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自由主义理念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在美国，公民宗教在政治上就等同于自由主义传统。当路易斯·哈茨使用“自由主义传统”这一术语时，他的意思并不是将“自由主义”作为与“保守主义”相对的一种派别的观点。相反，“自由主义传统”是他对一种更广泛的意识形态所贴的学术标签，这种意识形态支持依据宪法实践的民主。
当欧洲的国家教会和社会等级制度，或者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所谓的法国“旧秩序”，要么没有传入这些新殖民地要么就是在传入后逐渐衰落，在这种情况下，无党派的自由主义在美国开始形成。此外，几乎没有贵族决定抛弃他们舒适的欧洲家园，结果就是，大部分来到北美定居的人都是在没有继承优势的前提下努力改善他们在新家园中的生活地位。
从这两方面看，美国几乎不存在封建主义及其思想，但大量旧世界的自由主义思想却随处可见。这种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开放市场的追求极大挑战了贵族特权中的封建观念，并且它对个人权利的尊重驳斥了欧洲坚持阶级界限的观念。
政治困境
霍奇森的自由主义理念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国家议程中出现了紧迫的新问题，包括公民权利、战争、能源危机。从学术意义上来讲，大部分美国人不知不觉地成了自由派人士，他们从所谓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因此，自由派人士倾向于支持通过政府计划来解决社会不公和经济低效的问题；与之相反，保守派人士却反对政府的主动介入，认为市场和唯意志主义是促进人类福利和国家发展的最佳方式。但结果是，自由派和保守派都未能以完全令人信服的方式审视这些新问题，而随着出人意料的问题层出不穷，尚未解决的问题越积越多，作为根本的自由主义正统观念备受抨击。
种族关系
随着新问题引发公众的关注，人们的困惑随之增加，其中种族关系首当其冲。小马丁·路德·金同其他人士一同呼吁从法律上废除学校和其他公共场所的种族隔离。小马丁·路德·金解释道，《解放黑奴宣言》要求授予奴隶其他美国人享有的基本权利，而这种隔离是对《解放黑奴宣言》精神的蔑视。因此，公民权利问题强烈地呼吁美国基本的信念，因为《独立宣言》中确实包含关于个人权利的信条，金只是要求承认和保障黑人的那些权利。然而，当通过创立平权行动计划来努力消除实际上的种族隔离时，问题变得愈加复杂。
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可以通过撤销法律得到消除，尤其在美国南方，这些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对那些无辜且长期饱受折磨的公民来说明显不公。但个人的歧视仍然存在于各个地区，例如社区隔离、雇佣歧视等，这些都让黑人群体遭受巨大损失。为了帮助这一群体成员，总统约翰逊发起了基于平权行动的联邦计划，为黑人群体在某些方面优先分配一些指标，特别是在教育和工作上，由此希望这些处于劣势地位的人可以从此获得公平待遇，继而实际上的种族隔离可以永远不复存在。但问题在于，没有可靠且具有说服力的论证可以将平权行动与美国人所熟悉的观念协调起来。毕竟，《独立宣言》只提及了个人权利，而不是某一群体的共同利益，而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也只是保障了个人的某些平等权利，并非针对某一群体。那么，有什么传统的依据能够支持黑人群体，或者是其他任何团体有权享有一般民众中的任何群体先前都不曾享受的优惠待遇呢？
关于实际上的种族隔离存在的意识形态困境似乎是无法调和的。如果政府介入社会关系的自由市场来帮助黑人群体，可能会侵犯希望通过努力工作而获取成功的白人个体的正当权益，那政府是否还应该这样做？好像不应该。但如果政府不勇敢地采取行动来消除几个世纪以来存在的偏见，改善某一群体现今的悲惨状况，这个问题会由造成这一社会差距的环境局势自发解决吗？好像不太可能。这一状况不会因为普遍的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观念与态度而有所转变。但倘若真的可以，那为什么还会相信这个国家可以如自由主义第三条原则所承诺的那样实现社会和谐？
有限战争
同样令人忧虑的还有外交事务。这种困扰可能需要追溯至核武器的诞生，它的存在意味着如果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发动全面战争，势必两败俱伤。既然情况如此，美国领导人想要知道当国家利益面临来自莫斯科的威胁时，要怎样才能确保无论在何地利益都不会受到侵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总统哈里·杜鲁门和国会采取了一种遏制政策，保证美国无须直接在地面攻打苏联也可以抵制其扩张。实际上这是一种特殊的交战状态，被称为“有限战争”。
这种令人费解的有限战争在越南爆发。一旦越南民主共和国表示不会屈服，美国决策者就没有机会赢得战争，因为一旦将对方置于接近战败的境地并在之后与其社会主义国家同盟发生核冲突，战争行动便会无限制地扩大。如果这场战争需要继续，是否存在一些合理的国家目标支持这种做法呢，例如帮助民主国家、维护条约、引发国际多米诺骨牌效应，或者实现承诺？另一方面，如果美国从越南撤军，怎样才能防止人们将此举视为美国国家意志的失败，认为美国之后还将采取其他绥靖政策？
自由派或保守派人士并没有特别阐述这些问题，因为他们主要关注国内政策，所以在没有过多讨论相关策略的情况下就简单地认为美国应该对抗国外的共产主义。此外，不管领导者或者其他公民在原则上是如何谈论有限战争，大多数美国人还是明确表示反对的。因此，他们对1971年签署暂停强制征兵的法案深表欣慰，但这却将越南战争的负担转移给了那些自愿或为环境所困被迫从军的人。志愿军服务落实了有限战争的概念，但却没有关于美国如何开展下一场战斗的共识。
