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能绘制一张地图，上面标记了他一生的遭际

真正的德勒兹式“德勒兹的人生与思想”。智慧、敏锐、富有创造力的贝克曼实现了与德勒兹“共同思考”，她提出了一种与往生者的友谊，歌颂了一种无法精确把握的人生，这是一个名叫德勒兹的人所经历的人生，也贯穿于他所创作的作品之中。

贝克曼给我们带来了一部优雅动人的批评传记，这是所能想象的对这位哲学家最好的致敬。

——《美国图书评论》

德勒兹，作为一个人和一名哲学家，独特且多面。他的生活和哲学离不开他与彼时最具影响力的几位思想家的友谊、合作与冲突，更不用说他与作家、艺术家和电影创作者的关联。

芙丽达·贝克曼跟随德勒兹，从他青葱学生时代受邀去过的沙龙出发，走过他广受欢迎的青年教师时期，最后梳理了其哲学作品的演变。

贝克曼考察了德勒兹的哲学发展如何与历史、政治、哲学实践发生共振，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巴以冲突等。德勒兹以令人耳目一新且必不可少的方式与哲学中某些最根本的问题角力。

《吉尔·德勒兹》强调了德勒兹的遗产如何影响了当代哲学的众多分支，为这位当代哲学家描绘了一幅形象丰满的画像。

《吉尔·德勒兹》

（瑞典）芙丽达·贝克曼 著 夏开伟 译

吉尔·德勒兹

《吉尔·德勒兹》前言

一谈作者的生平，吉尔·德勒兹总要摆一副意味索然的样子。或者换个没这么极端的说法，通常而言，作者的生平多少都会映射在他们的作品里，德勒兹却认为，作家与作品之间鲜有关联。其实，对二者之间的关联不感兴趣的还大有人在。作为二十世纪最富影响力的欧陆哲学家之一，马丁·海德格尔把亚里士多德的一生总结得如同浮光掠影，轻描淡写了这位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的生平：“他出生，他思索，他逝世。”与很多哲学家一样，海德格尔认为哲学家的一生不过是一些琐碎轶事。假若如此来回顾海德格尔的生平，这就不免显得有些讽刺。海德格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纳粹的关联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位哲学家的生平与其哲学的关系，不敢忽略任何细枝末节。在当时的情况下，还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尽管国际研究界详悉海德格尔与纳粹的“意气相投”，2014年出版的“黑色笔记本”却还是迫使他们思考：海德格尔的政治信念不仅是其个人、其事业上的污点，也是其哲学思想上的污点。鉴于这一系列笔记本皆指向了海德格尔根深蒂固的反犹思想，在哲学家的生平和著作间划界便饱受诟病。这足以让人质疑汉娜·阿伦特的信念，即我们在阅读柏拉图或海德格尔的作品时，是否真能做到什么都无所谓，任由“时代之风暴将他们席卷四处”。就阿伦特看来，他们的思想并非源自其所处的历史环境，而是来自某个完美的永恒居所。

以上所关切的问题展现了，从具体生活之紊乱中抽身而出的缜密哲思，该如何在男性主导的哲学传统中继续留存。女性哲学家很少能拥有这种脱离具体生活的完美。确实，对阿伦特其人的关注，以及后世对她与海德格尔短暂私交的关注，最好地说明了人们对于女性思想家，还是更加关注其私人的具体生活。当然，也有人质疑这种对哲学家生平和作品进行区分的做法。弗里德里希·尼采曾声称他逐渐意识到“至今所有伟大的哲学，要么是其作者的私人声明，要么就是一类未被意识到的非自愿式自传”。雅克·德里达援引了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生平的草率描述，但他不赞同海德格尔的做法，而是对此加以否定。德里达建议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是否应该把作者的生平当作“经验性偶然事件的汇编”加以排斥。他主张哲学家的传记必须“被重新纳入考量”。在德里达看来，哲学家们的政治信念尤其重要，但更广义而言，他们的具体生活也同样重要：“哲学家为什么要将自己无性别地呈现于作品之中？他们又为何要将自己的私人生活从作品中抹去？”德里达并不是说作者生平与其作品之间存在直接关系，就好像前者可以用于解释后者；而是说，思考纯粹的文本是不可能的，即不存在一种毫无踪迹的文本。自罗兰·巴特正式宣布“作者已死”，米歇尔·福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又对此进一步阐释，此后，将作者与文本直接关联起来的情况是越来越罕见了。巴特坚信作者绝不会超前或超出写作，相反，作者诞生于文本。作者的诞生并非一次性的，而是伴随读者每次的阅读经历而诞生。因为文本从现存的诸文本中涌现而出，所谓作者也并非在表达“自己”，而是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文本汇集起来，使各种文本遭际彼此。这么看来，给予一个文本以作者就是“为文本强行设限，以一个终极所指来粉饰文本，从而终结写作”。

