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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干的这件大事,绕不过这对冤家死对头——

2017-05-30 政商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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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公众号: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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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说的,跟我们国家要干的一件大事有密切联系。


先来看两则新闻:


5月20日伊朗总统选举结果出炉,温和派的现任总统鲁哈尼赢得连任。外界普遍认为,未来四年伊朗经济保持对外开放应该是没有悬念的。


▲5月20日,鲁哈尼的大幅竞选海报张贴在其位于德黑兰的竞选总部外。(法新社)


几乎同一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上任后首次外访,第一站飞抵沙特首都利雅得,到达当天就卖了数千亿美元的军火,令特朗普好不开心。作为对沙特的“奖励”,特朗普在利雅得发表演讲称,德黑兰助燃“教派间冲突和恐怖的火焰”,呼吁海湾国家孤立伊朗。


对中东局势稍有了解的都知道,沙特和伊朗是“世仇”,双方在教派、地区领导权等方面的明争暗斗持续了几个世纪。简单说,双方都想当中东的“老大”,谁也不服谁。美国在中东有巨大利益,帮沙特站台、直接间接施压伊朗也不是一两天了。过去在奥巴马时代,因为伊核协议成功签署,美伊关系和缓,美沙则出现疏远。现在特朗普甩出这么一个急转弯,让复杂的中东局势变得更加不可测。


那么问题来了,这跟中国有什么关系?还真有,因为中东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必经之地。


中国别想一直“闷声发大财”,也别高估风险


对中国人来说,中东这片土地牵动神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更多经济联系的建立——中国石油进口量的一半以上来自海湾地区,天然气进口量超过三分之一来自该地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国对该地区经济、外交和安全事务的介入程度越来越深。

  

然而硬币总有两面,中国深入介入中东,总不可能一直“闷声发大财”,总要面对中东地区混乱的政治局势这些额外的风险。中国海外劳工和侨民遭受危害、恐怖主义活动猖獗,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威胁。别的不说,在别人地盘上做生意还得担心时不常飞过头顶的炮弹,这买卖成本高啊!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马晓霖认为,中国要从陆地打通经济走廊,推动中亚、西亚形成“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就不可避免要面对途中一系列地缘矛盾。


中东问题学者田文林认为,无论伊朗、沙特、美国之间局面如何消长,其矛盾引发的地区安全风险本就客观存在,中国应充分考虑到这一因素。而目前来看,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对风险做出恰当评估,也就是面对风险既要避免低估,也要避免高估。


田文林说,当年伊朗发展核计划,美国一度打算军事打击伊朗,可想而知一场地区战争形成的安全风险将非常直接。而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伊朗已经暂停核计划,换句话说美国军事打击伊朗已无口实;另一方面,特朗普的做法显示出他要对伊朗采取“冷战”或者说遏制的态度,而且是依靠地区盟友进行遏制,并非自己赤膊上阵。


这种态势下,“冷战”其实也意味着一种“冷和平”。目前美伊之间对抗的烈度虽然比奥巴马时期有所增强,但如果拉长视线到伊朗革命以来30余年的尺度,总体来看对抗烈度是在下降的。


中国最大优势是跟中东所有国家关系都不错


中东局势不太平,但“一带一路”必须推进下去。好消息是,发展是任何地区百姓的共同心愿——谁愿意天天打仗。伊朗对“一带一路”的关切主要体现在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的建设动议,甚至包括未来有意修建从里海到波斯湾的大运河。


马晓霖说:“过去围绕伊核问题,来自国际社会、特别是美欧的经济封锁和贸易制裁让伊朗非常艰难,民众希望改善伊朗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因此四年前鲁哈尼的第一次当选就代表了民意和共识。这几年来伊朗在中东的地缘影响力、话语权甚至国际地位都得到空前提高。鲁哈尼能够再次当选获得连任,就是民众对他总体肯定的一个表现。”


作为“一带一路”上的战略通衢,从中国出发无论走陆路前往西亚、欧洲,还是走海路经过波斯湾,都绕不开伊朗。伊朗显然也清楚这一点,并且希望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各类项目上马创造就业,改善民生。


▲2016年1月16日,在欧美全面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后,海湾多个产油国股价17日大幅度下跌。


田文林认为,目前在中东地区,中国在军事领域的影响力既比美国弱,也比俄罗斯弱,但外交领域我们的优势却比较突出。直接来说,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和中东所有国家关系都比较好。


所以伴随“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不妨发挥特长充当一个斡旋桥梁的作用,助力地区冲突的降温和化解。毕竟,如果紧张局势拉高了油价,可能会影响我们在当地的航运便利以及投资合作,这些都是我们不想看见的结果。


