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达沃斯论坛权威人士：刘鹤的30年（值得收藏）

达沃斯刘鹤刷屏

2018年冬季达沃斯于1月23日正式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在达沃斯论坛上做了主旨发言，他表示：中国未来几年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就是要实施好一个总的要求，一条主线打好三大攻坚战。一个总的要求就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今后几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构政策、改革政策、社会政策都将围绕这个总的要求来制定，来展开。

权威人士

刘鹤

        2016年5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的一篇权威人士把脉中国经济的访谈，再次把刘鹤和他所在的中央财经工作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中财办)推向了风口浪尖。外界猜测刘鹤是这篇文章的幕后推手，不仅是出于他身处中共经济政策的最高决策圈，更重要的是文章所传达的观点与他之前的很多看法如出一辙。

　　权威人士表示，“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而刘鹤2012年就在一篇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走势的文章中预测，经济复苏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并且凭借这篇专业论文获得了国内经济领域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今年1月，他的助手、中财办副主任韩俊在纽约公开表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目前中国经济尚未见底，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将呈L型走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权威人士看来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主线”，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而这也恰恰是刘鹤近几个月工作的重点。自从去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正式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他先后到浙江、江苏两省调研，考察这项改革的落实情况。

　　他在杭州对上海、浙江、江苏等7个省市主管经济工作的党委、政府部门负责人说，“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要把经济结构性改革作为重点，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猜测毕竟只是猜测，权威人士到底是不是刘鹤，很可能永远也不会有答案。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自2013年刘鹤被擢升为中财办主任后，他在经济决策中所担当的角色越来越吃重。 2017年，将出任副总理，主管金融。

“他对我非常重要”

　　2013年3月，61岁的刘鹤被任命为中财办主任。在这之前，除了他所供职的机构和经济学术界，外界对他几乎是一无所知。

　　当年5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尼隆飞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习近平指着身边一位身材高大、有着学者风度的助手对多尼隆说：“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

　　据《华尔街日报》后来报道，多尼隆本来没有计划与刘鹤会谈，但他随即调整了日程，安排随行人员当晚就在人民大会堂与刘鹤举行了会面。因为他被告知，作为中国经济计划的重要制定者，刘鹤勾勒的经济前景将指导中国未来10年的行进方向。

　　这个细节被披露后，如今已广为流传。不过，事实上在被任命为中财办主任之前，刘鹤作为经济政策核心智囊的角色已经开始凸显。

　　2011年3月，刘鹤被任命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研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在出任这两项新职的同时，他仍继续担任中财办副主任。国研中心是国务院宏观财经政策的核心制定部门，中财办则为中共最高领导层提供经济方案，一人同时在这两大智囊机构担任领导职务，之前尚无先例。

　　这次调整也使得刘鹤跻身正部级官员行列。一年后，刘鹤在中共十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当选不久，他就以中财办副主任的身份与时任中财办主任朱之鑫一起，陪同习近平到广东视察。这次视察是习近平出任总书记后的第一次地方调研。

　　从那以后，习近平几乎每次视察或出访，刘鹤都是重要的陪同者。这也使得早先“他对习近平非常重要”的说法得到印证。

　　到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对关心中国政局的人来说，刘鹤的名字已经是无人不晓了。媒体为抢先披露会议即将公布的改革方案，四处打探他的消息，因为他被认为是这一方案的主要操盘手，称他是“经济新蓝图的起草者”。

　　《华尔街日报》在会议前几个月的一篇报道中说，刘鹤目前面临的最迫切挑战是督导11月改革方案的制定。报道援引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李成的话说，“大约几个月前，他把七个‘研究小组’集合在一起，研究金融自由化、财政政策、放松管制、城镇化和地权等问题”，并“一直努力将七份报告拼凑为一个连贯的整体”。

　　彼时已身居要职的刘鹤谨言慎行，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要求。他的办公室在回复《华尔街日报》的电子邮件中说，刘鹤认为外界对他在中国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的角色有许多误解，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政策是通过一个集体决策体系制定的，任何个人发挥的作用都是相当有限的。

