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给一位全球化魔怪的明信片

从曾经的地球村展望，到如今的反全球化、去全球化、逆全球化呼声，关于全球化，还有什么未被论述与分析，或者说还有什么值得期待？

知名阿根廷思想家、世界文化研究领域领军人物内斯托尔·加西亚·坎克里尼，秉持拉丁美洲国家立场，运用跨学科之道，立于实证研究之基，结合隐喻与叙事，从艺术与哲学的角度思考全球化，探索全球化对拉美、欧洲、美国三者之间关系的影响。

作为全球化研究的经典论著，《想象的全球化》旨在探讨：面对全球化这样一个对一些人来说充满希望，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意为末日的未来，文化工作者可以做些什么？

寄给一位全球化魔怪的明信片

如果最好是通过擅长讲故事和打比喻的专家，即艺术家和作家来了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那么当我们试图描述的现象实在让人难以捉摸而且指向异域和其他族群时，这种必要性更为凸显。历史上用隐喻描述一些不可理解之事，指代惯常身份急速且剧烈的变化，有时能形成具调解性的意象，也有时让人联想到魔怪。

1. 有机玻璃盒里装满彩色沙子，组成三十六面不同国家国旗的图案。盒子由一些管子串联起来，管内放置了蚂蚁, 这些蚂蚁在爬动过程中将盒中的国旗图案慢慢拆散，然后不同的国旗就自然混合起来。日本艺术家柳幸典的这一创作第一次展出是在1993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1994年在美国圣迭戈跨国艺术展上重展时推出的作品为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三大美洲国家的国旗。展出开始几个星期之后，国旗上有些标记已经无法辨认。柳幸典的作品可以以隐喻方式做如此阐释：随着劳动者在世界范围内迁移，各种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逐渐消退。但这一隐喻没能被所有参观者察觉。柳幸典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展出此作品时，动物保护协会以“不应剥削蚂蚁” 为由，迫使该作品被撤展了好几天。还有其他观众表示不能接受作品所表现的对不同国家间差异的打破。相反，创作者本人柳幸典则坚持要将所有文化标记都完全消除：在他看来，1996年圣保罗双年展上，巴西当地的蚂蚁品种爬行过慢，他在展览开始之前就担心这种蚂蚁不能将国旗构造打乱到他想要的程度。

《万国旗和蚂蚁饲养场》

这个隐喻表达之意是，群体性移民和全球化将使现今世界变成一个流通和互动的体系，在这个系统内，各国之间的差异也将逐渐消失。人口统计的数据并不能展示这一互相流动的画面，也无法体现大面积的跨国性互动。离开故土到他国定居超过一年的人数量高达一亿三千万到一亿五千万，占世界总人口的2%到3%。吉尔达·西蒙解释说，在这个人们移动变化日益加快，移动成本在全球呈下降趋势的“游牧世界”里，实际上大部分人还是不太变动，充斥着不可控的移民浪潮的世界形象只是陈词滥调大商店里的特色产品之一罢了。

就是在经济领域我们也不能笼统地讲全球化能代替各个国家，或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边界的国度里。金融市场的确完全全球化了，金融交易总额在近十五年翻了五番的事实也强化了金融交易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大部分商业活动还只局限于国内或者区域范围内，另外全球化的压力促进了经济体之间的区域联合，区域联合又强化了一些政府的决策能力,欧洲便可为一例典型。我将在接下来几章里集中分析的文化领域，特别是文化产业中，实际上存在着多种全球化趋势，但这并不等于会产生一个代替国别文化的全球文化，毕竟只有一小部分在全球化过程中生产的电影、音乐和互联网产品不具有本地特征。