田文林还认为,“一带一路”所倡导的是发展优先理念对中东问题也有助益。中东之所以动荡、恐怖主义升温,根源就是不发展。无论沙特还是伊朗,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本身,对于缓解地区紧张关系就是一个好举措。(编译/马晓霖、田文林)



深度分析!沙特与伊朗,专注斗争三十年

文/刘普曼 

来源:环球网


沙特与伊朗是中东地区最强大的两个伊斯兰国家,却素来不睦。而这背后,有深厚的历史背景,也有现时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博弈。其历史背景,归根到底,是同出一门却又罅隙颇深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分歧。

  

本是同根生,相煎偏太急。中东的一切纷争似乎都与伊斯兰内斗有关。逊尼派、什叶派,这两个词几乎见诸每篇中东冲突的报道之中:叙利亚内战,是逊尼派反抗什叶派的夺权之战,伊拉克战争,是什叶派推翻逊尼派的战争,而最近交恶的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多年以来的恩恩怨怨,也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政治延伸。

   

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野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宗教的,而且是政治的。公元632年,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和宗教双重领袖穆罕默德去世,和很多专制国家一样,权力继承问题没有解决。

  

其中一派认为,应该选择穆罕默德的“亲密战友”阿布•伯克尔为哈里发(即伊斯兰世界的领袖),而反对者则支持穆罕默德的血裔、堂弟兼女婿阿里•本•阿比•塔利卜。逊尼派和什叶派就此产生。逊尼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道”,自称伊斯兰教的正统,遵循穆罕默德的圣训,认为帝位继承不需考虑穆罕默德的血裔。什叶派的意思则是“阿里的支持者”,认为阿里及其后裔应当是伊斯兰教的继承人。

  

逊尼派在16世纪之前,一直是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1501年,萨非王朝崛起,统治了如今的伊朗地区。什叶派伊斯兰教是萨非王朝的国教。此后两个多世纪,萨非王朝一直与西临的逊尼派伊斯兰国家奥斯曼土耳其征战不断。两个朝代的交戈奠定了如今伊斯兰世界的大致地理。什叶派的大本营在伊朗、伊拉克、阿塞拜疆和巴林,而逊尼派则在其他伊斯兰地区一家独大。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全球约16亿穆斯林,其中10-13%是什叶派穆斯林,87-90%是逊尼派穆斯林。大多数什叶派(68%-80%)住在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和伊拉克。


在伊朗,90-95%的穆斯林是什叶派,阿塞拜疆65-75%的穆斯林、巴林65-75%的穆斯林、伊拉克45-55%的穆斯林、黎巴嫩45-55%的穆斯林是什叶派。而在其他穆斯林国家,逊尼派都是主要人口,叙利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主要穆斯林国家,什叶派的人口都在20%以下,逊尼派占据绝对优势。此番被处决的尼姆尔是沙特的什叶派穆斯林。什叶派只占沙特人口的10%左右。占人口多数的是逊尼派的一支瓦哈比派。

  

非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对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区别并没有那么在意,在皮尤2014年的调查中,哈萨克斯坦的74%穆斯林和印度尼西亚56%的穆斯林都仅仅称自己是穆斯林,至于是什叶派还是逊尼派则没有提及。但在中东国家,什叶派和逊尼派泾渭分明,比如伊拉克95%的穆斯林都会说自己是哪个派别的。


宗教分歧只是沙特和伊朗之间矛盾的体现之一而已,更重要的是两国都在谋求中东地区的霸主地位。而说到中东的领导权,伊拉克始终是不可忽视的对手,他们与伊拉克一起,构成了中东地区的“三国演义”。


伊拉克战争前,中东地区的局势一直都是三国主导。但伊拉克因内战元气大伤,中东地区的霸主之争越来越成为沙特和伊朗的“二人转”。这三个国家,沙特是逊尼派当家,伊朗是什叶派主政,伊拉克略复杂,就人口而言,伊拉克至少有一半以上是什叶派穆斯林,但萨达姆是逊尼派,统治伊拉克期间推行的也是逊尼派的主张。2003年萨达姆倒台之后,什叶派重新上台执政。


现代沙特和伊朗的关系应从1928年沙特王朝建立算起,但60年代以前,两国关系没什么实质进展,始终是小打小闹亦步亦趋。60年代之后到70年代末,沙特和伊朗的关系堪称蜜月,尽管分数不同的穆斯林阵营,但在打击社会主义者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方面,两国有共同利益,因而求同存异。彼时,沙特和伊朗都是帝制,原本也是帝制的伊拉克在1958年被推翻,两国联手遏制伊拉克的激进民族主义分子,防止他们扩散至伊朗和沙特。 有学者称,“在(伊斯兰)革命之前,海湾地区不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之争,也不是阿拉伯与波斯之争,而是保守与激进之争。”这一阶段的主旋律是,沙特和伊朗共同遏制伊拉克。

