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派经济学临封半个月，本周五继续直播聊天读书，欢迎大家预约捧场，聊天问题整理出来过两天会提前发布。聊完这本书，会继续聊下一本书。
文丨张是之
科学的进步，总是在不断的争议中曲折前进。自然科学发展到今天，人们的共识越来越多，争议越来越少。相对而言，年轻的经济学则充满着更多的争议，很多地方还没有达成共识。这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有关系，了解一下这些争议，对正确理解经济学十分必要。一、对于方法论的争议
在科学哲学界，关于科学的标准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个理论必须具备“可证伪性”。简单来说就是，理论不可能绝对正确，必须具备出错的可能性，存在被事实检验并推翻的可能性。而当一个理论暂时没有被事实推翻，没有被证伪，那么我们就暂时接受这个理论，并认为它是正确的。可证伪性是卡尔·波普尔提出的，今天基本上已经成为自然科学领域的共识，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道。但是对于经济学领域的可证伪性，很多人表示怀疑。因为在证伪方面，很多经济学家的预测似乎总是在被打脸，以至于经济学家的形象也变得很糟糕。有的经济学家会做很多预测，今天预测房价会跌，明天预测股价会跌，一会儿预测经济有望快速增长，一会儿又预测也可能低迷不振，也不排除发生危机可能性。有的经济学家家就像股评人在说，明天股票可能会涨，可能会跌，也不排除横盘可能性。这种预测说了等于没说，说了还不如不说，说了经常被拿来打脸。以至于人们降低了对经济学的评价，认为只要懂得供给、需求、价格等几个常用名词，就能够分析经济学问题。甚至更进一步，有人认为经济学算不上科学，仅仅是一种概率上的统计分析。实际上，这其中充满了对经济学的误解。而关于经济学的方法论，有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一条是以芝加哥学派和凯恩斯学派为代表，向物理学借鉴，以理性人假设为基本出发点构建理论，并用统计归纳的方法加以检验，来保证理论的正确性。这条路径也被称为实证主义经济学，理论要求具备可证伪性。当统计数据推翻了理论的预测，那就是理论错了，需要对理论加以修正，或者彻底抛弃原有理论。而另一条路径，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以人的行动公理为出点，强调理论源自对真实行动的洞察，用环环相扣的推理演绎的方法来保证理论的正确性。这条路线也可以被称为纯粹形式逻辑经济学，它更像是数学，尤其是几何学。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并不要求具备可证伪性，而是强调统计数据无法构成对理论的检验，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一个理论。正如我们在几何学上，对“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这个定理的认识，源自对其严格的推理证明，而不是来自对某个或某些三角形角度的测量。从方法论开始，这两条路径不同的支持就产生了分歧和争论。实证主义经济学的支持者，指责奥地利学派不顾及现实世界，完全就是黑板经济学。而奥地利学派则反驳说，实证主义经济学逻辑上不够严谨，有很多漏洞，推导出的结论并不具备普遍必然性。总之，这个争论今天依然还在继续，谁将最终胜出，获得更多人的认可，尚未可知。当然，大多数人的认可并不意味着就更正确更科学，而只能说明有更大的影响力。但是双方在相互较量的过程中，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发。
理性人假设，可以说是学习经济学最早接触的概念。这个假设是说，每个人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无论一人出于什么动机或者处于什么位置，他都会去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这种最大化，在经济学的教学中，为了方便演示，往往会简单地解释为物质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人们有时候也会把理性人假设，与人是利己的、自私的相等同。人是理性的，是利己的，而且人能够通过计算，获得对自己最有利的知识，采取对自己最有利的行动。经济学家就是从这个带有一定特殊性的假设出发，构建了整个理论大厦，然后再用这些理论去解释现实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计算和展示的需求，他们频繁用到数学。而建立数学模型需要一定的等式方程，所以他们又进一步假设了一个一般均衡状态，这样他们才能完成用数学来描述人们的经济活动。这就牵扯出两个问题，一个是经济学的数学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谈，后面专门讨论一席。另外一个则是经济学的根基性问题，也就是对于理性人假设的争论。很多人批评理性人假设，说这个假设本身存在巨大的漏洞，因为人并不总是理性的，很多人在做出决策的时候未必是从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去计算和考虑的，有时候甚至会“舍生取义”，牺牲自己的生命，这难道也是一种“理性”、一种“自私”吗？所以他们否认这个假设，并进一步质疑与此有关的经济学推论，认为这些推论并不牢靠。对此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回答，有的认为假设是否真实不重要，重要的是理论预测的准确性，有的认为理性人假设本身就是错的。