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苦难成就，也被苦难吞噬的诗人
“他叫：把死亡曲奏得更好听些/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他叫：把提琴拉得更低沉些/这样你们就化作烟升天。这样你们就有座坟墓在云中/睡在那里不拥挤。”这是德语诗人保罗·策兰的诗歌《死亡赋格》中的句子。这首诗是20世纪世界著名诗文之一，也被誉为是唯一的一首世纪之诗。
保罗·策兰是里尔克之后影响最大的德语诗人。二战中，策兰父母相继死于纳粹集中营，他余生都在历史和记忆的阴影下写作。“再没有谁的诗歌比他的诗歌更加愤怒，再没有什么诗歌像这样完完全全从苦难中获得灵感。”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如此评价策兰和他的诗歌。
母语变成了凶手的语言
追溯其幼年及其青少年时代，出生于1920年，当时的名字叫保罗·安彻尔的策兰和同时代的孩子没有太大的不同。他有一个与其信仰不同的父亲和热爱德语文学的母亲，中规中矩地参加入学考试、交友、恋爱，在学校获得了很好的文学教育，热爱吟诵并且开始写作诗歌。上大学时，策兰遵从父母的意愿去法国学习医学，尽管他更热爱自然科学。不过，大学生涯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终结。
这些成长和生活经历都记录在策兰研究专家沃夫冈·埃梅里希的《策兰传》一书中。埃梅里希1978年起任德国不莱梅大学近代文学与文化史教授，也在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地的多所大学任客座教授。《策兰传》是埃梅里希通过对策兰人生经历、创作历程、情感生活、文学事件的巧妙编织，真切地展现了策兰悲恸的个人史。
之于整个世界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是巨大的；之于很多如策兰这样的个人来说，他们的人生也因为战争而彻底改变。1941年6月21日，德国国防军对苏联发动突袭，决定了布克维纳犹太人的命运。很多犹太人被分批流放，无穷无尽的恐怖压制、屈辱的驱逐以及杀戮笼罩着他们。1942年7月，策兰被分派参与罗马尼亚人新为犹太人设立的劳动服务部门工作，他曾说他的工作就是“挖地”。后来策兰给朋友的信中写到，在这样的境遇中他并不绝望，但是“母亲让他觉得揪心”，他很担心上一次见面就是和母亲永别。
一语成谶。策兰的父母被送进德国人管辖的一处集中营，之后他们再也没有见面。1942年秋末，身在劳动营的策兰得到了父亲亡故的消息，至于死因是伤寒还是枪击至今仍无从知晓。母亲在接下来的那个冬天也因被枪击中颈部而亡，这个消息可能是一名从集中营逃出来的亲戚告诉策兰的。在给朋友的信中策兰写道：“我现在体会到了屈辱和空虚，无边的空虚……”对他而言，失去父母是无比深重的打击。
父母的被害，是这个年轻人在生活和写作上产生突变的转折点。虽然“死亡”早已是他写作中的重要主题，但策兰的早期诗作还是以爱情为主。“现在，对死者的怀念，犹太题材和诗学上的反思，三者在诗歌中交织到一起，它们也贯穿那些爱情诗，而且此后再也不曾被诗人放弃。”埃梅里希这样分析，父母被害使亲爱的母语变成了凶手的语言。
“你是否能容忍，母亲，一如从前，啊，一如在家中，容忍着轻柔的、德语的、令人痛心的韵脚？”1944年，策兰在诗歌《墓之近旁》中叩问。
资讯码“1月20日”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种解读策兰的研究文章数目非常可观。同时，这位诗人的许多诗作却又如此令人迷惑，让人觉得难以参悟，或者完全无法理解，于是常有人感叹地将此归因于策兰的生平之不详。为策兰青少年时代作传的作家伊斯拉埃尔·沙尔芬曾经请策兰帮他解读一些难懂的诗歌，得到的回答仅仅是：“读吧！不断地去读！意义自会显现。”其实，如果要读懂策兰的诗歌，必须了解他诗歌中经常出现的那些资讯码，比如“1月20日”。
策兰并不知道父母的确切死亡日期，但它们成了策兰写作中至关重要的资讯码之一。从一开始，“1月20日”就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性的资讯码。“1月20日”不仅仅是策兰认为的父母的死亡日期，也有一系列相关联的“1月20日”似乎是策兰引导人们联想的。1942年的1月20日，纳粹召开对集体屠杀犹太人行为做出周密战略规划的万湖会议。提到一个饱含政治色彩的资讯码，而不言明其间所隐含的内容，这是典型的策兰式做法，也是诗歌中的策兰的风格；他任凭听众或读者以兴趣做出抉择，让他们自己决定他们是否认真对待他的言说，是否能解开他设下的谜。
