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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女人?未来属于女性

南大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11-06


张桂梅是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公办女子高中的校长,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共有1804名学生成功考入大学,走出了山区。近日,一段采访视频中张校长拒绝曾经的学生(现为全职太太)捐款的言论引发了争议,而关于“全职太太”的话题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


今天,我们从南大社口碑书系“守望者”的“镜与灯”和“人间世”两个系列中分别选择了两本新书:《现代性的性别》和《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希望能帮助大家从文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思考性别与自我,性别与社会的关系。



未来属于女性

 

进化论在当时的思想界广泛流行,人们经常援引进化论以证明女性必须待在家里。作家们借用熵的模型来论证社会进步要求女性保持迟缓的发展,她们需要养精蓄锐,扮演种族母亲的重要角色。例如,赫伯特·斯宾塞发现了证据,证明“女性比男性更早经历个体进化,这是因为她们必须为了繁殖而蓄存力量”。于是,女性主义者质疑女性的自然命运,这显然是威胁到了人类的未来发展;挑战现有的两性分工,非但不会带来进步,还会导致不可避免的种族衰落。对于社会“整体”来说,女性必须原地不动。换句话说,男性要取得进步,需要女性保持停滞。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女性主义自身的进化叙事开始得以产生;女性主义者与当时思想界流行的概念进行了协商,她们既想要证明女性解放是有利的,又想要证明女性解放是不可避免的。女性主义者的许多论点与其对手的论点相似,只不过目的有所不同;她们声称,女性解放会推动进化的过程,女性囿于家庭只会加速社会退步。因此,现代女性与进步叙事的结盟有着明显的目的,那就是试图要驳斥当时关于女性参政支持者们的各种观点,这些观点认为女性主张参政议政是危险而且反常的,她们的活动会威胁到社会的结构。女性主义者经常采用优生学理论,坚持认为女性在教育、职场和公共领域的存在不会像保守派所担心的那样引起种族内耗,反而会使这一群体更健康,更有活力。

 

然而,让女性占据进化论的核心位置,这一做法显然具有挑衅色彩,因为它破坏了一向以男性为中心的目的论历史观。施赖纳和斯威尼都认为,女性因为身为女性而在种族发展中扮演了推动世界历史的核心角色,女性的地位是衡量文明进步性的标准。她们对这一观点的具体化,反映了女性主义进化论也是多样的。施赖纳在本质上采用的是社会学视角,而斯威尼则采用的则是生物学视角;施赖纳假设两性在本质上是相似的,而斯威尼则主张性别两级差异论,而且认为女性占有进化优势。然而,除了这些内容上的差异,《妇女与劳动》和《妇女的觉醒》都得益于一种共同的社会有机体和进化范式,这种范式决定了她们的论证模式、情节排布和演说方式。它不是可以随意采用或抛弃的分析工具,它根植于当时人们的常识态度中,其存在几乎是隐形的,影响了人们对现状的批评话语,无论这种批评是正面还是负面的。

 

《妇女与劳动》原本只是奥利芙·施赖纳鸿篇巨制的一部分,从19世纪80年代起,她就一直在撰写这部作品,直到1911年才发表,题词是献给著名的妇女参政论者康斯坦丝·利顿。1885年,她发表了《一个非洲农场的故事》,旋即获得成功,并结识了许多当时著名的社会改革家和自由思想家,如霭理士、埃莉诺·马克斯、卡尔·皮尔逊和爱德华·卡彭特。在激烈的政治和哲学争鸣中,性别与进化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被反复激辩的主题,其影响延伸到思想界和个人生活。施赖纳告诉霭理士,她本人对女性问题的研究是一种尝试,旨在写出一篇纯科学的论文,用进化论来解释性别问题。最终版本的《妇女与劳动》是一部结合了论著和宣言的书,其中有生物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各种文献。书中反复出现的一句话是,“我们将所有劳动都作为自己的领域”,它浓缩了女性想要获得权力的强烈渴望。

