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古典文学的人
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文学院）是南大最古老的系科之一，至今早已过了百岁。中文系的存在不仅为南大云集了一批鸿儒俊彦，培养了万千学子，更为南大增添了人文的光芒。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张伯伟，嗜书、好酒、爱清谈。机缘凑泊，偶涉随笔，追求融合思想、学问、性情的文字风格。曾任日本京都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台湾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浸会大学客座教授。
学者伉俪：张伯伟、曹虹
《读南大中文系的人（增订版）》是张伯伟教授的学术随笔集，南京大学出版社“谷风”学者随笔丛刊之一，在2014年版基础上增订而成。书分四辑：人来人往，书前书后，独言独语，随时随想。怀念南大中文系师友学生，为自己和他人学术著作作序跋，在各种场合的致辞发言，关于学术与学界的随想，随笔写去，娓娓道来，学术深度与人文情怀并存，融合思想、学问、性情，是了解、追忆南大中文系人、事、学术的极佳读物，一部有温度的著作。
读古典文学的人，贵在有聪明而不恃聪明，贵在天分与功力的结合。当其下工夫之时，外人只见其笨拙、迟钝，殊不知聪明正在其中矣。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39年11月10日记：“午后过贞晦翁，谈某君才太高，能太多，而不能守穷耐淡泊，恐不能成家。又谓：三十以前说聪明说天分，三十以后恃功力。”记得夏先生自己也说过，“笨”字从竹从本，故“笨”乃治学之本。古典文学的产生时代在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之前，历史背景、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思维习惯与现代都有着很大差别，文献汗牛充栋，真伪混杂，其用以表达的媒介又是文言，要能够从中发现问题，并调动各种手段去加以解决，这需要多么强的理解力，多么丰富的想象力，多么敏锐的感受力，多么严密的思考力，这绝不是一个缺乏聪明的人所能够承担的。但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传统中，首先强调的从来就是一个“笨”字。
古典文学的研究，若就其性质而言，可大而化之地分为资料工作和理论工作两大方面，所以，有一些学者往往具有某一方面的特长，偏于做某一方面的工作，将其特长发挥到极致，当然也能取得很高的成绩。但理想的状况是将这两方面结合，也就是先师晚年提出的“文艺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两点论”。大概读古典文学的人，都不应轻视文献资料工作。以盖房子为喻，资料即为地基。以做生意为喻，资料即是本钱。“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每个人在研究生涯中，都会或多或少、或长或短从事过资料工作。资料工作本身，无非是查阅目录，阅读图书，抄录文献，整理编排。这也许不需要很高的智力，但必须不辞辛劳，耐得住寂寞。这在外人看来，或不免于沉闷、枯燥，但这就是研究工作的基础。有的人不耐烦这类工作，热衷于使用别人编好的资料，甚至热衷于利用他人研究著作中引用的资料。这就好比做菜，到超市里买来经过加工的原料，自然可以做出一道菜，但绝不会是高明的。一辈子这样做菜，终究成不了厨师。真正的厨师必然从原料的选择开始，去粗取精，整理安排，才能做出一道道上品的菜肴。
这还是就其常态而言。如果遇到社会的或人生的巨变，在困境中坚持不懈地从事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其工作就能显现出一种意志力的美。这里，我要举任半塘先生为例。1918年，任氏考取北京大学国文系，遇到词曲大师吴瞿庵（梅）先生，受其影响而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研究方向。毕业后，他留居吴先生“奢摩他室”书斋，用两年时间尽读吴先生精心收藏的词曲典籍。此后在从政和办学之馀，仍不废研究。1949年，他从桂林到成都，没有工作，只能以卖薰豆、代人刻印、写字为生。1951年，55岁的任先生在四川大学得到教职，但随之而来的是政治运动，肃反、打右派、抓历史反革命，不得不接受行政管制等等。在1980年以前近三十年时间里，他居住在一处阴暗狭小的房间，白天背着装有热水瓶、旧日历纸片的背篓到图书馆读书，晚上整理所抄录的资料，凌晨即起伏案写作。在人们难以想象的困境之中，他先后完成并出版了《敦煌曲校录》、《敦煌曲初探》两书，将敦煌曲的分类、收集、校订、研究合为一个系统。又以右派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的身份，撰就了《唐戏弄》、《教坊记笺订》、《唐声诗》和《优语集》。这些著作，基本上都是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研究。1956年在其花甲诞辰日，他写了一篇《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叙述了他毕生学术事业的理想，对唐代结合音乐的词章和伎艺作一全面研究。而其基础就是由《教坊记笺订》和《唐声诗》奠定的。他的学生曾这样评价其工作：“他全力以赴从事资料工作，于是使这种零度风格的工作充满热情，成为富于理论意义和人格力量的工作。”“他的学术具有坚实而强健的品格：总是按‘大禹治水’的方式设计学术工作，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课题范围内，细大不捐地梳理全部问题；总是用‘竭泽而渔’的方式收集资料，‘上穷碧落下黄泉’，不放过有关研究对象的蛛丝马迹。就像一个义无反顾的行路人，他不断追求对于极限的超越，追求对于自己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超越。”（王小盾、李昌集《任中敏和他所建立的散曲学、唐代文艺学》）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发愤著书”的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的又一个典型。