　　刘鹤的低调不但没有冷却记者追逐他的热情，反而激起了媒体更大的好奇心。不久，一份报告又将他推到了更高的潮头浪尖。

　　2013年10月27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两周——刘鹤所在的国研中心对外发布了该机构为全会撰写的改革方案总报告。在这份简称为“383”方案的报告中，勾勒了一幅包含“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中国新一轮改革路线图。

　　这份公开发布的报告还显示，负责方案制定的国研中心课题组，由该中心主任李伟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鹤担纲领衔，国研中心多位资深专家参与写作。

　　由于这一方案的改革力度空前，又恰逢会议召开前夕，使得它很快成为当时舆论关注的焦点。刘鹤本人也因为“担纲领衔”成为焦点的中心，一些记者甚至将对全会的关注转移为对他个人经历和经济观的探究。

善于内外合力

　　刘鹤是一个坚定的改革派，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敦促执行市场化改革。他重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强调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注重新经济、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对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崛起，刘鹤认为应归功于在充分反思“文革”教训、形成共识后，坚持推进市场经济的改革，坚持推行对外开放。他深信，改革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和不竭源泉。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断言，未来20年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力量只有两个：发达国家高技术的扩张和中国的城市化。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有三件事是这一代人无法回避的责任：强化社会共识和推动改革开放；总结历史经验和推动理论创新；思考深化改革的导航图，“现在进入了中国人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新纪元”。

　　1998年6月，时任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的刘鹤做了一项影响至今的决定。他和经济学者樊纲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这个旨在为国家经济政策献策献力的智囊团体，从成立之初就吸引了吴敬琏、易纲、林毅夫、周小川、楼继伟等一大批知名经济学者，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经济学界的改革派。

　　发起这个论坛，刘鹤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学术讨论，而是希望汇集国内经济学界的同道力量，为经济改革出谋划策。他曾回忆说，“记得当时中国经济正处于通货紧缩状态，我感到，需要在经济学者之间对经济形势进行严肃讨论和深入交流，希望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讨论平台，在相同的研究层面上交流学术思想。”

　　2003年5月，北京非典疫情肆虐，公众都尽量减少社交活动，唯恐躲避不及。而就在当月，这些经济学者仍聚在一起，在颐和园昆明湖上的一条游船上，讨论非典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

　　如今，“中国经济50人论坛”已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经济智库，成为服务于经济改革的一支活跃力量。论坛中有五位成员在十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两位当选候补委员，很多经济改革方案的出台都与它有密切的关联。

　　除了是一位改革的推动者，刘鹤也是一位务实的行动者。他思想开放，处事务实圆融。

　　2012年2月，世界银行与国研中心联合发布了一份题为《中国2030：建设一个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报告就中国未来二十年可能面临的风险，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建议。这些风险包括短期内出现硬着陆的风险，以及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人数减少、不平等程度上升、环境压力和外部失衡构成的挑战等。

　　报告建议，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发展民营部门，促进竞争。建议认为，国有企业应当受到独立资产管理者的监督，这些管理者将力图确保这些企业专注于商业目标，而不会利用他们的政治权力来打压竞争对手。

　　由于阻力过大，这项提议最终不了了之。对此，刘鹤的回应是不正面对抗，而是采取另一个策略：倒逼机制。他试图通过开放封闭行业，引进外资、外企，激发经济活力，加速国企的转型。

　　朱槠基在2001年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谈判时曾用过这个策略。当时，他做出了减少外商投资壁垒、下调关税以及推行其他一些改变的承诺。这在之后10年提振了增长，同时令数万家竞争力差的国企被迫关闭。

　　刘鹤显然是这一做法的拥护者。他曾表示，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相统一是事情成功的关键，如果没有压力，中国的事情认识再好也做不成，内部本身的动力常常需要外部压力来激活。

经济学的训练

　　刘鹤对渐进式改革表现出的耐心，很可能得益于他长期参与国家经济政策制定，以及对中国改革进程的了解。

　　1988年，36岁的刘鹤因一篇《中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报告，得到当时国务院领导的器重，从国研中心调到国家计委从事产业政策工作。在计委的十年中，他先后在工业综合局、政策研究室、产业政策和长期规划司工作，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制定政策，并且推行全国。

　　事实上，在调入国家计委前，他已经是一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者了。1978年7月，在经历了一年下乡插队、三年军旅生涯和四年工厂劳动后，刘鹤考上中国人民大学，重新拾起了书本。在人大，他先后获得了工业经济系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并在毕业后短暂留校任教。