一些人类学家采用乌尔夫·汉内斯的表述——“全球文化流动分支”，来警示全球化进程中的互动不是平等的。汉内斯作为“跨国关系”研究专家，阐明“流动有方向性”，而且“其中一些场景空间占据优势”。那么哪些是占优势的场景空间呢？汉内斯举了“纽约、好莱坞和世界银行总部”为例。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个清单加长，但是我们将不断证实全球化的重要标志几乎全部集中在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在拉丁美洲则几乎一个都没有。汉内斯还列举了反向流动的例子，比如非洲艺术家在伦敦展出其作品，奥斯陆的康复理疗采纳了马来西亚的解梦方法。但是对边缘地带的手工艺术、文学及智慧的认可并不能让人们忘却“流动的非对称性”，这一非对称性体现在基本技能和公共机构形式、西方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行政手段和生物医疗知识等社会资源分布的不均等。因此，汉内斯认为社会财富和信息的双向流通并不能消除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差异。

全球化运动有时候集中体现在艺术或者文学隐喻中，让世界多样文化之间互动的新情况变得可视。然而，我们需要将所视的画面与社会宏观统计数据结合起来，以便知晓隐喻可理解的部分，以及它所蕴含的想象力在哪里失去了启发意义。

2. 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可能让人联想到，本地特色将消退，人们将寻找新的全球性特征。有位戏剧导演回到他儿童时代踢球的蒙得维的亚街巷，想起当年足球只是游戏而非生意，孩子们的关系也完全不同。那时候每当有人进了球，大家就拥抱欢呼——“那种拥抱不仅是一种脸贴着脸的亲密，更是一种身体上的靠近，象征着我们精神上的团结一致”，这种场景在城区或街角随处可见。而如今，进球的人和他身后的团队习惯出去找个地方聚会庆祝，“向想象的观众或听众问候，好像他们就在眼前一样”。已不再是小圈子聚会，而是如大家在赛事的电视转播中所见，向“全球的观众”问好以共庆胜利。这种与虚拟的看台观众的“抽象”关系，在其他城市也会遇到，它融合了不同国家著名球员的欢呼姿势。我曾在墨西哥街头看到孩子们进球之后绕着球场跑，面对想象的虚幻观众席，一个孩子模仿墨西哥球员乌戈·桑切斯耍杂技，另一个孩子学巴西球星贝贝托始创的怀抱刚出生婴儿的动作，另有一些孩子重复墨西哥球星古斯塔沃·拿破雷斯的跳跃动作。

贝贝托的庆祝动作

3. 不同民族社群间除了隔墙，也有零散的财富、人员和信息流动。由于对另一种生活方式或者常驻他乡的同胞的排斥，人们常用动物名称来指代这类异者以突出其差异性。迈阿密的古巴人被称作“岛上蠕虫”，但是一旦以旅游者身份将美元带往古巴并与在古巴境内生活之同胞重建联系，他们则被冠以另一更为漂亮的名字：“蝴蝶人”。境内与境外古巴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以及墨西哥人、哥伦比亚人和阿根廷人与在美国生活的同胞们的交往不断加强,证明距离能促生排挤现象，同时也能产生距离美感从而成为一种吸引力，换句话说，跨国群体可能被人以完全不同的两个视角看待。新型交往和联络方式产生，将相距遥远的人连接到一起。旅居美国的墨西哥人定期向在墨家人汇寄的美元年均高达70亿。这些远在他国的人也常会回到家里过节探亲。他们与家人每周会通过不同方式联系，比如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电报或者信件等。那么在美国生活的拉美人每年与其母国联系要花多少电话费呢？美国人类学学者马克辛·L.马戈利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互联网普及之前做的研究表明，居住在纽约的巴西人中，有95%都是通过电话与巴西家人保持联系，每个月通信花费在85至200美元之间。