学者贵在有个性，假如我们询问一下任先生，读古典文学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会如何回答呢？任先生已经在十一年前去世，我们不能起九原而问之。不过，从他对于学生的训诫中，也许便寄寓了某一方面的期望，即“聪明正直，至大至刚”。这八个字都有出处，“聪明正直”出于《左传》，“至大至刚”出于《孟子》。前者涉及学者的资质和品格，后者涉及学术的精神和气象。其实，在古典文学的研究队伍里，本是不乏聪明人的。但聪明而不正直，就往往会为了达到追求个人名利的目的，不择手段。小者投机取巧，攘善掠美，大者背叛诬陷，落井下石。上世纪灾难深重的中国，有内战，有外侮，有动乱，有浩劫，虽然是极少数，但仍有一些学者或迫于外在压力，或出于内在需求，其所作所为令人不齿。“至大至刚”一方面是学术气象的博大刚健，一方面是学术精神的正大刚直。这可以说是一个很高的学术境界。而学术精神的正大刚直，实际上又贯通到其为人的“正直”。《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学者应该坚持真理，独立思考，敢于挑战权威，特立独行。任先生指导博士论文，其精神就是两句话：“要敢于争鸣——枪对枪，刀对刀，两刀相撞，铿然有声。”又说要“震撼读者的意志和心灵”。总之，学者首先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聪明固然需要，但读古典文学尤须以愚自守，以勤补拙。并且，聪明只有以浩然之气来运作，才能发挥为至大至刚的气象。
《读南大中文系的人》
张伯伟 著
现在，我要谈谈先师的意见。先师也是吴瞿庵的学生，因此和任先生可以说是前后同学。但他们的风格显然不同，而在不同之中又有其同者。我最近找到一份二十多年前大学时代的课堂笔记，内容是先师讲授的“古代诗选”。大概是最后一堂课吧，先师讲起了他对于做人和做学问的基本想法——“首先要做一个正直、真诚的人”。我的学问距离老师的要求相差太远，但在“做一个正直、真诚的人”方面，自问还算基本合格。先师在遗嘱中也有对学生的话，其中说到：“望在我身后仍能恪守‘敬业、乐群、勤奋、谦虚’之教，不坠宗风。”这其中的八个字，可以代表先师对读古典文学的人的希望，是敬业的、乐群的、勤奋的、谦虚的。
我在做大学生的时候，就知道先师对他的研究生要求很严格，其中一条是，任何作业及任何字条，都不允许写任何错别字和潦草字，也不许写不规范的简体字，一旦出现，就用红笔打一个大大的叉。我当时觉得有些不理解，一是认为写字不一定非要楷体，二是认为这样的要求对研究生似乎太低。当然，我自己还是遵守这项要求的。后来读到宋儒的讲法，才恍然大悟其用心所在。程明道说：“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河南程氏遗书》卷三）在老师要求的八个字中，敬业居其首，古人认为“蓄道德而后能文章”，“敬”正是一种道德修养上的要求。但这种要求实际上也是贯串于道德活动和知识活动之中的共同的精神状态。黄勉斋说：“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躬行不以敬，则怠惰放肆，无以致义理之实。”（《性理大全书》卷四十一）在学术研究中，具有“敬”的精神状态，就能面对研究对象，保持清明的智性，从而发现客观材料中的意义。否则，就容易掉以轻心，信口开河，使学术研究走上虚浮不实之路。我的理解，由写字而逐步使学生认识到治学之难，并逐步培养起对学术研究的“敬”的态度，是先师这一要求的用心及意义所在。所以，我也认为，在这八个字中，实际上应该以“敬业”为统帅。因为敬业，就会懂得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探寻真理，在探寻真理的道路上，“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于是就必然会乐群；因为敬业，就会懂得学术研究的意义在于“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担负着文化传承的使命，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又要靠锱铢积累而成，于是就必然会勤奋；因为敬业，就会懂得“吾生也有涯，而知无涯”，面对知识世界，自己永远都是一个小学生，于是就必然会谦虚。老师生前曾听到我的这番议论，颇为赞许，认为我发展了他的思想。“发展”二字我不敢承当，但至少可以说，这没有违背老师的立言宗旨。
关于谦虚，是先师强调得比较多的一个方面。他说：“人总是有点骄傲的，我回想起自己过去也很狂妄。狂妄或骄傲也意味着自信，问题是怎么把它们区别开来，是不是可以谦虚，同时又有自信，这个分寸比较难于掌握……你谦虚到什么主见也没有，自己什么意见也不敢拿出来，那就成学术界的乡愿。什么东西拿出来都四平八稳，是没法子使科学发展的。所以既要谦虚，又要自信。”这个关系应该如何理解？我是这样认识的：首先，谦虚的反义词是自满，《周易》上面说“满招损，谦受益”，就是这样相对来讲的。骄傲的人也许同时就是一个不自满的人，因为毛主席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所以现在讲到一个人骄傲，就一定会说他不谦虚。其实未必然。十年前，我在日本见到京都大学的兴膳宏教授，他应该是现在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界学术成就和地位最高的学者了。