

娜拉去往哪里？她能获得新生吗？《玩偶之家》的时代——19世纪中晚期的西方社会，易卜生在另一篇《关于一出现代悲剧的札记》文章中写到：“世界上有两种精神的法律，两种良心。一种是男人的，一种是妇女的……这个社会纯粹是男权社会，一切法律都由男人制定……”可以预见，娜拉虽已看透海尔茂的虚假爱情，可摔门而去之后，屋外等待她的是何等漆黑的漫漫长夜。

为着女性觉醒的前途，鲁迅给现实中的“娜拉”一盆冷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1925年，冷峻又悲观的鲁迅，不忘娜拉出走的问题，他给出了自己版本的预想——写了一生中唯一一本爱情小说《伤逝》。

《伤逝》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涓生和子君冲破封建重重阻碍，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主，但最终爱情失败，子君死去，留下涓生在长夜里哀泣，一“伤”一“逝”，生死两茫茫。

离开社会的解放，个性的解放是无源之水。彼时中国社会，是一个“吃人的”、吞噬真实与弥散虚伪之地，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本身不具备生存能力的涓生和子君的悲剧从一开始就是注定的。“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伤逝》中这样说。

环境的恶毒，不能掩盖个人致命的缺陷——倔强的子君，面对父亲和胞叔的逼迫，她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然而，她却在决然走出封建大门后，走入了另一扇地狱之门。

涓生的理想是虚无的，他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构建两人的爱情和生计，对于子君的前途做居高临下的安排，自己却在丑恶的生活中软弱地做困兽之斗。子君的理想是不清醒的，她的觉醒仅仅因为爱情——只要在一起就人生无憾，从此甘愿奔波在饭菜和家务之间。直至涓生开始嫌弃她变得浅薄：“她早已什么书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

爱情的开始与结束，是男主人公一人的意志。涓生要同居，子君就和家人决裂，涓生说出“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舍去”时，子君甚至没有一声质问，当天便悄然离开了两人的家，走入黑夜中。

《伤逝》剧照，涓生与子君

一个既不能理解生命之轻，也不能承担生活之重的涓生，是不能承担“出走的子君”毫无保留的交付的。面对爱情，子君搁下心头沉重的惶惑，忘记首先要对自己负责的独立性，把生命完全交付给他者，面对背弃，死亡是惟一的结局。

面对中国的“娜拉”，鲁迅明白经济桎梏和社会环境的戕害，他看到的依然是灰败的远方。“单知道仍然要战斗”，至于这药引子究竟把中国的“娜拉”引向何处，刀笔吏刮削也力所不能及。

距离“娜拉出走”过去了140多年，《伤逝》年代里的“子君们”也已经蜕变出千万万个寻求解放的现代女性。然而在这个世纪里，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发展至今，也没有给“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提出一个完美的方案。

“结婚算是最得体的制度”

亦舒版本“娜拉的故事”

文学底子深厚的亦舒，自小熟悉“娜拉的故事”，也熟读鲁迅。在上世纪80年代经济腾飞的“东方明珠”都会香港，她用写爱情小说的方式，给了一个“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的“亦舒版本”。也许是向鲁迅致敬，也许是《伤逝》对她的触动太深——这个版本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和《伤逝》中同名。至于故事的走向，读者都已经知道了——女人从上一段因不独立而失败的婚姻中爬出来，修炼自我，再心满意足地走入下一段婚姻中。

子君决定再婚前，打电话给闺蜜，回想离婚后之艰辛，这样感慨：“像小时候跟大人逛年宵市场，五光十色之余，忽然与大人失散，彷徨凄迷，大惊失色，但终于又被他们认领到，带着回家，当中经过些什么，不再重要。迷路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场内再彩色缤纷，又怎么可以逛足一辈子。我不管了，只要回到干地上，安全地过日子……”

老天，我们以为子君脱胎换骨，没想到她轻描淡写离婚后的重生不过是“迷路”。

亦舒呈现了当代女性的生存状态，却没有为女性指明新的方向。但不能强求亦舒太多。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经济的腾飞并没改变“结婚算是最得体的制度”的主流趋向，香港彼时虽属英国殖民地，社会底子依旧是根深蒂固的华人文化，更不必说那时就连西方世界也并不流行独身主义甚至丁克生活方式。亦舒在《我的前半生》里给子君安排的归宿，是单一的，也是符合当时社会共识的。

