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之蓝：30年代法国左派青年如何“逃避”革命？
巴塔耶
“你如何对巴塔耶这样的作家进行分类？小说家、诗人、散文家、经济学家、还是神秘主义者？答案如此之难，以至于文学手册总是忘掉了巴塔耶。”巴塔耶的丰富让罗兰·巴特赞叹不已。但与他“上承尼采下启福柯”的地位并不相符的是，比起自己的好友，那位“著名的失踪者”布朗肖，巴塔耶的声名不显也不遑多让。汪民安在《巴塔耶文选》的序言中这样定位，“尼采的信徒，科耶夫的忠实听众，萨特潜在的对手，布朗肖和列维纳斯的同道，后结构主义者——福柯、德里达、鲍德里亚、克里斯蒂娃等——频频示敬的先驱……”
内在体验
“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喜欢太阳，我闭上眼，透过眼皮，它是一片红。太阳多么惊人，它让你联想到一场爆炸，难道不是么，还有什么比人行道上流动的红色的血更阳光，好像这光也会炸开，也会杀人。此刻黑暗的夜里，我却迷醉于光明；……我的目光不复沉浸于此时头顶闪耀的群星，却迷失在正午的天空之蓝里。”
1935年，西班牙内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在一本题为《天空之蓝》的小说中，乔治·巴塔耶写下了对日光的迷醉。而中文读者第一次看到“天空之蓝”，大概是在成书于二战期间的《内在体验》，第三章“刑苦前记”里的同名断片，似乎正可作为小说《天空之蓝》的解说和补充：
“如今，在天空的耀眼光辉下，正义被撇而不谈，这病态的，临近死亡，但真实的生存，沉湎于一种‘缺失’，那样的‘缺失’就揭示了它的来到世上。完成了的‘存在’，一再地破裂，在一中不断增长的恶心将它遣至天空的空虚后，已不再是‘存在’，而是伤口，甚至是其全部之所是的‘痛苦’。”
巴塔耶在序言中自白，“《天空之蓝》中种种骇人的异常之举都源于当时撕扯我的苦难”。在《内在体验》中常见的非知、迷狂、越界、交流、共通体、至尊性……这些巴塔耶的核心思想，在小说中也无处不在，其哲学主张早已在文学作品中表露无遗。
“我活着是凭切实的体验，而不是逻辑的解释。”
“我把内在体验理解为人们通常所说的神秘体验：迷狂状态，出神状态，至少是冥思情感的状态。”
译者施雪莹在后记中感慨，巴塔耶对小说人物的生理反应种种不厌其烦的描写，呕吐过后鼻腔里的酸痛、面对面的情人口中的酒臭味，甚至是酒后失禁，内脏发出的舒缓声……营造了一种无与伦比的“真实感”。而这种“真实感”，正是“内在体验”所不可或缺的。
“逃避”革命
三位女性所代表的群体很明显，“富有、傲慢而疯狂的嘟蒂身着万字旗红长裙；难看、邋遢而阴沉的拉扎尔办有共产主义月刊（评论普遍认为她是以西蒙娜·韦伊为原型的）；天真温顺的格泽妮生活优渥，却也不忘在火车卧铺上读一份最新的《人道报》。”
托普曼则是20世界30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的化身，既渴望革命又茫然无措：
“我无法否认自己对工人群体心怀愧疚。这本来是微不足道、站不住脚的，可更让我沮丧的是，我对拉扎尔的愧疚也是一一个样。那一刻，我看得分明，我的生活无以辩护。我羞愧难当。”“但有个问题我还是想问清楚：如果工人阶级已经完蛋了，为什么你们还要做共产主义者……或者社会主义者呢？”
