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家长的崛起：艾伦·雷普利
作为人类，我们无法避免自身存在的物质性，因此，思想和主体性都来源于身体。这意味着生孩子、做母亲、与孩子产生关系，三者全都是有形的体验。这表明，主体性存在一种专属母性的形式——某种独属于怀孕生子行为的东西。
作为《异形》系列的一大主题，母性的呈现和思考贯穿了整个故事。《异形》和《异形2》将母性刻画为某种双面的、复杂的东西。母亲会保护也会破坏，并不总是安全可靠，有时甚至是异质的。
但为什么呢？母性主体性的存在表明，新生命需要与母体进行完全的断裂，一种母子之间的暴力分离——也被称作分化（或背离）——根据传统观点，为了确立孩子的主体性、自主性和自由，这种分离是必需的。这可能解释了母亲照料行为那有害的一面，即母亲具有与做出保护行为的意愿同等强烈的做坏事的意愿。
艾伦·雷普利：女家长的崛起
安德蕾亚·扎宁
超级母亲
在《异形》中，雷普利对随船小猫琼斯（更常见的称呼是“琼西”）生发出了母性本能，于是匆忙出发寻找小猫。这种错置的母性本能让她免于遭受同船工友那般被异形杀死的下场。在《异形2》中，猫换成了女儿，即绰号“纽特”的丽贝卡·乔丹——她的所有家人和所处殖民地的定居者都被影片中的反派消灭。与任何一位母亲一样，为了保护这个女儿的替代品，雷普利不顾一切。通过将自己认同为母亲，雷普利在这个本可致其死亡的情境中有了求生的紧迫性，从而避免了死亡。在后续影片中，雷普利的“母亲”身份再次出现。《异形3》中的她是一颗异形胚胎的宿主，这促使她为了毁灭这个占据其身体的生物而自杀。《异形4》见证了人类异形混合体的首次出场，它是星系联盟军（United Systems Military）的科学家开展的一系列失败的克隆实验的副产物。这个生物将雷普利认作“母亲”，但雷普利为了拯救人类和她自己，不顾“母子情谊”杀死了它。而杀死这个克隆人的雷普利自己也是一个克隆人：准确地讲，她叫雷普利8号，她以自己为自己的母亲，她是在雷普利死后用寻回的冷冻雷普利血液样本制造出的，并在其后为了创造人形武器，被混入了异形的DNA。
我们还知道，当年在地球上，雷普利曾经有一个孩子（女儿）——或者至少在《异形2》里雷普利是这么告诉纽特的。假设雷普利的女儿是亲生的而不是领养的，那么我们的女主角就符合了斯通母性主体性论中的核心要素，即成为母亲和与孩子产生关系，二者均是身体性的体验。不过，斯通也将母亲照料行为视作一种极具关系性的（relational）经历，这可以解释雷普利与琼西、纽特，甚至与认其作母的那位人类异形混合体之间的亲属感。在几部《异形》电影所呈现的末日冒险中，雷普利接纳了母亲的角色，这一角色引发了一场自我实现之旅——通过艾莉森·斯通独特的母性主体性理论框架来看，在这趟旅途中，雷普利切身展现了一种崭新的、以哲学角度理解母亲的身份认同由何构成的方式。
猫与女孩
斯通认为，一个人所具有的主体性的类型总是反映着他所拥有的身体。这个观点来自哲学家弗里德里希·谢林和格奥尔格·W.F.黑格尔。谢林认为，尽管我们作为人类是自由且自主的能动者，但我们与自然并不是分离的；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且来源于自然。黑格尔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家，他就存在这个话题提出了一套全面的理论，在这套理论中，一切事物都要从与其他一切事物之间的关联的角度来理解。受到这些哲学的影响，斯通关于母性主体性的看法充满了这样的意味：作为人类，我们无法避免自身存在的物质性，因此，思想和主体性都来源于身体。这意味着生孩子、做母亲、与孩子产生关系，三者全都是有形的体验。这表明，主体性存在一种专属母性的形式——某种独属于怀孕生子行为的东西。但是对雷普利而言，琼西和纽特所唤起的母性本能并不依附于她的肉体；这些“孩子”并不是她的身体所孕育的。事实上，对于这两个孩子，她知之甚少，并且其中一个还是只猫。尽管如此，她还是用母亲的方式照料——救助、保护——他们。