　　在大学期间，刘鹤曾和几个同学一起，为北京市西城区撰写了几份重建西单老商业区的研究报告。据当事人回忆，这些报告不仅调查了北京百货大楼、西单商场等商场的经营方式、财务情况，还结合西单地区的客流和已有的商业经营情况，给出了商场的经营规模、盈利能力以及经济效益的分析，“让区里的领导大开了眼界”。

　　进入国家计委后，刘鹤开始参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的筹备和制定。这使得他有机会从更宏大的视野，思考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而这种视野在1992年随着他的出国求学，又变得更加广阔。

　　出国后，刘鹤先是在美国西东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习，两年后转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并在1995年获得了该院的MPA(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一直以培养精英官员著称，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公共政策培训基地。值得注意的是，刘鹤在肯尼迪政治学院学习期间，还是该院梅森学者项目的学员。

　　这是一个专门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培养高层管理人员的项目，迄今已举办了50多年，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墨西哥前总统卡尔德隆、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前特首曾荫权，都曾是梅森学者项目的学员，而授课的老师很多都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比如罗伯特·劳伦斯、罗杰·波特等。

　　肯尼迪政治学院的经历，对刘鹤影响颇深。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公共政策的质量，不断提高政府的政策制定能力至关重要。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刘鹤和他的同事们将这场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进行了对比，以粗线条勾画了两次危机大背景与表征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危机爆发后决策者将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三大挑战。

　　这篇名为《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的论文，后来发表在吴敬琏主编的学术期刊《比较》上，广受学界好评，尤其是文章提出的三点思考(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如今已成为很多人的共识。刘鹤也凭借此文获得了2014年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对于身居高位的刘鹤获奖，评奖委员会主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卓元解释道，这个奖项评选的是作品，而不是个人，评委会不受参选人身份的影响，只注重作品的学术水平。

　　“我们认为，文章对2008年危机以后走势的判断，现在看来都是准确的。文章最后得出的启示，比如树立底线思维方法、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等，对现行政策制定更是具有前瞻性。”张卓元说。

　　从这篇论文中，不难看出刘鹤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他曾用“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来描述中国经济的未来。他乐观地预言，“我们将目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后的经济繁荣，但即便到那时，增长还没有画上历史的句号，还需要我们的继续努力。”

　　今年2月，“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在北京举行。刘鹤全程聆听与会者发言，但没有参与讨论、发言。对于媒体的穷追不舍，这位“中国的萨默斯(美国总统奥巴马前首席经济顾问)”惜字如金。

　　不过，当有记者问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时，他回答说：“中国经济转型必然成功。”

编者按：他的重要性无需多言。前沿君查阅了他30多年来140多篇署名文章，寻找他的思想轨迹，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当前经济政策来路和去处。

1 货币主义的幻象在中国不存在微观基础

就如现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学界讨论的高频词。在上世纪80年代末，“跨越低水平陷阱”是当时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

1988年，36岁的鹤和他的同事一起发表了《我国产业政策研究的回顾和深化》，他是第二作者，这是在中国知网可以查到他最早的文章。因为上山下乡、参军和在无线电厂当工人耽搁了十年，他再次参加工作年龄已经很大了。

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了十年，农村实行承包制，城市向工厂放权搞活，财政实行包干制，这些放权让利的改革使中国经济一下活跃起来。但是，计划向市场转轨时期的深层次问题并没有解决，而宏观调控体系几乎是一片空白，再加上政策的摇摆，经济的波动性很大。

当年3月,价格闯关启动，物价开始飞涨，CPI从年初的9.4%涨到了年末的27.9%，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通货膨胀？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当时，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刚刚被引入国内，“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这句话成为当时一部分学习西方的中国经济学家的信条。

按照这样的逻辑，货币多了导致了通货膨胀，控制货币就可以了。后来的治理整顿期间也确实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控制信贷，猛踩刹车。

但鹤不赞成这么简单的做法，他的认识更深刻一些。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中，他直接指出，“货币主义的幻象在中国不存在微观基础。”