就像弗洛姆所言，人们为了安全，以一种逃避自由的方式，向独裁与破坏寻求自由。托普曼也是在以一种纵欲又怯懦的方式逃避革命。他意识到，自己对革命的渴望只是一次虚有其表，无法置身其中的，失败的逃离，“我来西班牙其实是为了逃离原来的生活，但我的尝试徒劳无功。我所逃避的事物追捕我，逮住我，然后了令我重又做出疯狂的举动。”
为了逃避这种溢出的过剩，他甚至渴望重新皈依宗教，“我羡慕那些有个上帝可以依靠的家伙……很快我剩下的大概就‘只有眼泪可流’”。我们知道，巴塔耶对宗教的否定是非常坚决的，他17岁受洗成为天主教徒，23岁作为一名牧师被派往英法海峡怀特岛上的科尔修道院，数月后“突然失去了信仰”，后来又有戏仿《神学大全》的“无神学大全”三部曲。因此这样的感慨，是对革命和宗教的双重僭越。
“听着，亨利……我知道自己是个怪物，但有时候，我希望战争爆发……”
“为什么不呢？”
这是在全书的末尾，托普曼与身着万字旗红长裙的嘟蒂在包厢里做爱前的对话，紧随而来的是火车上的分别，和一群排成军列队的孩子在疯狂演奏的军乐，他意识到人们“为向死的欲望而蛊惑”，“万事都将覆灭于战火”，“这高涨的杀戮的狂潮，远比生命来的更尖锐”。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天空之蓝》结稿的第二年，经历过决裂与修好的巴塔耶与布勒东，共同发起了知识分子抵抗运动“反击”。
“真实”的二战
这本结稿于1935年的小说一直被巴塔耶雪藏，“失常是《天空之蓝》的根基。但我从未觉得这个源头有足够的分量”，直到1957才在朋友们的鼓励下正式出版。巴塔耶在前言中写道：在此期间，西班牙内战与世界大战的爆发，都让与这本小说情节相关的历史事件显得微不足道：在悲剧本身面前，又怎会有人去关心预示它的征兆呢？
但或许《天空之蓝》的特别意义正在于此。革命、战争与死亡，战前渴望有事发生的世界蠢蠢欲动、二战后整个欧洲的灾难后遗症，都被巴塔耶描摹无遗，这不是预言，而是回忆。正如主人公托普曼所言，就算战争真的爆发，也不过是对他“脑中所想之事的回应”。这些“脑中所想之事”或许可以追溯到巴塔耶短暂的战争经验，他曾经以士兵的身份参与一战，虽然因为结核病的缘故很快退伍，但对战争与死亡的体验一直跟随着他。
博格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在爆发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因为在发生前就已经穷尽了所有可能。鲍德里亚说，海湾战争和911从未发生过，只是对好莱坞的模仿，是媒体和舆论对恐怖主义威胁的拟真幻像。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作为“事件”的二战从未“真实”发生过，因为在它发生前，就已经被巴塔耶穷形尽相。
也因此，故事比“真实”更“真实”，因为它所能召唤的体验比真实事件更为真切。正如巴塔耶在序言中所说：
或多，或少，人都悬于故事中，悬于小说里，由它们为之揭露生活多面的真实。只有这些时而读来令人心神不安的故事，才能让他直面命运。所以我们必须怀抱热烈之情感去探求故事可能的面貌——探求如何将努力付诸小说的革新，抑或更甚，付诸小说的永生中去。我想以沉重的文字表达自我。
《天空之蓝》
(法)乔治·巴塔耶 著
施雪莹 译
天空之蓝
在彻底病倒之前，我的生活是场彻头彻尾病态的幻觉。我醒着，却仿佛身陷可怕的梦境，任事情一件件在眼前飞快闪过。经过弗雷德·佩恩那一夜，第二天下午，我出门，希望可以找个朋友让我回归正常生活。我生出了去拉扎尔家见她的念头。我感觉糟透了。但不同于我的期望，这次会面更像是场噩梦，甚至比我下一晚要做的那个梦更令人绝望。