《吉尔·德勒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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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勒兹而言，聚焦于人物生平并以编年史的方式将其记录，这份记录不仅定义了还不可避免地限定了它所表达的一切，这有悖于德勒兹对于作者生平的看法，也有悖于他整体的哲学思考。通过为个体设限并赋予其一个具体的形态和一个终极所指，创造出一个被定义的个体以及一个有始有终的故事，人生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关闭”。然而，对我们而言，仅仅知道德勒兹出生、思索、逝世的事实还远远不够；我们渴望知道更多。受邀写作这本书之前，我曾试图告诫自己一些事项，其中有四点和我要写的这本书尤为相关。第一点，也是最为核心的一点，那就是德勒兹他本人所秉持的怀疑主义，他质疑将个体视为一个既定的统一体的做法。当然，我也可以勉强接受为个体写一部历史。事实上，从古至今人们一直这么做，但至少我们现在书写的这本传记不是这个类型。通常，这类传记书写都有其依托的前提，而且鲜有人觉得有必要去质疑这些前提，例如个体、身体、时间性和历史这些最为核心的概念。同样，人们对于生活的基本组成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一直暗暗怀揣着先入之见。不可否认，先入之见的确有其实用性，它们能让传记的作者和读者更加易于辨认手头的意义单元和逻辑联系。然而，我注意到，为哲学家作传还应另当别论。原因在于，当我们把哲学等同于最有名的哲学家时，我们便趋于认同了解他们的生平与理解他们的思想之间并无关联。尽管总有人认为哲学家的生平与其思想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联，但如彼得·奥斯本所示，我们依旧难以找到一本令人满意的传记来反思二者之间的关联。为了做到这一点并从而为德勒兹写出一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他哲思的传记，我不能或者至少绝对不应该重拾关于个体、身体、时间性和历史的先入之见。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些观念，即捕捉一个人的一生，并将其以线性叙事的方式呈现；聚焦于“人”；认为我们可以设法按时间顺序组织、理解并“认识”生命。实行这些想法的传记书写必遭德勒兹本人的极力排斥。

范妮与德勒兹房子四周的花园，位于利穆赞区的圣-莱奥纳尔-德-诺布拉。

第二点，也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前提，就是那本厚达650页的传记，它记录了德勒兹与其屡次合作者菲利克斯·瓜塔利（Félix Guattari）二人的生平。尽管弗朗索瓦·多斯的这本《吉尔·德勒兹与菲利克斯·瓜塔利：交错人生》存有些许争议，但对任何一位迫切想要了解德勒兹生平巨细的读者而言，他们的渴望还是能够从中得到满足。然而，多斯的那本浩繁巨制和我这本传记有诸多不同，篇幅长短并非唯一的区别，二者在方法论、目的和信念上都不尽相同。其中有两点不同之处我还需要给予特别说明，因为它们对于理解我写此书的志向和局限至关重要。显然，这两本书的相异之处首先在于：多斯的书对德勒兹和瓜塔利二人的生平都给予了关注，而我的著作只聚焦于德勒兹的生平。多斯对瓜塔利的关注在很多层面上都很重要，因为瓜塔利常常被置于德勒兹的阴影下。在批评话语中，人们提到德勒兹的时候其实往往就是在说他们二人的合著之作。这种倾向并非仅仅限于“后德勒兹瓜塔利”语境，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德勒兹自己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正如他在给瓜塔利的一封信中所写：“人们把你抹去，还让我变得抽象。”尽管这种倾向至今依旧存在，但瓜塔利本人的著作因其自身的价值近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该语境下，加利·格诺斯科是一位核心人物。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格诺斯科就一直在努力强调和阐明瓜塔利作品的重要性。多斯的传记很好地印证了奥斯本的判断：“这是对德勒兹瓜塔利思想第二次新兴的接受：瓜塔利思想研究；或者用哲学家埃里克·阿利耶的话来说，这就是‘瓜塔利德勒兹效应’。”换言之，对瓜塔利的关注大受欢迎。

我们两人所作传记的第二个重大差异在于，多斯的研究大部分基于访谈资料，其中既包括他自己的，也有别人的。因而，他的传记翔实地呈现了德勒兹生活中众多不同的事件，促成了一本如此繁博详尽的双人传记，并丝毫不损读者的阅读兴致。你们将会看到，我会多次提醒读者参阅多斯所写的传记，以获得德勒兹生平中各色事件的详尽描述。基于以上考虑，的确会有些读者选择研读多斯的版本。您现在捧在手心的这本书，囿于篇幅之限，必然无法如此关注细节；再者，这也并非撰写本书的意图。对于此书，我的愿景在于将德勒兹的生平和著作共置于一个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讨论之中，这种讨论首先便是试图消除追求此目标所招致的哲学性摇摆。