 

《现代性的性别》

丛书名:守望者•镜与灯

 [美] 芮塔•菲尔斯基 著

陈琳 译 但汉松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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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赖纳首先用科学话语,批判科学本身将性别两极化。格迪斯和汤姆森的反女性主义观点臭名昭著:“议会法案当然无法废除史前原生动物时代就已经确定的事情。”对此,施赖纳加以反击,并指出自然现象具有多样性,“随着地球上生存条件的改变,就可能有各种形式的两性关系”。自然不仅没有预先设定社会行为和性别角色,而且呈现了无限多样的形式。然而,与此同时,施赖纳也认为,这种纷繁的多样性背后潜藏着一种有意义的模式,那就是进化论,它为我们掌握人类发展的隐秘规律了提供了方案。

 

劳动这个范畴,是人类活动和个体能动性的最高标志,也是确定女性历史地位的关键。施赖纳和马克思一样强调工作和生产的首要地位,但她对探索资本主义经济学不感兴趣。她的研究重点是中产阶级妇女,对她们而言,生产是自我生产的主要手段;劳动不是异化和剥削,而是有尊严的、对社会有益的工作。妇女解放与她们投身职场有着重要的联系;唯有这样,女性才会摆脱“性别寄生”。施赖纳就是用这个词,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女性无能而被动的境况。随着工业技术逐渐取代传统的女性技能,现代化必然会助长性别不平等并弱化女性。由于女性价值的逐渐丧失和社会地位的逐渐消失,女性的地位在下降,其工作将仅限于生殖劳动。因此,现代化加剧了妇女的不平等和无力感。

 

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二元对立构成了《妇女与劳动》的论点,现在人们对这种二元对立已经很熟悉了。具体说来,作者提倡女性像男人一样努力工作的职业伦理,抵制性别寄生主义的颓废懒散。施赖纳认为女性普遍虚弱无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世纪末的文化衰退形象。和左拉一样,她不断运用腐败、传染和疾病的隐喻去描写女性气质。因此,那些靠男人养活的女人,无论是妻子、情妇还是妓女,都被描绘成“人类中的女性寄生虫——最致命的细菌,能吸附于任何有机社会的表面”。施赖纳自己对理想女性的设想,是“积极、强健、勤劳”,与这种令人不安的红颜祸水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妇女与劳动》在呼吁女性解放的同时,复制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性别隐喻,将劳作的、健康的和强健的身体,与被动性、女性化和疾病的潜在威胁对立起来。


 

看不见的女人

 

在《阶级不平等与政治秩序》中,弗兰克·帕金不无机智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案,即如何重复论述式地来消弭性别分层。他的论证步骤如下所示。

 

1. 家庭是阶级制度的单位,因此说性向或性别分层存在便是错误的。

2. 女性显然受到压迫,但是这些基于性别的不平等现象并不构成分层制度。对大多数女性而言,社会和经济收益是由家庭男性户主的地位决定的。

3. 只有与女性地位有关的能力不足“大大影响”到阶级差异,性/性别才有可能扮演阶级分层的一个重要方面。

4. 女性将自己视为亲属团体的成员,而不单是女性。

5. 因为奖励的主要单位是家庭,所以大多数女性并不觉得自己的利益与男人的利益相冲突。

6. 因此,性别不是分层制度的基础。

 

这是一个经典的论证分析,它声称要考虑女性观点,却没有做到,原因在于它所用的参考文献仅仅只是敷衍性的门面功夫。帕金声称,只有女性不以家庭名义来定义自身,基于性别的分层才有意义,但他没有提供证据表明女性对家庭或阶级地位的实际感受如何。因而他只是断言她们的看法与他认为家庭是重要单位的观点相一致。

 

女性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超过了,也很可能不同于,她们在分层社会学中所被赋予的次要和替代角色。即使在“家庭”层级中,女性的作用也被视而不见。社会学家没能正视的相关问题包括:通过消费或一般性的家务劳动,家庭主妇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其家庭的社会地位?已婚女性对着装、外表方面等“女性”举止的刻板观念的遵守,是否会对社会对其家庭的社会地位的看法产生影响?女性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她们丈夫的职业选择和行为?在丈夫和妻子都从事有薪工作和特定职业的情况下,家庭的社会地位是如何受其影响的?

