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必须承认，女性也是完整的个体，很多情况下，她们的无私和娇弱只是精心打磨的外壳，于内，可以保护内心活动免受审查；于外，则可以防止女性因受挫而爆发的可能。
19世纪，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飞速变化，想要获得以往幸福欢乐的婚姻难度越来越大，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英国的男女比例出现严重失衡。截至1851年，英国女性人口已经比男性人口多出365000人。单身女性需要颠覆性的、更有人情味的方法，在世间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而黛娜·马洛克·克雷克就是一个极好的范例。黛娜以女性生存为题材创作了多篇文章，后来又将这些文章结集成册，以“一个女人关于女性的思考”为题出版，书中摈弃了自怨自艾的消沉态度，并提出了以教育和自立为基础、更实际和理性的全新方案。在黛娜看来，办法再简单不过了：不要相信虚假的借口，认为女性总是无助的——“我们必须自救……充分调用各方面的能力，包括身体上的、精神上的，还有智力上的”。在此过程中，年轻女性无论有没有丈夫，都会发现内心的坚毅和自身的力量，成为当代女性的典范：“脚走痛了，身上沾了灰尘，但内心依旧一尘不染；毫无疑问，会经历种种磨炼，但绝不会退缩，也不会屈服……年轻的女孩们，相信自己，依靠自己！”针对抑郁问题，黛娜也给出了直截了当的建议：“这种命运可能是所有女性都必须承受的最艰难的遭遇……（但是）天底下没有，也不应该有无休止的痛苦。”她还强调，这种情况不是女性固有的弱点或缺陷造成的，而是在文化影响下，女性受到摧残的结果。黛娜写到，女性不再健全，因为她们受到的教育让她们相信只能成为别人的妻子，否则她们就什么都不是。在这样的思想教育下，年轻女孩只能把自己兜售给出价最高的竞价者，有没有炽热的感情或者以后会不会幸福完全不在考虑范围内。她们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抛下对爱的感受，开始了毫无意义的搜寻，去寻找“晚宴、华服、手套、豪宅和蓝白相间的窗帘”。这是不应该的，也是不能忍受的： 我们应该让每个女孩都知道，草率、无爱的婚姻，同没有经过法律程序的结合一样不光彩。不管单身生活可能会多么黯淡、沉闷和辛苦，不幸的婚姻一定比这糟糕十倍——无处不在的诱惑、无法摆脱的悔恨和折磨，除了死亡外无路可逃。世间多少新房，都应该挂上但丁地狱之门上那句人尽皆知的题词：“入此门者，当放弃一切希望。”愿所有女子，所有向往真正的婚姻，渴望体验婚姻之圣洁、美好和灿烂的女子，永远不要被赶进这可恶的大门！守望者·传记
《不只是简·奥斯汀：重现改变英国文学的七位传奇女作家》
(美) 谢莉·德威斯 著
史敏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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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人关于女性的思考》这部作品没有鼓动女性参与残酷的混战——这正是夏洛特·特纳·史密斯、玛丽·鲁滨逊和萨拉·柯勒律治在婚姻生活中的遭遇，相反，黛娜在书中强调，单身女性也是独立的公民，需要工作和接受教育的自由权利；朱迪思·彭尼的建议——“从公众审视的目光中退回”到“私下的慈善活动及平和的热情中去”——并非老姑娘必然的命运。不，黛娜·马洛克·克雷克从经验中得出结论，切实可行的生活方式才是应有之义，除了嫁作人妇外，女性还有其他的存在意义。 1857年，黛娜·马洛克·克雷克完成了《一个女人关于女性的思考》，当时她已经三十二岁，还是未婚。之前引用过1851年的数据，其中记载了成千上万名自力更生的英国女性的生存状况，黛娜的经历与她们类似。在她的记忆中，一直是自己赚钱养活自己，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没有花过别人一分钱。黛娜在《一个女人关于女性的思考》中塑造了一个成功女性的形象，而她本人的一生也是对这一形象的真实呈现——坚韧不拔、聪慧过人、完全独立、永不言弃。1887年10月，黛娜突发心脏病逝世。终其一生，黛娜共出版了五十二部著作，发表的文章、诗歌和短篇故事更是不计其数。 2009年10月8日，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尘埃落定之际，全世界文坛再次哗然。多位声名卓著而备受认可的热门候选人如以色列的阿摩司·奥兹、叙利亚的诗人阿多尼斯、美国的菲利普·罗斯、日本的村上春树及中国诗人北岛均落榜。