全球性流动往来对于边缘地区、非发达国家来说更是意义重大，如移民从美国汇寄的美元就是墨西哥的第三大经济来源、萨尔瓦多的第一经济来源。但除此之外，还应看到在跨国交流中，各类故事得到传播，国民文化视野得到拓宽，以及一些多国共享的礼仪都软化了边界感，甚至消除了距离感。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玻利维亚广播台，除了播放激起怀旧之情的旋律和消息，也以想象的方式构建了一个人们心灵的相聚：“亲爱的同胞，听我们的音乐，拉起你们的手，闭上双眼去想象我们就在故乡的土地上。”正如研究海外玻利维亚群体的人类学家的分析所说，人们之间的交流已经不再是“在老家某个村庄的篝火旁进行，而是在通过广播构建的一个想象的村庄里”完成。在这个媒体空间里重建的国家概念，与玻利维亚地理概念上的领土没有关联。

墨西哥街头

4. 出现了另外一些反映跨国互动和相互影响的表达倾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马科斯·拉米雷斯·厄雷设计的名为特洛伊木马的作品，作品在inSITE艺术展最后一期的都市艺术专栏中展出。艺术展于1997年在墨西哥蒂华纳与美国圣迭戈轮回展出。这位来自蒂华纳的艺术家在离边境几米远的矮平房旁架起一个高达25米的木马，木马共有两个头，一个朝向美国，另一个朝向墨西哥。如此设计就避免了落入由北至南单向渗透的成见，同时可以避免逆向思维造成的错觉：有人总认为南美移民偷偷走私一些在美国被禁的物品。马科斯跟我说过，这个临时搭建的不坚固的“反纪念碑”式的结构设计成“镂空透明的样子，是因为我们很清楚他们对我们的意图，同样他们也明白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在木马的四周，墨西哥小摊贩们穿梭于矮平房前面的来往车辆中，过去他们只卖阿兹特克日历和墨西哥手工艺品，现在也卖起了“蜘蛛侠和迪士尼乐园的小猴子”，而拉米雷斯·厄雷的木马并不是对民族主义的肯定，而是改良后的世界文化象征。对特洛伊木马这一具有公共代表意义的历史意象进行改动，就是要突出各种信息的多方向性以及媒体报道将会引发的多重阐释。拉米雷斯还设计制作了印有木马形象的文化衫和明信片，小商贩们把它们拿去与阿兹特克日历及“迪士尼小猴子”一起销售。拉米雷斯还在木马旁放了四件特洛伊服装，让想要与这一“纪念物”合影的游客着装拍照，用这种稍带讥讽的方式暗示游客用照片记录下自己近距离感受墨西哥风情与美国风格的经历。

这四个例子讲述的其实都是当地社区发生的事情，但它们与全球化的关联都以不同方式被想象构建了出来。柳幸典设计的打乱国旗构造的蚂蚁代表的是一个泛化的互动关系，在这一互动中，自身特征标记会逐渐消退。第二个例子中，当孩子们向全球观众致意时，即便他们模仿墨西哥和巴西球员的一些动作，本土特征也没有完全消失，而是融进了一个全球性的想象：孩子们的庆祝活动仍旧是个极为本土化的行为，是一个只有当地街口的路人才能看到的活动，虽然他们脑中想着那些跨国性的动作手势。而关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生活的玻利维亚人的故事，则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一个想象的、与身在玻利维亚的同胞共享的社群，以此共同体来突破距离的局限，进而重塑民族身份。也就是说，与旅居阿根廷的同胞紧握双手和欣赏身在玻利维亚的远方同胞制作的音乐这样的仪式，将那些希望抹去距离的印记、不忘自己民族身份的群体紧密联系起来。最后一个例子中的双头马代表着各类双向的交往互动，木马设计成镂空的样子暗示已经无法隐瞒“他们对我们的策略以及我们对他们的意图”。冲突是显而易见的，但作者并没有用民族意象而是用一个代表跨国交往的符号来表现冲突。当人们重温这一符号时，自然会对某个特定边界进行重新审视。陈设于美墨边境的柳幸典的作品，庆贺着国家之间壁垒的消除；拉米雷斯的双头木马及其整体演示，包括文化衫、供路人合影留念的特洛伊服装以及供游客消费购买的仿新手工艺品，则揭示了在某特定边界处，对跨文化的错误理解是如何产生的。