《我的前半生》剧照。

而社会毕竟是不同了。即使顶着“原著亦舒”名号改编的同名电视剧让若干中过原著之“毒”的读者为亦舒喊冤，或者干脆细数原著里真正的“亦舒女郎”如何体面地打翻身仗，让前夫追悔莫及云云，我们也不要忘记结局的贫乏。

拿一本30多年前的香港言情小说作为婚姻和爱情的金句指南，观照当下都市女性的生活，是不是落伍了？言情小说为造梦而生，写得再精准，为女人提供的，不外是“我该怎样才能获得幸福”这样的梦幻式追问。

活在21世纪，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女性，是时候远离“我如何争取幸福”这样的鸡汤式问题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争取经济独立，基本都有机会接受教育，也能相对自由地选择栖居之地，甚至你生不生孩子，是否选择异性恋，都已可以放到台面上讨论——无论怎样诅咒社会不公，环境已经给予女性越来越多选择的可能性，我们应该问的问题，也要变一变了——在这个看似更开放的社会里，女人要做自己，究竟有多少种选择？我们可以承担自己选择的风险吗？

一本30多年前的言情小说，

给不了现代女性更多的启迪

在看似更开放的社会里，女人真的有更多做自己的选择吗？不要忘记，争取妇女解放的运动虽然一直朝前迈进，但也不过就是一百多年而已。今天的娜拉，从原生家庭出走的也好，被失败婚姻逼走的也罢，将要走到哪里去？前方还是吞噬她的黑夜？或者走向另一个明亮的家庭房间？

现在有另一种选择——有一个“娜拉”，她自主地走向黑夜，却不会被黑夜吞噬。美国当代知名女作家玛丽莲·罗宾逊在其成名作小说《管家》中，给出了这样的版本。《管家》讲述美国西部爱荷华州闭塞小镇上一对接连失去家人的姐妹花的故事。她们跟随姨妈西尔维生活，被其喜欢流浪、不喜定居的生活习性所影响。最终，妹妹露西尔回归日常秩序，姐姐露丝则跟随姨妈四处漂泊，在节节车厢中迎来晨光与夜露。西尔维不喜欢灯光，习惯在月光中吃晚餐；而露丝喜欢的，是“漆黑的灵魂在没有月光的寒夜中独自跳舞”。

一切都是自我选择之后的甘之如饴。当妹妹成为选择日常的定居型（Settled）女性，姐姐和姨妈成为选择漂泊的流浪型（Transient）女性（关于女性主体性的论述，可参考美国文化批评家宝拉·盖伊关于玛丽莲·罗宾逊小说的评论文章：Burning Down the House？ Domestic Spaceand Feminine Subjectivity in Marylinne Robinson’s: “Housekeeping”），二者得到各自心满意足的归宿。

不是没有午夜梦回。在《管家》结尾处，叙述者露丝忍不住想象妹妹露西尔的生活场景：或者在厨房逗弄女儿，或者在大城市，衣着光鲜的白领露西尔在咖啡馆等待朋友。这两个场景，都透露出露丝对现代社会的女性主流生活方式存留的向往。罗宾逊以这样的小说结尾试图反思：尽管总有人反抗传统女性角色，但选择漂泊和孤独并不一定是寻求解放的女性们的理想出路。

虽然有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但罗宾逊做了一个作家该做的事情——忠实的呈现人生的各种面向：《管家》里，一生恪守日常秩序，从未踏出家园一步的外婆活得平静自足；露丝，这个为主流清教徒社会所不容的现代另类版娜拉，在焚毁象征父权压抑的老房子的大火之夜，飞奔向通往未知激流之湖的桥，她的脚步强健。

只有女性内心“托付男性”情结真的消失，女人才真正有自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到那时，全职太太，单亲妈妈，独身白领，或者成为吉普赛女郎，我们有那么多选择，何必在一本30年前的香港言情小说里找答案。

延伸阅读

苏伟贞刘俊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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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华文女作家苏伟贞与著名华文文学研究专家刘俊联合编写了本书。

两位主编聚焦于新文学缘起的二十世纪，以及女性作家发表于二十世纪的小说，选取三十一位最具代表性的华文女作家，撰写作家生平介绍、作品导读，奉上具体的作品文本，由此构成了这本华文女性小说世纪读本，也可称作一部简明的二十世纪华文女作家写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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