他跟我讲：“贵国毛泽东先生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认为，骄傲使人进步。”这又如何来理解呢？我是这样看的，因为骄傲，所以他对自己就有无限的期待，渴望今日之我超越昨日之我，于是就会永不满足，永远进取。先师曾勉励我在学术上要“自致隆高”，我想也是这个意思，绝非要人自高自大。黄季刚先生是一个骄傲的人，但他又是一个多么努力的人。直到临死之前还要坚持把没有点完的一部书的最后一卷点完，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师就曾经挖掘出季刚先生性格中非常谦虚的一面。其次，谦虚是面对知识本身的心理状态，而不是对人的点头哈腰、称兄道弟。我们现在常常把一些对人和气、措辞恭敬的人看成是一个谦虚的人，如果他同时也是一个勤奋努力、不断吸收新知的人，我同意他是一个谦虚的人。反之，如果他非常懒惰，既不看书也不研究，我就认为他是一个自满的、同时也就是不谦虚的人。他的表面上的“谦虚”，我只能认为这是“虚谦”。我们需要的是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谦虚的人。程伊川说：“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则道不亲；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则道不尊。”（《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在今日的学术界，据我看来，学术之于学者，不患其不亲，惟患其不尊。
任先生和先师对于读古典文学的人的要求，应该说都是属于儒家的，不过一近于孟子，一近于孔子。我再举一个近于道家的例子。日本汉学家入矢义高先生1998年去世，他生前研究中国的小说、元曲、中古词汇、敦煌学、禅宗语录以及日本的汉文学，他是以一篇关于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的书评震撼中国学术界的。他在敦煌文献、口语文献、佛教文献的研究方面，被国际学术界推许为“最大权威”。传说他对于治中国学的人提出了三项条件：一是要有钱；二是要能喝酒；三是要有闲情。这大概是有些开玩笑，不过，谐语中也有庄语的味道。第一点说明学术不能“为钱作”；第二点有他的个人特色，入矢先生很爱酒，十年前我听说他每天抽两包烟，喝十瓶啤酒。而第三点所体现出的更是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学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常常有人问我，研究古典文学有什么用？问话的人显然隐含着没有用的答案。我常常也不愿意作回答，不过今天我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中国学术中最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难道学术本身不足以成为研究的目的吗？为学术而学术，不是一种消极的治学态度，它意味着学术研究不是为名、为利、为职称、为学位，也不是为了迎合时尚、响应号召、配合政策、证明指示，学术有其自身的纪律、规范、意义、目的。按照《庄子·天下篇》的说法，每一门学科都是“方术”，而在其背后都有一个“道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真理。学术研究就是要由“技”进“道”，发现真理，真理是没有大小贵贱之分的。在这个意义上，胡适之说发现一个古文字的意思和发现一颗卫星，其价值是一样的。其次，一个真正有着现代感的研究者，无论其研究对象是多么的古老，都会在他的研究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现代意义，所以克罗齐说：一切历史，只要它是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都会对当代社会产生影响。我前几天偶然发现自己1989年6月14日博士论文答辩时的答辩陈词，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转述于下：“我写这篇博士论文，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方法，之所以要将它纳入文学思想史的范围，是因为其内篇三章，归根结底，所希望加以探讨的不只是有关文学理论的问题。在‘以意逆志论’中，我抓住这一方法的人性论基础，并指出在今后的发展中必须坚持人文主义的原则，是希望人们能保持住只有人才具有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使这颗心不被权力、名利所侵染，因而异化乃至非人化。在‘推源溯流论’中，我提出这一方法导源于中国学术传统中因革损益的大法则，是希望人们对传统采取创造性转换的方式以推动社会的发展，使人民能以最小的损失而获取社会最大的进步。在‘意象批评论’中，我强调其思想的内核是庄子的体道方式，是希望人们在从事创造性的文化劳动时，能够吸取庄学的精髓，以虚灵不昧之心去观照、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不要使这颗像明镜般透亮的心被一切世故的、狡诈的东西所蒙蔽。”我想，如果我的书能够达到以上的目的，就是对现代社会产生了作用。第三，有用无用的问题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为了某种“用”而作的研究，都是应时的、短命的，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本文选摘自《读南大中文系的人》，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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