他认为，通货膨胀的表象虽然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产品”,但实质上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倾斜引起的结构矛盾。在不触动分配格局和经济机制的情况下,单纯地从总量入手“管住货币、砍下投资”,只能紧了供给、松了消费、紧了重点、松了一般、 紧了基础、松了加工,最终出现经济滞胀的结果。 

改革开放初期，居民的收入增长很快。1979年至1988年，居民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年上升3个百分点。鹤认为，通货膨胀除了成本推动，更多的是需求推动，也就是居民收入过快导致对各类商品的需求大增，进而导致物价上涨。

但是，旺盛的消费需求并没有带动对上游基础工业投资的增加。相反，对基础产业的投资不断下滑。1987年，基础产业的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却由1978年的42%下跌到了26.8%，当时，电力紧缺，铁路运输能力也严重不足。这让他非常忧虑。

进口成为了弥补国内基础工业不足的渠道，于是原材料进口大幅增长，导致了本已十分紧张的外汇储备更加短缺。

他在一篇文章中称，“近几年来，有关综合管理部门花了很多时间,仍然难以准确地统计出我国究竟引进了多少条汽车、彩电、冰箱、卷烟等高消费类生产线，为此花费了多少外汇节余。”

1991年，他在《管理世界》（双月刊）发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化与出路——需求、生产、就业和贸易的关联分析》一文，他指出，“由于体制约束和技术约束等因素，供给体系的调整明显滞后。”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对“供给体系滞后”的分析和2014年和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十分相像。传统产业饱和，但新兴消费却供给不足，中国的供给体系滞后于需求的变化，这导致了居民旺盛的海外购物需求。一度，在海外买马桶盖成为热门话题。因此，改革要从供给体系动手，去产能，补短板，转型升级，改造中国的供给体系。

1988年末，面对通货膨胀，如果仅仅简单地实行信贷收缩，那么直接受伤的可能就是本已十分脆弱的基础产业，因为对这方面的投资会进一步收缩，基础产业的供给体系短缺会更严重。所以，鹤并不同意单纯地靠货币政策来解决当时的通货膨胀问题。

那么，该怎么办？他提出，不是要收缩投资，而是要加大对基础产业的投资，“凡是能跨越基础产业关口的发展中国家,都已跻身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之列 。”

可是，国家没有钱，谁来投？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方法：在人民银行相对独立的同时,将现有其他金融机构一分为二,一块转变为政策金融机构,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承担发展基础产业的职能,另一块则加快向商业银行的转化。

这来源于对日本经验的学习，“前10年中,大量中国学者到日本访问，对高速增长阶段日本的二元金融体制无不称赞。”

在1991年的一篇文章，他再次呼吁成立政策性银行：在目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完全承担发展基础产业的全部费用。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建立政策性金融机构,引导社会资金流入基础产业,并相应完善对粮、棉、油、煤炭、石油和交通运输的补贴、贴息。

这项改革建议得到落实，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相继成立。不过，后来国开行发展壮大，不断进入商业银行业务领域，引起其他银行的不满，并燃起了对政策性银行定位的争论，这是后话。

1991年，鹤的结构性分析方法已雏形初现。他在一篇文章中总结道，“我国人均收入提高后引起的产业结构的转换现象, 从局部出发是无法理解甚至解释这些现象的，唯有结构性的分析方法能使我们从光怪陆离的现象中解脱出来，抓住主要的发展线索。”

2 结构性政策由来

经过1980年下半期经济学界对产业政策的研究和讨论，到1989年，共识基本形成。当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这是中国第一份关于产业政策的文件。

方向很清晰，就是要大力发展基础产业，跨越低水平陷阱。这份文件指出，“集中力量，首先把粮食、棉花、煤炭、电力、交通，特别是铁路运输以及市场紧俏的轻纺产品的生产建设搞上去。”

这时候，比鹤小四岁的杨伟民也调到了计委产业司，杨伟民也下乡插过队，当过工人，后来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到产业司之前，他是煤炭管理干部学院的一名教师。

那些年，他们一起署名发表了多篇文章，研究产业政策的各种问题，推广产业政策的调控思路。现在，这样的组合搬到了中财办，因此由产业政策发展起来的“结构性政策”得到重视不稀奇。