那是周日下午。当天，天气又热又闷。我在拉扎尔位于蒂雷纳街的公寓见到了她，她身边还有个人，一见他，我脑中就冒出了要驱除厄运的可笑念头……这人个子很高，面容之可怖，活像广为流传的兰杜的画像。他有双大脚，套了件浅灰色夹克，对他瘦削的身形来说是过于宽大了。夹克的粗呢布料有几处已经褪色泛黄；他穿到发亮的长裤，比夹克略深，裤腿轴成开瓶器，拖到地上。礼数上他很是周到。他同兰杜一般蓄着漂亮的脏褐色胡子，脑袋上也光秃秃的。他语速很快，选词十分考究。
我进房时，他的身影衬在蓝天白云的背景上：他正站在窗前。那是个巨大的存在。拉扎尔向他介绍我，又特意告诉我他是她的继父（不同于拉扎尔，他不是犹太人；他应该是再婚时娶了她妈妈）。他名叫安托瓦纳·莫卢（Antoine Melou）。他在外省一所中学当哲学老师。
当房门在我身后关闭，我不得不坐下，活脱脱像是跌进一个陷阱，在这二人面前，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恼人的倦意与恶心，同时我又意识到自己很快就会一点点失掉常态。拉扎尔多次和我说起过她的继父，她告诉我，严格就智力而言，他是她见过顶机敏、顶聪明的人。他的出现让我颇不自在。当时我生着病，半疯半傻，哪怕他不说话，只是张大嘴巴，我也不会惊诧——我想象着他什么也不说，任由口水流到自己胡子上……
我的意外造访让拉扎尔很是不快，但她的继父却不这么认为，一番介绍后（其间他始终一动不动，一言不发），他坐上破破烂烂的扶手椅，立刻开口说道：
“先生，我有意让您和我共同探讨一番，我得坦言，有个问题让我如陷深渊，困惑不已……”
拉扎尔声音克制又疏离地阻止他：
“我亲爱的父亲，您不觉得这种讨论是没有结果的么，况且……也用不着劳烦托普曼。他看上去快累垮了。”
我低着头，眼睛盯着脚下的木地板。我说：
“不碍事的。您尽管说问题吧，这不麻烦……”我极小声地，客套地说。
“您瞧，”莫卢先生接道，“我的养女方才向我说明了几个月来一直让她完全沉浸其中的冥想的结果。不过依我所见，难点倒不在于她提出的那些颇为灵活的，窃以为，亦是有力的论据，并以此揭露我们眼下发生的种种事件正将历史进程拖入僵局……”
尖细的嗓音婉转，有种过分的优雅。我甚至没在听，我早就知道他要说的话。他的络腮胡，他看上去脏兮兮的皮肤，他色如肝肠的嘴唇，当他抬起一双大手强调字句时吐字清晰的嘴唇，这一切让我备受煎熬。我明白他同意拉扎尔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的希望已经破灭。我想：瞧他们，这两头古怪斑马自己，不就是社会主义已然破灭的希望么……我真的病了……
莫卢先生还在说，用教员的腔调宣告着这个可悲的时代里知识分子面临的“令人焦虑的困境”（对他而言，生于当下对任何知识守护者而言都是莫大的不幸）。他说话时眉头紧锁：
“我们应该默默将自己埋葬吗？还是应该反过来，向工人运动最后的抗争伸出援手，由此将自身引向必然而又贫瘠的死亡？”
有好一会儿，他都缄默不语，眼睛直愣愣盯着自己竖起的指尖。