  

1979年,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伊朗的巴列维王朝。霍梅尼的政治哲学是反君主制,在政治上坚决贯彻神职人员的权威,走群众路线。这与君主制的沙特等海湾国家格格不入。两国自此开始交恶,而伊朗又热衷输出革命,输出价值观,让诸多海湾国家大为光火,纷纷联合遏制伊朗。伊朗革命后不久,1980年,伊朗和伊拉克爆发了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战争中,沙特自然站在了逊尼派领导人萨达姆这一边。这一时间段的主题是,伊拉克和沙特共同遏制伊朗。

  

什叶派在穆斯林世界是少数,伊朗大多数人口是什叶派,所以伊朗在穆斯林世界也是异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党同伐异的伊斯兰内部更是如此,不仅逊尼派的沙特伊朗怀有戒心,其他逊尼派主导的国家也对其投之以怀疑。1981年,由沙特牵头,和另5个海湾国家(阿曼、卡塔尔、科威特、巴林和阿联酋)组成了一个反伊朗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这六个海湾国家都是信奉逊尼派的阿拉伯国家(巴林的什叶派人口虽占多数,但政权掌握在逊尼派手中),而伊朗是独尊什叶派的波斯国家。

  

到了1987年,两国关系因麦加朝觐降至冰点。当年的麦加朝觐,伊朗朝圣者发动示威游行,与沙特的安保人员发生冲突导致402人死亡,600多人受伤。沙特将此怪罪于伊朗,并重申不允许任何国家或团体利用朝觐获取政治利益。伊朗方面言辞更为激烈,直接呼吁推翻沙特政权。两国因此在1988年断交,伊朗也禁止国内穆斯林参加此后的麦加朝觐。

  

进入90年代,沙特和伊朗的关系有所缓和,海湾战争让两国再次合作,对于好战的伊拉克,沙特倍感警戒,沙特与伊朗的关系出现转机。1991年,沙特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甚至,1997年的年度“海湾合作委员会”会议承认,伊朗愿意与“海合会”盟国开启新的一页。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之后,区域领导权的角逐成了伊朗和沙特二人转。尤其是伊朗,在逊尼派政权覆灭后,积极扶植什叶派,而伊拉克的穆斯林也以什叶派为主。如果两个什叶派联手,对于沙特来说,无疑是巨大威胁。

  

除此之外,什叶派在其他地区开挖结果。1970年以来,阿萨德家族一直掌控叙利亚,他们是占叙利亚穆斯林少数的什叶派,其所属的什叶派一支阿拉维派控制了叙利亚的政治、军事,但近来日子难过,饱受内战煎熬。而黎巴嫩的什叶派军事武装真主党则是黎巴嫩最为重要的政治角色。也门的什叶派武装在伊朗的鼓舞下,也蠢蠢欲动,在国内的斗争中声势渐起。对此沙特阿拉伯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多次空袭也门什叶派武装分子,而这些什叶派武装分子正是伊朗支持的。

  

而近年的阿拉伯之春、到最近的ISIS、叙利亚内战,虽然不是沙特和伊朗直接参与,但都深刻影响着两国。阿拉伯之春中,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阿拉伯国家的穆斯林政权被颠覆,沙特阿拉伯手里捏着一把汗,伊朗也趁机扶植这些国家的什叶派势力。而叙利亚内战中,伊朗支持什叶派的总统阿萨德,而沙特则支持反抗者逊尼派。

  

2016年1月2日,沙特阿拉伯以恐怖主义相关罪名处决了47名犯人,其中包括一名著名的沙特什叶派神职人士谢赫•尼姆尔。而伊朗抗议者在知道消息后冲击了沙特驻德黑兰大使馆以及驻马什哈德的领事馆,打砸抢烧沙特阿拉伯使馆的家具和建筑。第二天,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则警告沙特,处死尼姆尔,沙特将面临“神圣的复仇”,称尼姆尔是反抗沙特逊尼派政权而被处死的烈士。

  

事件并不仅止步于此。沙特方面不甘示弱,随后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并勒令伊朗外交使团及相关机构于48小时内撤出沙特。而巴林也紧随沙特,宣布与伊朗断交;此外,苏丹宣布驱逐伊朗驻苏丹大使,阿联酋也宣布降低与伊朗的外交级别。


沙特处死什叶派反对者导致两国断交只不过是两国关系的一个缩影,其背后的真正动因,离不开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分歧,也离不开沙特与伊朗两国谋求地区领导权而产生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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