听到琼西的叫声时，雷普利迅速做出反应，就像母亲听到婴儿的哭声那样。她找到了琼西，就算差点被抓破脸，也没有动摇救它的决心。在雷普利的帮助下，琼西逃了出来，从此一人一猫流落太空，直到《异形2》开场，经过57年漂流后被人发现。到了《异形2》，琼西被纽特所替代——在一次异形入侵中，纽特失去了家人，只能自己照顾自己。纽特是这座曾经忙乱喧嚣的殖民地的唯一幸存者，当她被陆战队队员发现躲在管道中时，是雷普利安抚了纽特，让她摆脱了心中的那位“毛格利”。雷普利用哄劝的方式让小女孩袒露心扉，并扮演起母亲的角色；她不许纽特看监视器上的恐怖画面，她还会给纽特盖好被子，哄她入睡：“我不会离开你，纽特。我说到做到。我向你保证。”纽特在影片结尾处被捕获后，雷普利不顾机会渺茫返回救援，从而兑现了她的承诺。最后，作为对这种母亲式的照顾的回应，纽特用“妈妈”来称呼雷普利。
如果我们以艾伦·雷普利作为衡量这个问题的标准，那么母性主体性既需要由一种亲属感来激发，也需要某种身体性的东西来促成。问题在于，二者是相互依赖的吗？斯通相信，关系性的、直觉式的理解，与身体性的领会同等重要，并且，她很可能会像黑格尔和谢林所主张的那样，提出关系性与身体性是相互关联的。斯通认为，母性主体性就是与一个尚未自立的幼小个体，一同处于亲密、热切的关系之中，而这个个体的情感表达非常简单，就像《异形2》中纽特对雷普利的表达那样。斯通也许会认为，雷普利在《异形》故事发生前那段身为人母的经历，已经将她的主体性塑造成了某种母亲式的主体性，而在面对小猫和小女孩的软弱无力时，她唯一合理的做法就是表现出自己的这种意识。这并不说明琼西和纽特毫无自理能力——他们都曾很好地照料自己。但是，从生死边缘将他们救回的，却是雷普利。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以创造生命为核心能力的母亲，是赋权于人这一近乎神力之举的化身。但母性并非全然美好——只要嘴角淌着酸液的异形在场，坏事就难免发生。母性也可以是一颗难以下咽的苦果。
作为《异形》系列的一大主题，母性从一开始就被呈现在了银幕上。雷德利·斯科特的《异形》以睡眠舱中近乎全裸的男男女女，脸上略带眩晕和迷惑地渐次醒来为开场——这幅画面暗示着出生，或重生。诺斯特罗莫号上的这些休眠中的船员本应返航地球，却被接收到未知来源信号的MU/TH/UR 6000（又称“老妈”）唤醒，“老妈”是一个负责在船员休眠期间控制飞船的电脑操作系统。“老妈”一开口，所有人都得听着，正如下面这一幕所表现的那样：在听到“老妈”发出“哔哔”的召唤命令后，达拉斯船长中止了与伙伴们愉快至极的用餐。正是命令不容违抗的“老妈”指引诺斯特罗莫号飞向了那颗陌生的星球。“老妈”隐藏着秘密以及很多问题的答案。“老妈”并非她表面看上去的样子。觉得有些不对劲的雷普利访问了“老妈”的系统，发现仿生人阿什接受了秘密命令，被要求把外星生命带回公司，而船员则被公司认为是可消耗的。雷普利为这个欺骗行为感到愤怒，把“老妈”叫作“婊子”——她这么做确实理由充分。“老妈”最近可不太像个妈妈，不是吗？她阴谋陷害她的“子女”，引导他们堕入外星生物造成的末日之灾。飞船被人格化成一个母亲的形象，并与雷普利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后者对琼西流露出了真正的母性光辉和原始的感情。因此，《异形》留给观众的是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母性的概念。先用雷普利来展示好妈妈的典型特征，然后又借助“老妈”把恶母的形象灌输给观众——《异形》用这种方式动摇了人们对母性的理解，并将这一点作为后续影片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元素呈现出来。
借助于《异形》营造出的“恶母”气氛的影响和效果，《异形2》让雷普利再次说出了“婊子”一词。面对肢体收缩舒张、黏液浑身流淌的异形女王，雷普利命令它离开纽特：“离她远点，你这个婊子！”在异形“妈妈”打算用这位7岁幼童大饱口福之际，驾驶装载机的雷普利在动力外骨骼的保护下，把上述“婊子”通过飞船气闸排放到了外太空。这是一次史诗般的正面交锋——母亲对母亲，一方是力保纽特的雷普利，另一方是多达百万的子孙在不到十分钟前被雷普利用火焰喷射器烧死，因此寻求复仇的女王。在这场对决中，双方的较量很触动人心，因为在雷普利和异形“妈妈”之间，似乎存在一定程度的理解——两只雌性生物都在表现各自的母性侵犯性。