“露易丝（Louise），”他总结道，“她倾向于英雄主义的解决之道。我不知道，先生，您个人怎么看待工人解放运动的可能性。所以我冒昧提出这个问题……姑且……”（他说这话时看着我，露出微妙的笑容；他停了好一会儿，像位设计师，稍稍后退好进一步观察效果。）“……凭空，对，这个说法很妥当，”（他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中，十分缓慢地搓动双手）“凭空……就好比我们面前摆着某个问题的具体数据。我们总可以撇开真实数据，设想一个长方形ABCD……如果您同意，当前情况下，让我们就说，假设工人阶级不可避免要走向灭亡……”
我听他说话，工人阶级必然走向灭亡……我太不清醒了。我甚至想不出自己可以站起身，摔门离开。我看向拉扎尔，脑中一团混沌。拉扎尔坐在另一张扶手椅上，神情顺从，但也专注，头向前倾，下巴架在手上，手肘支在膝盖上。和她的继父相比，她既不少一分邋遢，也不多一分阴沉。她一动不动地插话道：
“也许您想说的是‘必然在政治上屈服’……”
巨型木偶放声大笑。他咯咯笑着。他欣然让步：
“当然啦！我可没假设在肉体上他们都会灭亡……”
我忍不住说：
“您觉得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也许我表达得不够准确，先生……”
这时，拉扎尔干巴巴地说：
“请原谅他没称呼您为同志，但我继父习惯了讨论哲学问题……和同道人……”
莫卢先生是不可撼动的。他继续说了下去。
我想撒尿（我已经在扭动膝盖）。
“必须承认，我们面前的问题是细小的，是微弱的，所以乍看之下，它的关键似乎并不明显。”（他的神情里带着遗憾，某个困境让他精疲力竭，但只有他一人看得清楚，他草草用手比划了一下。）“但其重要影响必然逃不过您这般尖锐而忧思不已的思维……”
我扭头对拉扎尔说：
“我很抱歉，但我可能要麻烦您告诉我卫生间在哪儿……”
她迟疑了片刻，有点懵，然后她起身指了扇门。我长长地撒了泡尿，然后我想到自己可以吐，于是我用两根手指杵到喉咙深处，狠狠地大声咳嗽。我用尽解数不过白费气力。但这依然给我带来些许宽慰，我回到他俩所在的房间。我站着，相当难受，接着我即刻说：
“我想了想您的问题，但是首先，我要提另一个问题。”
从他们面部表情的变化我得知——尽管如此窘迫——“我这两位朋友”依然在专注聆听我的话。
“我觉得我发烧了。”（我确实把发烫的手伸向拉扎尔。）
“的确，”拉扎尔语调疲乏地说，“您该回家去躺着。”
“但有个问题我还是想问清楚：如果工人阶级已经完蛋了，为什么你们还要做共产主义者……或者社会主义者呢？……随便哪个称呼……”
他们直直看着我，然后面面相觑。终于拉扎尔开口了，我几乎听不到她的话：
“无论如何，我们总该站在被压迫者一边。”
我想：她是个基督徒。当然啦！……而我，我来这儿……我出离愤怒，我羞恼得不能自已……
“凭什么‘应该’？为了什么？”
“一个人总可以拯救他的灵魂。”拉扎尔说。
这话出口时她动也没动，甚至连眼睛都没抬一下。这让我觉得她有不可撼动的信仰。
我顿时自觉苍白了下去，又一次，我感到一阵恶心……但我还是坚持说：
“那么您呢，先生？”
“哦……”莫卢先生应道，双眼出神地凝视着他瘦长的手指，“我太明白您的迷惘了。我自己也很困惑，非——常困惑……更何况……您方才短短几句，又指出了这个问题的全新方面……噢，噢！”（他在长胡子下微笑起来。）“这就非——常有趣了。的确，我亲爱的孩子，为什么我们还要做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呢？……是啊，为什么？……”
他似乎陷入了不期的沉思中。他任由自己小小的，挂着长须的脑袋，一点一点从他高大的上身落下。我看到他棱角分明的膝盖。一阵令人焦躁的沉默过后，他张开无边的双臂，然后绝望地将之抬起：