《想象的全球化》

这四个实例代表了当今重新构想各种具体与抽象、近距离与跨文化之间关联与矛盾的不同方式。应当如何定义这些变化，以及我们又该如何与异己者进行交流？这是一道难题。如此难题之下，我们诉诸隐喻来进行想象，并参照整体惯例对变化进行整理。不同的想象意象表明对现今正在进行的关于自己的与他属的之再分配持有的不同见解。我们需要通过可能获得的更为客观的数据来分析讨论：这些关系应当命名为国际化、跨国化还是全球化？是该叫多文化性、种族主义、南北不平等、文明冲突还是接触地带？在本章一开始我就解释了那些词在指代不同进程时有何不同侧重点，哪些词遗漏了太多新兴事物以及尚存的传统，又有哪些定义之词稍显过时。不过，各类叙事和隐喻给我们的启示是，本地与全球的紧张关系在不同时期一直存在，各社会主体以矛盾的方式共存，这一矛盾式共存的影响之深以及功能之多，很难用几个概念概括清楚。

隐喻是否为一种我们得出科学概念之前采用的低效、临时性、刚刚被接受的社会思想策略，还是一种为了更好理解社会如何运转以及我们如何在这一社会里行动的必要手段？第一种观点为实证主义立场，它与最受推崇的隐喻研究理论，比如德里达和保罗·利科等的理论并不匹配，但被粗糙的经验主义所接受并被许多经济学家用来批判文化研究的模棱两可。然而，因为实际上在关于全球化的强硬话语中各种隐喻广泛存在，所以有必要认真对待隐喻，而非视其为过渡性手段。如果要在这里展开关于隐喻的社会辩论，如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与利科的诠释学观点的辩论，那就超出了本书的目标范围。但我无论如何需要解释一下的是，我在书中转引全球化研究学者分析中采用的隐喻，并不是要证明那些论断的不完善，而是因为他们关于全球化的论述,极端地说明了社会属性的模糊不清。隐喻可以理解为一种暗指，指代那些不受统一化概念禁锢的事物，也指那些我们目前所经历的，以及未来我们可能经历的建构与解构的矛盾。

出于类似原因，叙述就成了一种不仅仅适用于分析文化的手段。所有的社会经济话语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理解为一种叙事，与之前讨论的标准范例相对立而存在，当涉及全球化运动时更是如此，因为全球化中的话语所承载的意义和参照都还处于悬而未定的状态。那些金融运动会将我们引向何处？随着移民增加正在形成什么样的社会？想象便成为未来社会“现实”的一个维度。隐喻与叙事这样富含想象的活动，尝试捕获全球混乱秩序中转瞬即逝之物，这些事物跳出边界的禁锢，或在跨越边界之后又重新看到新的边界（如歧视）出现，在这个过程中，知识也随之被生产了出来。隐喻的特点在于能够塑造并清晰呈现那些移动、联结或混杂之事物；而叙事则寻求在众多的人员往来以及多个“他者”存在的情境中梳理出一个秩序。

本文节选自《想象的全球化》有删改

《想象的全球化》

[阿根廷]内斯托尔·加西亚·坎克里尼 著

陈金梅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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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阿根廷思想家、世界文化研究领域领军人物内斯托尔·加西亚·坎克里尼，秉持拉丁美洲国家立场，运用跨学科之道，立于实证研究之基，结合隐喻与叙事，从艺术与哲学的角度思考全球化，探索全球化对拉美、欧洲、美国三者之间关系的影响。加西亚·坎克里尼呼吁重塑全球化话语，使之远离单纯的经济政治视角，跳出欧美中心主义叙事。他提议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及个人都思考如何更好地应对不平等现象、与彼此及他者互动，携手共创一个真正多元化的世界，勿使全球化沦为市场扩张、霸权横行的托词与工具，让不同群体都能共享全球化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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