获奖者的名字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前所未闻：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这位出生于罗马尼亚的德裔女作家，这的确是诺贝尔文学奖颁发历史上又一个惊人之举。美国的《时代周刊》在当日发表的文章标题中直称：德国作家赫塔·米勒：又一次诺贝尔意外。避热就冷，打破期待是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并不少见的做派。然而，不论其中有多少刻意出新的成分，他们选中的许多尚不知名的作家至少都代表了一种文学的特殊品质，这种品质因人而异，与名气大小、著书多少并不相关，却参与打造了世界文学这个异质、多元而多变的舞台。米勒一直注意维护自己的个体特征，以避免被一个笼统的女性群体所吞没，但这种个体的反抗离不开她对自己作为女人的艰难处境的体验。如上一章所示，她在批判巴纳特德裔族群对民族身份的执迷时，已经陷入了“少数人中的少数人”的边缘地位。而女性在男权社会中长期遭受的压榨、欺凌和被他者化，则是造就这种边缘主体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实。只是对于米勒而言，她所经历和认知的，并不是普遍意义上的男权社会，而是以政治高压和国家监控为特征的罗马尼亚社会。性别关系本身在这个社会就不是私人的，而是高度政治化了的，但同时又是极度扭曲了的，是与性别解放的人道理想完全背道而驰的。这正符合米利特在《性的政治》中提到的性革命倒退年代的特征，决定性别角色和性别等级的精神特征没有发生改变，女人获得了工作的权力，却完全没有获得作为人类个体的自由和尊严。只是在米利特的书中，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打破了这种僵局。而米勒面对的罗马尼亚社会，恰恰没有经过这一场思想风暴的洗礼，反而在男女平等的空洞口号下，变本加厉地延续着极具暴力色彩的男权统治结构。身为女性，而且是作为坚守独立自我的女性，米勒对此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她于1992年在黑森广播电台播出的广播稿《国家对家庭所进行的渗透：妇女节与独裁》中，就以妇女节为契机，描述了自己经历和观察到的女性生存状态：“妇女节在我们这里不外乎是意识形态和体制的自我标榜，所指的并非哪位具体的妇女。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不该发生任何变化：搞卫生、做饭、洗衣服、买东西都是妇女在结束工厂里的劳动之后的家务劳动……在极权状态下妇女们也没有时间和勇气去追求细微差别。在社会中只有抛弃所有道德规范才能获得升迁的机会。事关权力就得不惜一切代价、不择手段……我认识的所有女书记和女厂长们这么多年的所作所为与她们的男性变种毫无二致，而且下手时眼都不眨一下。‘妇女解放’放到她们身上，听上去就跟‘国际’运用到那个与世隔绝的国家一样荒谬。讲到对标准的核心的了解，在我那逃入婚姻的母亲、祖母和那些社会主义女干部们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在家里的床上和厨房她们都是一样的，到处都有被殴打的女人。男人们的口头禅是：只要有机会就揍你老婆，你不用知道理由，她自己肯定知道。”米勒让我们看到的是妇女解放的神话已然破灭的一个残酷社会。女性遭受的奴役和剥削以至暴力伤害，并未因为女性获得劳动权和社会地位上升而消失，它们不仅持久和广泛地存在于罗马尼亚，而且被男性看作自己的天然特权，无须给出理由。米勒在采访中所强调的社会需要“某种整体变革”，对应于上述广播稿标题中“国家对家庭所进行的渗透”。整个社会体制被米勒看作固定的性别角色和持续的性别压迫的根源和主导因素。男性对女性的欺压既投射了国家对个人的压迫，又不断从专制结构中获得变相的鼓励和激发。当个人自由缺失时，性别平等便无从谈起。米勒所致力的，因而并不是以写作来建立对抗男性的女性主体，而是透过女性特有的经历和感受，以性别压迫为轴，映现这一国家体制反人性的本质。虽然现代男性作家，以易卜生为代表，也会书写女性遭受的社会不公；或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会借女性的苦难来控诉社会的黑暗；但以女性自身的切肤之感为写作素材，并让女性视角成为一种主导因素，充分调动性别叙事中的批判力量，是米勒作为女性作家的独到之处。尤其让男性作家难以企及的是，她建立了一套自己的身体写作方式，让女性身体成为展现压迫与反抗的核心载体。(本文选摘自《不只是简·奥斯汀：重现改变英国文学的七位传奇女作家》、《流离失所者的美学抗争：赫塔·米勒研究》)说说你身边的独立女性，她们做过的事说过的话，以及她们打动你的地方，文末留言，小编将选出3位送出南大社精品图书1本，截止时间是3月12日。最后，祝所有的女性，祝你们无论在大众文化中，还是亲密关系里，不被物化、矮化、附庸化、宠物化，能够得到真正平等的爱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