经济史有时像是一个轮回。当时提出的口号叫“五年电八年钢，以电钢为突破口全面振兴基础产业”。电力和钢铁成为最受重视的产业，现在的“去产能”政策之下，这两个产业仍然是最受政策关注的，但方向却完全相反。

电力要发展，首先是火电，这就需要对煤、运输、发电设备、采煤设备、电力布局和资金、人力、物资进行统一规划。除火电外，水电超大型项目也在推进。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不可否认，当时的产业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大大强化了中国的基础产业，为后来中国的制造业成长提供了基础。

1988年，中国的发电量只有5451亿千瓦时，但是到了1996年就到了10794亿千瓦时，接近翻倍。钢铁项目也实现了大干快上，1990年中国的粗钢产量只有6600万吨，十年之后就接近翻番。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年最需要重点扶持发展的产业，一直高速狂飙了二十多年。2016年，中国发电量突破6万亿千瓦时，是1988年11倍，粗钢产量8.8亿吨，是1990年的13倍。但是，在“四万亿”政策之后，本已过剩的基础行业产能过剩进一步加剧，首当其冲的是煤、钢和电。

可是，当初谁会想到现如今的局面？当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时，2015年底，“去产能”从发改委层面上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层面，成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时隔将近三十年，针对基础产业的供给侧调节再次启动，当时是增产能，现在是去产能。

对产能过剩的现实，业界有基本的共识，但对于去产能的手法，却产生的激烈的争论。

2016年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一文毫不回避这一问题。提问直入主题——有舆论质疑“去产能”是“一刀切”“搞摊派”“计划经济老一套”。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行政手段是否必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当怎么摆？

权威人士的回答以反问句式答道，“比如，减少对“僵尸企业”的补贴，不靠行政命令、单靠市场行吗？”权威人士指出，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更多地减少行政干预，让市场机制更多地发挥好决定性作用。但是靠什么手段能做到这一点？“解铃还须系铃人”，减少行政干预离不开政府自我革命。

2016年底，张维迎炮轰产业政策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可他是否知晓，中国的产业政策这段发展历史？

在1989年颁布上述文件后，中国的产业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当时为了支持基础产业发展，采取了不少扭曲市场公平竞争的做法，如产业间实行差别利率、差别税率、行政性的价格调整等等。

鹤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反思了当时的产业政策，“这部产业政策的颁布，对紧缩阶段的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一定导向作用，也确定了国家产业政策在计划机制中的核心地位。但是，这部产业政策也存在明显的缺陷：缺乏预见性和层次性,忽视区域差别,对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不够。”

1999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从总体上看，产业政策要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鼓励研究开发，支持国际企业化从整体上增强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而服务。”

2000年，他在《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四个方面》一文中进一步总结了自己对中国宏观政策的看法，“回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20年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经济增长的动源总是起源于结构性的失衡状态，而增长的实现或消失又总是取决于结构性矛盾的缓解或加剧扭曲。因此，结构性政策可以视为中国经济增长核心的政策。” 

不过，此时他的职位发生了变动，从1998年开始，他开始担任国家信息中心的副主任，这使得他对刚刚兴起的互联网经济有新的认识。

他到信息中心仅三个月,IBM 、NEC、富士通、道•琼斯、路透社等多家大公司都来和信息中心洽谈合作。这使他意识到美国的信息产业十分火热，当时美国的互联网科技泡沫正在兴起。

那些年他发表了许多文章，对信息产业鼓与呼。直到将近20年之后的今天，这些文章读起来仍不落伍。

2000年，他就提出了，“网络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基础结构，就像水、空气、高速公路一样与大家共存。”他大力鼓吹“新经济”，认为“目前发生的网络经济现象,是一次新的产业革命, 它不仅仅是一个产业部门的发展现象，其影响是全局性、全方位、战略性和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

但是，当时很多人并不知道互联网经济到底是什么。他批评一些人的麻木不仁，“最危险的是对新事物麻木不仁和熟视无睹的态度。令人担忧的是，尽管新的网络经济席卷而至，我们内部相当多的官员及政治、经济、科技精英却置若罔闻，陷入传统的线性发展阶段论，认为一个人均80美元的国家只能重视劳动密集产业，只能先工业化后信息化，不具备参与新经济竞争的基础和实力 。”