作为策兰研究专家的埃梅里希还提及，策兰在另一个1 月20 日（1948 年1 月20 日）和英格柏格·巴赫曼结识于维也纳。两人之间萌生了持续半年的真挚爱情，并在后来的日子里长期保持着一种“相当艰难而遥远的”友谊。也有人猜测，策兰也许是想到作家让·保罗小说《提坦》中的章节，一个以“1 月20 日”为题的章节，它向我们描绘了一种特定的“叙事游戏”。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1月20日”，策兰诗歌还有其他一些历史、政治上的资讯码，如西班牙内战、1934年维也纳工人起义、1945年8月的广岛原子弹、1968 年的巴黎五月风暴以及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所有这些资讯码都和这地球上的被贬抑和被侮辱者有关，如他在诗歌中所写到的，这是“与被迫害者结成晚到的、不/ 沉默的、耀目的联盟”。
1960年，策兰荣获德国毕希纳文学奖时发表了著名的获奖感言《子午线》。在这篇感言中，策兰的整个话题都围绕着当时文学创作的时空定位。他谈道：“每首诗都应将它的‘1 月20 日’载入其间，我们在此以最明确的方式尝试着时刻不忘这些资讯码——也许今日之诗的新特点便在于此。”
在埃梅里希看来，这或许可以视为策兰自觉“书写时代”的使命感。
只愿被“远远地”解读
正是因名作《死亡赋格》震撼德国，策兰获得了毕希纳文学奖，收录这首诗歌的诗集《罂粟与记忆》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知名度和名誉。虽然在公众中的知名度日益增长，然而他对现实的感受及其精神状态完全相反。他不愿接受那些颇具吸引力的职位，几经辗转之后定居在巴黎也没有强烈的归属感。策兰经常生活在惊惶无措和烦恼中，在20世纪60年代初数次进入精神病院治疗。
《策兰传》这本书中收录了一幅策兰妻子吉赛尔·策兰-莱斯特朗热的版画：雕版上，由酸液腐蚀而成的线条清晰显现。埃梅里希认为，策兰的诗歌与其妻子的版画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姿态，他的诗句也似乎是由铜针在铜板上蚀刻而成，文本也让人联想到金属板上的印迹。策兰创作于1965年前后的诗歌，呈现出与早期诗作不同的面貌。如果说《子午线》还释放着希望，在这一时期的新的诗作中，希望的信息越来越难觅见。
“仿制的/寒鸦/吃着早餐。喉头爆破音/在吟唱。”病痛和不断住院的经历越来越多，这类意象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诗中。1967年在策兰47岁生日时，久未谋面的朋友在重逢之时倍感惊讶，他不仅越来越阴郁，而且身体也明显衰弱了许多。差不多同时期，他在一首诗歌中写到了“头脚倒置的哀悼”，并且说明了“头脚倒置”的原因：他每日都承受着无尽的哀伤，因此而消耗的经历超出了自己能承受的范围。1970年4月19日到20日的那个夜里，妻子发现策兰失踪，5月1日，策兰的尸体在塞纳河中被打捞出。“除了自杀，再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说法解释策兰的溺水而亡。”书中这样定义策兰的死因。
在策兰的有生之年，公众惯于将他的诗歌视为密闭的或隐秘的，一言蔽之：读不懂。面对这样的偏见，策兰的反应显得颇为激动。一次，他曾对作家朋友阿尔诺·赖因弗兰克这样说道：“大家都说，我最近出版的一本书是用密码书写的。请您相信我，此中的每一个字都和现实直接相关。可是，他们没有读懂。”策兰也会理性分析和读者的关系：“我处在与我的读者相异的时空层面；他们只能远远地解读我，他们无法将我把握，他们握住的只是我们之间的栅栏。”
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在《流亡的诗学》中评价策兰说：“再没有谁的诗歌比他的诗歌更加愤怒，再没有什么诗歌像这样完完全全从苦难中获得灵感。策兰从未停止与过往这条恶龙的对峙。最终，它还是将他吞噬。”策兰毕生，一直是那个充满苦难的孤独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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