当然，异形女王不是雷普利的对手，但是这场母亲之间的互动把女主角和大魔头捆绑在了一起，使支撑“异”形这一概念的神话被动摇。动摇它的因素就是雷普利与异形“妈妈”之间的相似性。“好妈妈”和“坏妈妈”之间的简单区分，被二者所共享的“妈妈式”的和睦关系所瓦解了，并且，与《异形》极其相似的是，“恶母”的概念被再一次呈现到观众面前。这个概念不仅回荡在雷普利和异形女王之间，还贯穿了H.R.吉格尔对异形的设计。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这位瑞士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说：“我喜欢把人类、生物和生物机械体结合起来。而且我爱用骨头——它们很朴素，也有很多功能，并且，骨头毕竟是人体的一部分。”吉格尔设计的异形有一种经过扭曲的人体的感觉，模糊了人们熟悉的神话中“人与怪物”之间的对立。
《异形》和《异形2》将母性刻画为某种双面的、复杂的东西。母亲会保护也会破坏，并不总是安全可靠，有时甚至是异质的。但为什么呢？母性主体性的存在表明，新生命需要与母体进行完全的断裂，一种母子之间的暴力分离——也被称作分化（或背离）——根据传统观点，为了确立孩子的主体性、自主性和自由，这种分离是必需的。
这可能解释了母亲照料行为那有害的一面，即母亲具有与做出保护行为的意愿同等强烈的做坏事的意愿。在《异形3》中，被灌注了异形卵的雷普利讽刺地说：“现在我又得当妈妈了。”接下来又说：“我没多少时间了。你得杀死我。反正我要死了。我活不下来的。”她的话既是字面意义上的（破胸者即将从她身体里破胸而出），也是一种隐喻，描述了身份认同的消亡（自我的死亡）。这可以在影片里找到证据。雷普利醒来后发现自己身处罪犯殖民地“狂怒”161星，这颗星球与世隔绝、荒无人烟，这恰当地再现了母性可以具有的特质——这种环境唤起了对自我维护的极度渴求，但在这种斗争中也存在一种孤独感，特别是在父权社会里。男人不生孩子，所以，如果斯通对亲子关系的身体性的强调无误，那么女人就体验到了为人父母过程中男人无力感受的那种关系性。考虑到这一点，雷普利独自一人“怀着身孕”降落在一座只有男人的小岛上的事实就变得很有趣。整个情境都在扰乱她的身份认同、她的自我意识。在与给殖民地内外带来灾难的异形正面交锋时，雷普利说：“你已经在我的生命里出现了这么久；除你以外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异形是她的一部分；雷普利是个异类，常人难以理解其身份认同——她视自己为外来者。
本文节选自《〈异形〉与哲学：我寄生，所以我存在》
《〈异形〉与哲学：我寄生，所以我存在》
[美]杰弗里·尤因 [美]凯文·S. 德克尔 主编
穆童 张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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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形〉与哲学》出自多位钻研哲学与流行文化的饱受赞誉的学者之手，涵盖的话题包括H. R. 吉格尔的美学、H. P. 洛夫克拉夫特的文学影响、战争与生物武器的伦理学、受雇于企业的仿生人与人格的关系、女性主义、敌托邦政治学，以及未来世界的经济学。《〈异形〉与哲学》直面某些人类最深切的希望和恐惧，从当代非常成功同时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恐怖/科幻系列中撷取启迪人心的哲学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