显然，他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但是，这样的状况很多年都没有改变。随着美国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以及他工作岗位的变动，他关于信息产业的文章也逐渐减少。

3 风云际会

每一个十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就会面临新的问题。1980年代末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但到了1990年代末期，主要问题已经由通货膨胀变成了通货紧缩。

1994年，中国的物价上涨水平曾经高达24.1%，到1996年下降到了8.3%,到1997年只有0.8%，1998年和1999年连续出现了负增长。经济增速和物价水平一路下行，如何走出通缩成为当时最迫切的问题。

1998年是经济形势异常诡异。鹤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反思道，最初中央并没有意识到亚洲金融危机对经济影响有那么严重，1998年初，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新的产业政策，凡是符合产业导向目录的产品、技术都可以享受进口减免关税的待遇。这时候中央仍在鼓励进口，并没有担心出口问题。

但是，让他们意外的是，“十几天后基本没人到国家计委跑项目，或者说当时政策的判断和市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市场的感觉是经济不景气，但是政策设计者感觉经济还是呈现高速增长的势头。所以，第一个政策判断并不准确。”

对经济形势有了清晰认识之后，继续放松货币政策应是不二选项。但是对于是否应继续降息，经济学家有分歧。一派认为实际利率过高，应该降。一派认为，在1996至1997年已三次降息之后，中国实际上已经出现流动性陷阱，降息没用。前一派占了上风。

1998年，央行分别在3月、7月和12月再度三次降息。但市场的反映却并不那么热烈，三次降息的当天，上证综指三次均下跌。1997年全年，上证综指下跌了94.65点。

于是，经济学界意识到，货币政策的效应似乎没那么明显，市场的回应也不积极。

当时朱老板提出的目标是保住8%的增速。货币政策不足，财政政策加码。1998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预算调整方案，决定增发1000亿元国债，同时配套增加1000亿银行贷款，全部用于基础设施专项建设资金。通过一系列的积极政策，1998年度过了难关，虽然没有保住8%，但达到了7.8%。

除了短期问题，当年对于中国长期增长前景，经济学界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在本公号独家发布的原创文章《易先生往事》一文已讲述过这段争论。）

鹤坚持中国经济会有光明的前景，他批评了中国难以突破“20年高速增长的物理极限”的悲观论调，认为中国在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三个方面存在潜力，将会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机会。

正是这些争论和讨论，使他意识到，经济学者之间对经济形势应进行严肃的讨论和交流。于是，他做了一件对中国经济学界至今仍有巨大影响的事，成立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他曾经讲述过成立的过程：1998年6月，我和樊纲在木樨地一家小快餐店讨论了这个想法，我们之间有强烈的共鸣，决定发起50人论坛的组织工作。

50人论坛很快成立了，这个平台聚集了几乎所有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至今仍对中国经济决策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鹤身居高位，不再参加每年的年会。

在1998年那场围绕中国经济长期走势的争论中，鹤的判断是对的。在加入WTO之后，中国逐渐走出了通缩，开启了新的高速增长期。

2003年，他进入中财办工作后，除了在公开论坛的讲话，他发表的学术文章大幅减少，更多的文章是解读中央政策。

但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他再度活跃起来。在网络上，鹤流传最广的一篇文章是《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这篇文章实际上是2010年他带领团队做的一个课题，2012年发表在《比较》杂志，2014年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

2007年中国经济欣欣向荣，乐观情绪膨胀。鹤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2007年10月之前,中国经济繁荣，股市和楼市兴旺, 经济实力迅速增强,有人乐观地估计,这个势头至少将持续20年之长。但是，全球的结构性失衡和矛盾已经积累多年，如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国内消费占比过低等问题越来越突出。

2008年的宏观形势与1998年何其相似，年初和年末的政策几乎都是相反的。

2008年年初，CPI从7.1%迅速攀升到8.7%，年初的政策还在试图控制经济过热，但到了9月份美国雷曼兄弟破产，中国开始真正感受到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迅速调整政策。“立刻将宏观调控的基调由2008年初的防止经济过热和防止通货膨胀、年中的保增长和控物价调整为全力保增长,并且着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初，鹤在一次高层发展论坛上对前一年的政策转向进行了这样的分析。