比如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他主张，衡量理论是否正确，不能看其假设是否符合现实，而是要看其对现实的预测能力是不是更强。正如物理学会把物体想象成一个质点，或者我们在绘制地图的时候，会把球形的地球投射到一个平面上，这些假设都是工具性的，都在现实中无法真正实现，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这种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目的。所以弗里德曼认为假设不重要，理论的预测性更重要。另一位经济学家阿尔钦，同样认为人到底是不是理性的，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如果不遵循一定的规律，他就会遭遇到“自然法则”的优胜劣汰。而经济学家的作用是，发现这些规律，找到人们能够存活下去的生存条件。阿尔钦举了三个例子，其中一个例子是一棵树，朝阳的那一面树叶更茂盛，而背光的那一面树叶比较稀松。那么树叶是不是因为具备理性和知识，才有意识地向着阳光生长？答案是不得而知。但是不管这棵树、树枝树叶有没有理性，我们只关心它树叶呈现出来的生长规律。经济学要关心的也是类似的经济规律问题，这跟人本身是不是理性的关系不大。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则直接指出，人并不总是理性的，据此推翻理性人的基础假设。他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原因是，“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特别是与在不确定状况下的决策制定有关的研究”。他作为一名心理学家获得了一个经济学奖，这很罕见。而很多人都相信，他通过心理实验研究，证明了理性人假设的失败。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坚信人的理性，但并不使用理性人假设。奥地利学派所说的理性，既不是计算利益的最大化，也不是不会犯错，而是说人具备基本的分析因果关系的能力。奥地利学派的逻辑起点，是人的行动公理——“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从这个起点开始，经过严密的演绎推理构建起整个经济学框架。只不过奥地利学派十分小众，加上其特殊的方法论，需要非常艰苦的思考才能掌握其分析方法，所以一直未能成为主流。对于理性人的争议仍在继续，哪种理论更有说服力、更有解释力、更具生命力，能够在几百年后还被人们熟悉和传承，这恐怕需要交给历史来检验。三、引起争论的其他原因
相比于自然科学，经济学显得还很年轻。经济学的思潮，每隔几十年就会有一次大的转向。经济学思想的大倒退，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在经济学界，几乎没有自然科学那样“螺旋上升”的大趋势，通过知识的层层积累不断进步。经济学知识的进步，似乎没有赶上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一个八百年前的古人，他的物理和化学知识比现代人差得很远；但他的经济学水平，很有可能比现在一个大学生还靠谱，即使那时候经济学还没有作为一门系统的学科出现。经济学之所以看起来充满争议，除了上述方法论和研究基础上的分歧之外，还有其他几个方面原因。首先，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以及由人组成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研究物相对来说更简单，我们可以通过实验研究，逐步排除干扰因素，从而得出规律性知识。研究人就不一样了，因为人不是物，人有自由意志。人的自由意志是一个黑匣子，并不是一个这边输入参数，那边就会按照方程进行改变的“假设人”。一个人的早餐连吃七天油条，你也无法保证他在第八天还会吃油条。人永远都是动态变化的，因此由人组成的社会，变量因素就更多，很难判断哪一种因素在起主导性作用，更无法像物理学实验那样进行社会实验。可以说，绝大多数由经济学家设计的社会实验，用了很多的数学计量方法，只不过是让它看起来“很科学”。其次，人是有感情的，理性认识经常会受感情误导。人们很容易把政策的愿景和许诺当成一定会实现的事实，很容易相信好心一定就能办好事。甚至说，当一个政策已经明确失败的时候，人们还是会说“初衷是好的”，或者是“经是好经，只是让和尚念歪了。”但是，我们需要强调，经济学规律乃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为人的愿望为转移，更不以人的喜好而改变。经济学的一大任务，就是指出那些事与愿违的规律。当经济学家正确地指出那些糟糕的后果时，很多人就会指责经济学家不讲良心、不讲道德、太过冷血。一定程度上，人们从本能和情感上，就排斥经济学给出的残酷结论，所以他们宁愿掩耳盗铃或者把头埋进土里，选择不听不看不信。第三个原因，和经济学家自身也有一定关系。经济学家也是人，他们既有认知偏差，同时也会受利益诱惑。如果经济学家，说真话的代价很高，而收益很小，同时为政策背书，说些好听的假话，却可以名利双收，那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理性人”，就会做出对自己更有利的理性选择。这个时候，他给出的政策建议，对于他人而言，却未必是一个最优解了。我常说，科学尚未普及，无论是从方法论上，还是在研究基础上，以及对人性的考验上，经济学都完全与自然科学不同。这既是经济学的问题所在，也是她的迷人之处，希望你也能发现她的美，体会到她的魅力。题图：Nikolo Balkan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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