南大智库文丛 李刚 主编
《美国政治的转变 : 新华盛顿与智库的兴起》
(美)戴维· M. 里奇 著
李刚 邹婧雅 王爽等 译
谢馥兰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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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红色危机看起来不再那么严重，有限战争在概念上变得更加麻烦。因此，乔治·布什将萨达姆塑造成绝对的邪恶势力，以说服美国人民支持攻打伊拉克。而且志愿军服务也没有成功解答一些疑惑，即根据自由主义第六条关于在世界范围内推进民主的原则，在一些比如像越南这样当地传统不利于实行民主政体的地方，美国到底应该如何开展行动。
核武器
核武器的生产、部署以及使用核武器的威胁给越南问题蒙上了沉重的阴影。在初期全面抵制世界共产主义的浪潮过后，一些美国人意识到在这点上两党联合的做法潜存着巨大的危机。问题又一次始于战略理论，理论认为美国需要做好大规模应对敌人攻击的准备，即具备二次打击能力，这样可以防止敌人发动核战争。但具备二次打击能力则意味着美国要比苏联领先一步制造和部署更多核弹，结果是苏联不甘落后，并展开追击，最终致使双方拥有的核弹与指挥系统的数量逐渐增加至数万。但随之，人们开始猜想，如此大规模的武器装备是否会由于政治诱惑、官僚惰性或机制失灵而增加战争爆发的概率。面临这样的危险，大部分华盛顿人士都没能提供有说服力的建议以取代美国政府保持二次打击能力的观念，由此引发了双方的军备竞赛。
但军备竞赛只是眼前的麻烦，因为它的背后潜藏着一个极其危险的悖论。那就是使用原子弹很可能导致人类的毁灭。然而，如果一个超级大国拥有这些原子弹并且表示没有意愿利用它们，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便会缺乏最终的制裁手段，而且在敌方为了自身利益做出损害本国的行为时，无法对敌方做出震慑。结果，对震慑力的追求迫使美国制造核威胁，而一旦其威胁成为事实，则势必导致全世界范围的大灾难。这从战略理论层面上看似乎是合理的，但其中的比例关系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使用核弹会造成毁灭性后果，以至在可能发生的核决战之前，我们无法找出任何合理的理由来支持这一做法。因此，美国政府似乎已经决定，为了保障本国人民的安全，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做出卑劣行为，即使这种行为与美国正常社会秩序所基于的公共行为标准相违背。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存在十分严重的道德矛盾，一方面，自由主义政府代表自由与文明，另一方面出于对集体的承诺它又冒着展开大屠杀的风险，况且这可能是最恶劣的罪行。随着核时代的推进，这一矛盾促使了美国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当美国在忠于第五条自由主义原则的情况下继续对抗苏联时，这种自我反省不会减弱。
经济增长与生态问题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除了外交事务面临危机，经济领域也出现了种种问题，进而削弱了美国政府和社会对传统自由主义观念的信仰。正如霍奇森指出，二战后大部分美国人都期待自由企业制能够生产丰富的商品和服务。自由派和保守派人士关于政府是否应该管制市场展开争论，以确保经济产出量达到最佳水平，物资可以得到合理的分配。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即无论什么东西都是越多越好。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生态意识不断增长，例如，由科技发展造成的污染问题开始受到关注，这极大地冲击了对经济增长的信仰。于是就有了环保主义者在1970年首次庆祝世界地球日。与此同时，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都注意到，无论是在人体、食物、田野、空气还是海洋，大量有害物质在各处堆积，如石棉、磷酸盐、氮肥、二氧化碳、汞、DDT等。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可以禁用一些现代化学物质，像含铅汽油和各种杀虫剂，或是使用危害较小的替代品。但是，生态上偶尔取得的胜利并没有消除更大的隐患，因为悲观主义者认为，当某一威胁被发现和消灭，一些有害的化学制品（如防腐剂、同位素、添加剂、催化剂）又会产生另一种威胁，毕竟有数不尽类似的东西充斥着现代生活。
此外，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爆发后，原油价格飞涨，由此引发了能源危机。这导致一些人非常震惊，他们开始相信，如果不耗尽某些至关重要却相对缺乏的资源，经济增长就不会得以持续。所以，不同的专家都表示，无论是食物生产、工业输出还是能源消耗都无法持续扩张，尽管许多国家的社会政策都鼓励这种做法。然而，只需不到一个世纪，重要资源（如原油）的最终短缺将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灾难。即使资源短缺问题不会引发这种灾难，肯定也会存在污染问题，因为这种生活方式消耗着越来越大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必定会通过工业活动产生大量废弃物。基于这种情况，以及考虑到自由派认为政府应该致力于提高GNP的设想，经济预言家表示，经济增长应该放缓速度，或许甚至保持不增长。
本文节选自《美国政治的转变 : 新华盛顿与智库的兴起》，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