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叫唐帅，是一名来自山城重庆的手语律师。我的工作有点特殊，大多数的时间，我都是用手语在交流，为生活在无声世界的聋哑人提供法律帮助。
今年1月份的一个晚上，一夜之间，我的微信好友突然就被挤爆了。当天，从凌晨的2点到6点，我两个微信号，好友都加到了一万多人。然后，我又被拉进了很多聋哑人的微信群。
原来，他们都是一起聋哑人诈骗案的受害者。数万名聋哑人被骗，很多聋哑人都是把自己的房子给卖掉，或者使用房子来抵押。甚至有些聋哑人，是用信用卡套现的钱投资到里边被骗。
也许是他们在我的身上找到了希望。后来，这些被骗的聋哑人，还自发地派了总共近300名聋哑人代表到重庆来找我。我整个人当时就懵了，用我们重庆话说，就是“我当时脑壳一哈就旷了”。
短暂的震惊后，我用了一天的时间，和他们进行挨个的手语交流，把案件的细节和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我们还进行了实地取证，和诈骗团伙斗智斗勇。整理出厚厚的一沓证据材料后，我们将所有的证据交到了公安机关，成功立了案。在今年5月份，10多个犯罪嫌疑人成功落网，这个案子已经告破。
通过这件事，我意识到，这么多聋哑人把我当成救命的稻草和最后的希望，这是对我职业的极大信任，让我感觉到自豪但是又压力很大。
受害的聋哑人，要么欠缺法律意识，要么由于沟通障碍，维权特别地困难。聋哑人真的把手语律师当成了救命的稻草和最后的希望，相信我们会为他们发声，伸张正义。这种孤立无援的绝望和毫无保留的信任，让我不想也不敢放弃。
我对聋哑人的处境还有一种特殊的感同身受。我出生在一个无声的家庭，父母都是聋哑人。一个健全的我，大概就是他们最大的幸福。但是他们想让我摆脱聋哑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命运，在“正常”的环境中成长，所以把我交给我的外婆抚养，刻意和我保持一定距离，也不愿意让我和其他聋哑人在一起交流。可是，当我越是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就越想和他们进行沟通。
有一次，我父亲肚子疼，被送到了医院。他疼得一直冒汗，但就是没办法和医生去沟通。我和外婆除了干着急，什么也帮不了。这次经历让我觉得，就算只是为了和我父母沟通，帮他们说话，我也要把手语学会。
我便偷偷跑去父母工作的福利厂，和聋哑人叔叔阿姨们学习手语。我学的第一个手语就是“爸爸”和“妈妈”。学会后，我并没有第一时间展示给自己的父母看，因为我怕被他们骂。
后来，福利厂的叔叔阿姨去医院、去银行办事，都喜欢找我帮他们当翻译。看到我学会手语之后有了用处，父母的态度也慢慢有了转变。手语越来越熟练，和聋哑人之间的沟通也越来越多。我也越来越了解聋哑人在生活当中的种种不便、无奈，甚至是无望。
我想为这个群体做点什么。
2006年，我作为临时的手语翻译，协助公安系统处理一件涉及聋哑人的案件，也因此成为了一名公安系统的专职手语翻译人员。
接手的案子多了之后，我发现一个突出的问题：手语翻译导致冤假错案频频出现。一位聋哑人被指认盗窃了一部手机，手语翻译并没有理解到聋哑人手语的含义，供述的笔录上却变成了“我偷了一部手机”。实际上，她一见到我，立马就比划说“我是被冤枉的”。
在做手语翻译六年多的时间里，我发现了聋哑人案件的三大难题。
一是手语也分为了“普通话”和“方言”，就是普通话手语和自然手语，它们有莫大的差别。但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手语翻译使用的都是普通话手语，而95%以上的聋哑人使用的都是自然手语。这就直接导致案子在审判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
第二，大多数的手语翻译都不是法律专业出身，不能准确地向聋哑人传递法律概念和信息。
最后，存在个别的手语翻译会利用聋哑人的弱势和自己的独特地位，向他们进行索贿。
从事手语翻译，我其实就是一个“传声筒”；而成为手语律师，我可以替他们发声，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
2012年，我自考通过了司法考试，成为了一名专职律师。与其他律师不同，我大部分的时间精力，都放在了聋哑人法律诉讼上面。一起聋哑人案件，我所花费的精力是其他正常案子的3倍。
在替聋哑人进行维权的过程中，我所做的就是用他们懂得的手语跟他们进行交流，了解案件的事实和经过，形成辩护意见，在法庭上用手语为他们进行辩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对他们进行普法，让他们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目前，我们国家有近3000万聋哑人，他们的文化水平低于我国平均受教育水平，法律意识也极端欠缺。可是，不能因为听力和语言的障碍，就让他们成为我们法治的“荒漠地带”。
现在，我欣喜地看到，有越来越多的聋哑人进入到各行各业。他们有的开咖啡厅，有的开洗车行，有的做了快递小哥……虽然不能言语，但他们带给我们的温暖却越来越多。
我相信，随着法治进步，我们将看到越来越多的聋哑人参与到社会生活当中，和我们正常人一起，为社会的发展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手语律师这条路上，我将不再孤单。
我是新青年唐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