 

如果女性在许多社会学领域中没有自己的地位,那么她们将绝对拥有一个避风港:家。在家中,女性“舒适地做自己”;她们就是家。迄今为止,有关女性的社会学研究文献表明,研究多集中在其作为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的角色上,而不是家庭主妇作为家庭工人的角色上。这些文献的主题是婚姻幸福、劳动分工和夫妻角色的一般模式;女性对就业与婚姻的调和,及女性对夫妻关系和母子关系的影响;核心家庭与更庞大的大家庭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被缚妻子”综合征——育有子女的女性在社会上的孤立状态的研究。这些主题通常在历史语境下被审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家庭生活结构和模式的改变被逐一审视。社会学家们达成普遍共识:与19世纪相比,现代婚姻关系更加幸福,更加平等,更加重要,因此也当然更具压力和挑战。争议则在于核心小家庭与亲属大家庭之间是否相对独立。人们普遍认为,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同伴相比,现代的年轻母亲则更多地遭受着社会孤立和内心孤独的苦楚。

 

《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

[英] 安•奥克利 著

汪 丽 译


女人在这一切中置于何处?她们看似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位置,但是以什么身份角色呢?我最喜欢的一个词是“角色”,戏剧性的隐喻用在此处是非常恰当的。在家庭和婚姻的相关文献中,女性完全被裹挟在女性化的角色中。精神分析的观点非常有影响力,它含蓄指出将女性定义为妻子和母亲,就几乎排除了她们在其他任何生活领域的角色。此外,文献有明确的“社会问题”取向,这在对职业妈妈的大多数研究分析中都可以看出。人们对女性就业的关注点集中在亲子关系上,这就导致了对母亲就业与孩子健康状况的关系,以及女性就业与学前儿童饮食营养状况之间是否存在可能性关联等话题的详尽考量。这也暗含了对居家守内的妻子服侍在外工作的丈夫这一传统模式的背离。正如这一领域早期的一项研究表明:许多人将(女性就业)视为对社会的挑战,因为它破坏了长期以来确立的家庭生活模式,并破坏了为这一传统模式背书的价值观和信念……它涉及两种最为亲密的人际关系,即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在这些文献中,几乎没有哪份是以女性角度为出发点的。在考虑新的家庭生活方式对其他家庭成员产生的利弊影响时,对女性的影响则往往忽略不谈。人们会谈论及“角色冲突”,但这并不是一回事。

 

当然,这些批评都没有暗示婚姻和家庭生活对当今女性不重要:确实,有证据表明这些领域的经验仍然很关键。但是我们想知道到底有多么重要吗?有人从社会学角度来阐明这些领域在女人的整体经验中所具有的相关重要性吗?也许,家庭和婚姻是社会学研究上女性可视度超过其社会存在的领域;很显然,男人作为父亲的角色在这一学科领域中却没有被同样提及和重视。而在这一领域中女性过度暴露的一个原因,是家庭和婚姻社会学研究地位的低下。正如在一个女性不受保护的男性沙文主义时代,激进的年轻女社会学家诘问女权主义者社会学家爱丽丝·罗西时那样:“您是如何让自己陷入研究婚姻和家庭等如此低地位的领域的?”这一研究领域地位低下,是因为其研究对象——女性——的地位同样如此;而且,社会学家对将女人作为一门学术学科的研究主题的地位的普遍态度,也一直在削弱这一研究的重要性。


本文节选自

《现代性的性别》

《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

原文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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