圣丹尼斯的巴黎第八大学。

撰写该传记的第三点问题就在于，我敏锐地意识到钻研德勒兹著作的专家不在少数，他们也都精通详悉其作品；他们肯定会注意到我遗漏的细节，可能也会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我所写的内容。基于本书的框架，我肯定无法满足所有读者的要求；我必定无法事无巨细地还原德勒兹的生活，也不能全面地展现其哲学思考。这本“小书”肯定无法囊括德勒兹所有的概念——因为他创造的概念确实不少。相反，在这本书中，我仅将焦点汇聚于德勒兹的部分概念，即一些似乎能与德勒兹生活的方方面面建立起最富有成效的联系的概念。为成功找出德勒兹生平与其著作之间的关联，我决定先从其一个概念入手。这个概念就是配置。该概念缘起自德勒兹与瓜塔利，他们利用该概念重新思考个体这个观念。他们二人认为，一次陈述绝非是个体的，相反，它总是集体的。力、身体、客体和界域共同组成由欲望驱动、具有特殊功能的暂时性配置。当组成这些力的成分加入了机器性，这些力便形成了配置。机器性这个概念很重要，因为它在强调配置的非个人性与非人性的同时，还揭示出配置是动态的。配置运作的动力不在于个体，而在于个体作为机件的联合。对此，德勒兹和瓜塔利解释道，配置具有双面性：“它一面是集体发声的配置；另一面则是欲望的机器配置。”配置这个概念排斥个体和个人这样的观点，它表明发声并不会反身指向一个主体，“而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共同体应具备的功能”。

如果我们在德勒兹的传记中勾勒出其生平和著作，以此获悉它们是何以浮现、聚集并成为具有集体性功能的配置，那么，我们便有可能描述其一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借此阐释他的哲学。德勒兹声称，我们有办法用一个名称来表示贯穿个体的力度与多样性，而不是用它来指涉自我、个人抑或主体。这并不是建立在屈服之上的哲学史之去个人化，相反，这种去个人化建立在爱之上，承认“独特性、字词、名字、指甲、事物、动物和小事件”，这些都聚集于这个名称之下。通过聚焦于这一系列的力、客体、身体和界域，我们才有可能找到起作用的配置，找到配置的时间性和驱动它的欲望，才有可能知道它们如何诞生并不断出现、环复于德勒兹的一生与其著作。这本书因此可划分为若干配置：第一部分题为“一个孩童”，这一章主要记录德勒兹早年的生活；最后一部分题为“一种生命”，这一章节主要写德勒兹的逝世；中间部分为三章，分别是“一名学徒”、“一段友谊”和“一次实践”。这三章分别对应德勒兹著作的三个阶段：一开始，德勒兹的写作主要集中于早期的几位哲学家；随后，他开始与人合著，其中，瓜塔利就是他主要的合著伙伴；在最后一个阶段，德勒兹的创作主要专注于艺术和电影。我有意把每一章的标题都写成单数形式。其作用是强调每一部分所勾勒出的德勒兹的私人生活和学术生涯都是一个更大的背景中的奇点。

我的最后一丝忧虑就在于，我于此所作出的关于他人一生的诸多断言。对于德勒兹的一生，我的了解远谈不上完整，而且这些了解还全都源自一些二手资料。德勒兹的一生为其家人和朋友所珍视，他们必定知晓更多本书未能记载的内容。因此，我想强调，这部批评性传记并非基于对德勒兹亲朋好友的采访，其目的也不在于对其一生刨根问底，而是致力于在德勒兹的生平和作品之间建立一些成功的对话。不可否认，为德勒兹写这么一本传记其本身就有点“变味”，整本书所囊括的方方面面都与德勒兹的哲学观念相悖——用巴特的话来说，我的写作是在试图“封闭”；倘若用德勒兹自己的话来说，我则是在“捕获”。这可能恰恰是引起我写作兴趣的原因。我将雅克·朗西埃所说的对“嬉戏空间”的寻找视作一次挑战。只有当我们试图去理解一位思想家的时候，这种空间才会显露。这并非要与其“思想要义相吻合”，而是要“将这位思想家引向另一条小径，并在那里消解他的声音”，以此来创造德勒兹所力求的语言中的异邦语言。艾丽诺·考夫曼认为与德勒兹同行本身就是一次“精心的背道”，受此启发，我试图使这嬉戏空间成为可能。考夫曼指出，走进德勒兹的著作还有另外一条离经叛道却又屡试不爽的途径，那就是：老老实实地读他的文本，矢志不渝地运用他的概念，不过这却在根本上背离了他的哲学。

德勒兹认为，紧随他人无异于把创造、遭际和生成拒之门外，这三者是人生与哲学的要义所在。因此，这部批评性传记指出，德勒兹的思想并非来自某个完美的永恒居所，最为理想的应该是去关注德勒兹生平与其作品中的那些创造、遭际和生成。德勒兹是非常具体的存在，而其具体化又十分艰辛，一次又一次地不断诞生于其文本、遭际和友谊之中。这便是我著书的愿景——我并不打算将这本书写成一本生平纪年或是“一个终极能指”以完结写作；我希望能绘制一张地图，上面标记了德勒兹一生的遭际。如此按图索“迹”，我们方能一览其人，一窥其思。

编辑：金少帅 戚宛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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