“有时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就像风暴前耕地的农民。他走过自己的田地，低着头……他知道冰霜不可避免……”
“于是……当时候临近……他站在自己的收成面前，就像我现在这般，”（陡然间，这个荒唐的、可笑的人变得崇高，一刹那，他细细的嗓音，他温柔的嗓音里有了某种冰冷坚硬的东西。）“他徒然向着苍天伸开双臂……等待闪电击中自己……他和他的臂膀……”
话毕，他任由双手下落。他已经成了无尽的绝望的完美化身。
我理解他。如果我不离开，我会重新开始哭泣，深受感染。我也心灰意冷起来，我走了，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再见了，拉扎尔。”
然后，我的声音里有了一丝不可察觉的同情：
“再见了，先生。”
大雨倾盆，我既没帽子也没大衣。我想这条路可能不会太长。我走了将近一小时，没法停下，雨水淋透我的头发和衣服，让我彻骨冰凉。
第二天，这场通向癫狂现实的短暂逃亡便离开了我的记忆。我在慌乱中醒来。我为梦中体验的恐惧而仓皇无措，我惊恐，烧得发烫……我没碰岳母放在床头的早餐。我依然有想吐的感觉。这么说来两天前起它就没停下。我差人找来一瓶劣质香槟。我喝了一杯冰的，几分钟后，我起身去吐了。吐过我又躺下，我稍微好受些，但恶心感很快又回来了。我浑身发抖，牙齿喀啦打战，我显然是病了，难受极了。我重又陷入可怕的浑噩：一切都开始分崩离析，种种昏暗的、丑陋的、含混的事物，原本断然是要固定住的，如今却什么法子也没有。我的存在腐化了似的一片片碎裂……医生来了，他把我从头到脚检查一遍。终于，他得出结论得带另一个过来；从他说话的方式，我听出自己可能快死了（骇人的痛苦折磨着我，我觉得自己身上有什么卡住了，我强烈渴望得到舒缓：如此一来我倒不如旁日里那般想死了）。我得的是风寒，又由于严重的肺部病症而恶化，前一晚我不小心在雨里着了凉。我在极糟的状态中度过三天。除了岳母、女佣和医生，我谁也没见。第四天，我病得更重，烧一直没退。格泽妮不知我病了，打来电话，我告诉她我离不开卧室，她可以来看我。十五分钟后她来了。她比我想得还要单纯，几乎是太过单纯了。见过蒂雷纳街的幽灵之后，她在我眼中充满人情味。我让人拿来一瓶白葡萄酒，吃力地解释说若是能看她喝酒自己会很快乐——为她，也为酒——我能喝的只有菜汤或橙汁。她毫无抗拒地喝了酒。我告诉她，我醉倒的那晚，我喝酒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太不幸。
她看出来了，她说。
“您当时喝酒好像不要命似的。越快越好。我本来都想……但我不太喜欢阻止别人喝酒，再说，我自己，我也喝了。”
她的絮叨让我脱力。不过，也迫使我稍稍走出沮丧的情绪。我没想到这个可怜姑娘心里这么明白，只是，对我，她无能为力。即使我必须承认，我后来逃过了疾病。我捉起她的手，拉向我，让手轻轻擦过我的脸颊，四天来新长出的粗短胡茬刺着手掌。
我笑着对她说：
“谁会去吻一个这么胡子拉碴的男人。”
她牵过我的手，缓缓吻它。她让我吃了一惊。我不知说什么好。我试图笑着同她解释——我说话同危重病人那般声音低沉，我的喉咙疼痛难忍。
“你为什么要吻我的手呢？你知道。我底子里是龌龊的。”
一想到她无能为力，我几近哭泣。我挺不过去了。
她只是答道：
“我知道。大家都知道您的性生活不正常。而我，我就觉得您特别不幸。我太笨了，太爱笑了。满脑子尽是些傻念头，可自从我认识了您，自打我听说了您的癖好，我就想，有些人之所以有上不了台面的癖好……像您……或许就是因为他们太痛苦。”