为了应对巨大的外部危机，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这一计划带来的正负面影响至今仍让中国的经济学界争论不休。

作为中财办的副主任，他在四万亿政策的推出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至今仍难以了解。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在金融危机即将横扫世界的2008年，鹤在美国和哈佛大学的一组专家会面，商讨应对之策。这被解读为他向中国高层介绍金融危机的深度。此后，“4万亿”刺激计划出台。

2012年初，他再次谈到了中国应对危机的做法，“在应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当全球 经济处于自由落体状态的时候，我们中央政府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直接干预，取得了很大成绩，也确实还有一些问题。”2014年初，中央提出了对经济形势处于“三期叠加”的判断，其中包括“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4 他的时代

2011年，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上，鹤提交了论坛委托研究的课题报告《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扩大国内市场》，报告的第三部分为：改革的总体规划、顶层设计和重点内容。距离十八大还有一年多的时间，“顶层设计”成为了当时的热词。他的时代即将到来。

2012年末，十八大结束后，重要人物的首次地方考察选在深圳。虽然在官方的新闻稿中没有鹤的名字，但从电视画面和图片可以看到，鹤是考察团中的一员。

2013年3月，他正式接任中财办主任一职，从副职到扶正，花了整整十年。2013年5月，中国的重要人物对来访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尼隆说，“这是鹤，他对我非常重要。”这让鹤名声大振。

在十八大以前，经济学界就呼吁重启改革议程。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承担了新一轮改革再出发的历史重任，市场对此热烈期盼。

当年会议召开前夕，媒体广泛报道了一份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衔的其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改革方案总报告全文，“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这被称为“383”方案，该课题由李伟和鹤担纲。这个方案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方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不过，中国经济很快进入了四万亿刺激政策之后的低潮期，经济增速不断下降，企业效益也不断下滑。到了2015年，形势越来越严峻。

在这个迷茫的时期，鹤开始在沿海多个省份考察，唱响中国经济前景光明论，并寻找解决问题的药方。2015年，鹤分别到上海、广东和浙江调研，其中浙江去了两次，第二次在浙江召开了部分省市经济形势座谈会以及企业负责人座谈会。

除了大力呼吁保护产权、激发企业家精神、大力推进市场取向改革之外，在广东调研期间，他还提出了“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当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宏观政策的核心。

从2015年年中开始，权威人士曾三次在官方媒体发表谈话，表达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看法，引导市场预期，指出改革方向。虽然官方从未披露权威人士是谁，但是坊间多传言主要由鹤操刀。

至今为止，最后一次的权威人士发言出现在2016年5月，提出了“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的判断，并且指出“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控制不好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

除了顶层设计之外，作为发改委副主任鹤也亲自部署国企混改。2016年9月，鹤主持召开专题会，研究部署国企混改革试点。将近一年后，2017年8月，联通发布混改方案，引起市场震惊。

1978年，当26岁的鹤参加高考时，中国刚刚启动改革开放。2008年，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30年前我们以惊喜的心情迈进大学,赶上了时代的末班车。那时，他赶上的这趟末班车，而今他成了影响列车行进方向的人。

时代正在发生激烈的变化。在2008年的那次讲话中，他说，“我们正处在实践变化快于理论形成的大变革阶段，出乎意料和不知所措的局面不断出现，这使得很多理论无法经受住历史检验。”他指出，“有三件事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回避的责任”：

——强化社会共识和推动改革开放。未来推进改革需要新的社会共识，既有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的挑战，也出现了自满的“天国”情绪，最多的电视剧是古老帝国的繁荣，但推动改革和这些自满浮躁情绪格格不入，需要建立真实的危机感和自我批判精神，进入思想解放的精神状态，推动形成新的改革共识。

——总结历史经验和推动理论创新。再认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和重新定义公共产品，再认识价格机制的重要作用，再认识在全球化条件下战略性产业政策的功能，再认识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发展模式调整之间的互动关系，再认识保护产权、完善激励机制等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因素的重要作用。

——思考深化改革的导航图。顺利实现转型的核心问题是，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失衡状况以及人力资本和知识的有效积累。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从而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需要有一张明确的改革导航图。

这仍是未竟之途。

而今，在众多省部级干部中，65岁的鹤特立独行，一头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