我久久地望着她，她也静静地看着我。她看见泪水止不住从我眼里淌下来。她没那么美，但既温暖又单纯：我从没想过她竟真的这么单纯。我告诉她我很喜欢她，我还说，对我而言，一切都变得很虚幻：也许——说到底——我没有那么不堪，但我依然是个迷途者。即刻死掉反倒更好，正合我意。我被彻底耗尽了，被高烧，被一股深不见底的恐惧耗干，所以对她我什么也解释不了；况且，我自己也什么都不明白……
然后她突然近乎失控地冲动道：
“我不要您死。我会照顾您的，我会的。我多想让您活下去……”
我试着说服她：
“不。你救不了我，再没人可以了……”
我对她说的话如此真诚，我的绝望如此真切，末了我俩都沉默了。她不敢再说话。那一刻，她的存在于我变得恼人起来。
经过这番漫长的沉默，有个念头开始在我体内翻腾，一个愚蠢的、邪恶的念头，仿佛突然间，我的体内有了生命，甚至是，在当时的情形下，更甚于生命的东西。于是，我备受高烧煎熬，带着发狂的怒火对她说：
“听好了，格泽妮，”——我开始喋喋不休，我没来由地怒不可遏——“你这是陷进文学的冲动里去了，你肯定读过萨德，你肯定觉得萨德妙不可言——就和其他人一样。那些萨德的崇拜者都是骗子——听见我说的了么？——骗子……”
她默默地看着我，不敢开口。我接着说：
“我烦躁，我愤怒，精疲力竭，词不达意……可他们为什么要对萨德这么做呢？”
我几乎是嘶吼着：
“他们吃了狗屎吗，是还不是？”
我宣泄得歇斯底里，一刹那竟有了直起身的力气，我扯着嘶哑的喉咙，边咳嗽边咆哮：
“人人都是奴才……要是其中一个有了主子的样子，其他人就会因此骄傲得要死……可是……从不低头的家伙都被关在牢笼里、埋在地底下……这些人的枷锁与死亡，就是其他所有人的奴性……”
格泽妮轻轻用手抚上我的额头：
“亨利，求求你，”——那一刻，俯身向我的她，竟成了受难的仙子，她近乎低沉的嗓音里流露出不期的激情，灼烧着我——“别说了……你太激动，不能再说话了……”
说也奇怪，我病态的躁动竟迎来一阵平静：她陌生而有穿透力的嗓音为我带来半是幸福的麻木。我望着格泽妮许久，不说话，只是对她微笑。我看见她白领子的海军蓝真丝长裙，浅色的丝袜和纯白的皮鞋；她身材纤长，被裙子勾勒得漂亮；梳理整齐的黑发衬得她脸色鲜亮。我后悔自己现在病得如此严重。
我坦诚地对她说：
“我很喜欢今天的你。我觉得你真美，格泽妮。你叫我亨利的时候，你用‘你’来称呼我的时候，我觉得真好。”
她看来很幸福，甚至欣喜若狂，但也焦虑不堪。混乱中，她在我床边跪下，吻了我的额头；我伸手探进她裙下的双腿间……我依然精疲力竭，但没那么难受了。有人敲了门，没等回答，老女佣就走了进来，格泽妮飞快地站起身。她假装在看一幅油画，样子有点儿疯，甚至有点儿蠢。女佣倒也是一副蠢相，她拿来温度计和一碗汤。老妇的愚钝让我消沉下去，重又跌回颓唐里。上一刻，我手中分明还是格泽妮光洁的大腿，这一刻，一切都动摇了。我的记忆也一道摇摇欲坠：现实裂成了碎片。余下的只有灼热，灼热在体内消耗着我。我自己插的温度计，我没有勇气叫格泽妮背过身去。老妇已经走了。格泽妮呆呆看着我在被子下摸索半天，直到把温度计插进去。我猜这可怜的姑娘看我时肯定是想笑的，但笑的冲动到底折磨着她。她看来已经失了神：站在我面前，慌了神色，乱了头发，浑身通红；脸上显然还带着情动之色。
本文节选自《天空之蓝》
导读｜冯婧
编辑｜戚宛珺 金少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