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之前唯一正确战略：做多中国企业，尤其是国企（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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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拐点。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国民自信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使得我们处于非常接近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这是百年未有之变局。无论未来前途如何曲折，未来三年看多中国、做多中国是唯一正确的投资战略。
如今中国经济逐步呈现在新平台之上蓄势待发的新气象。粗放增长和创新泡沫都已在消退，人们在努力挖掘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尽管新动能仍然并不清晰。
全方位经济转折或已出现，或将出现，并将延续几十年。在2020年之前，投资中国的唯一正确策略就是坚持信心，坚持做多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
美中之间核心竞争力的差异在迅速缩小，中国毫无疑问地将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上述关键转折则是中国迈入当代文明强盛大国的洗礼。
作 者 | 钟伟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陈骁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学博士
来 源 | 21世纪经济报道（ID：jjbd21） 宏观经济评论（ID：hgjjpl）
中国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拐点。
无论从自身历史的纵向相比，还是从东西方国家体系的横向相比，中国都处于关键拐点。
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国民自信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使得我们处于非常接近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这是百年未有之变局。看清这种大转折，你就会理解，无论未来前途如何曲折，未来三年看多中国、做多中国是唯一正确的投资战略。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过去十个季度，美国引领全球经济逐步摆脱衰退泥潭；在过去六个季度，中国经济已放弃了继续让金融地产唱主角的老路，撤火了或强或温和的刺激政策，实体经济整体有所稳固，局部有所创新。如今中国经济逐步呈现在新平台之上蓄势待发的新气象。
1、大国关系的拐点：美中关系和而不同
大国关系的拐点，主要是由于西方的相对衰落所致。
以美国为例，过度福利和理想主义色彩使美国扮演既有角色力不从心。尽管特朗普执政以来，美中关系开局良好，但看起来美中之间出现积极和消极因素交错、出现一定程度的可管理控的分歧和摩擦，是势所难免的。
美方在强调，未来50年美国必须重新看待在政治、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都不逊色于美国的中国，必须使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利益和美中国共同利益。大国关系的拐点日益临近。
由此可知，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机遇期，即便没有结束，但其形式和内容都已有了重大改变，中国需要通过一带一路等战略举措，主动努力延长战略机遇期。
2、工业化的拐点：从大工业走向智能工业
大工业向智能工业走得很快，中国和美国工业竞争能力不断接近。
中国目前具有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其工业产值已经大幅超过日本和德国，与美国规模相当。
中国存在产能过剩、债务杠杆和产业升级等诸多严峻问题，但中国后工业化的智能制造潜力同样可观。根据中国社科院的相关研究，中国大量消耗化石能源、钢铁有色等投入，产出大规模工业制品的巅峰期可能正在逐渐过去。
未来工业革命的竞争，可能主要在中美之间。而以流水线大规模标准品为特征的工业化可能在退潮中，考虑到有可能中国对化石能源、钢铁有色等资源品的边际需求增长在放缓，而全球范围内尚未出现其他新兴国家能够接续这种需求，很可能在未来五年，大宗商品市场处于温和高位，但难有亮色的状态。
3、城市化的拐点：房地产和基建可能已达巅峰
中国人口大迁徙和大集中逐步放缓了，基建高潮也已在巅峰。
在过去20年，中国经历了急风暴雨般的城市化，人口总量在增长的同时，人口急剧向大中城市及其周边，以及城镇集中。
若从实际进程看，中国居住在城镇以上的人口可能已逾70%。尽管人口迁徙和超大繁华都市仍在推进，但无论中国城市化还是房地产，很可能已度过巅峰，建材和家居家装也会随之增长放缓。
这种拐点带来的冲击意义深远。
一是使构建和完善社保体系的时期更短促，劳务输出大省压力尤大。
二是熟练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将突出，城市群之间可能围绕年轻人爆发争夺战。
三是城镇化的空间可能小于预期，基建周期及其回报率可能被高估。
由此可见，中国城市化拐点也许意味着，中国房地产和基建可能已经处于巅峰期。我们相信2017年地产销售金额和面积仍将创历史新高，地产行业加速集中，进而给地产龙头企业带来较多机会。
同时，基础设施的多主体筹资、建设、运营和持有也会日益受到重视。事实将证明，中国楼市不会爆发泡沫式崩溃，严厉的调控措施延长了地产景气周期，平抑了价格泡沫。
4、金融的拐点：这两者不再是驱动中国经济的双引擎
地产+金融不再是未来驱动中国经济的双引擎。
中国其实经历了奇迹般的改革，即从1995年开始用了10年的时间重塑了其羸弱的金融体系。
次贷危机以来，全球都在经历金融产能的去化，人们发现其实并不需要那么机构、网点、产品和从业人员。金融业的资本回报率急剧下降，中国也不例外。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对GDP的贡献可能持续下滑，传统金融很可能难再辉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拐点，决定了中国货币化的拐点。
5：人力资源的拐点：本土服务业崛起，人工智能加速催化
从每年的参加高考人数看，中国人力资源的拐点已到。
增长更快的老人和较慢的青少年，使得中国继续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提供富有创造力的人力资源的难度在增加。这将迫使中国从利润回报率较低的、基于国际分工的制造业，加速向利润回报率较高的、基于科技感的本土服务业转型。
由此可见，东莞百万女工纺织玩具城的远去和智能制造的到来，是一种历史潮流。人口的剧变使得规模化工业的利润回报，迅速让位于本土化服务业，继而让位于技术型服务业。由于人口和土地资源的变迁，中国经济迅速从外资+工业化，转向金融+地产，并再度向智能制造+本土服务转型。
6、生态环境的拐点：产业转型和被唤醒的公众带来生态修复
工业化需要向智能制造4.0迈进，中国农业也将在供给侧改革下转向绿色优质。同时与大工业、大城市发展相对应的无与伦比的基础设施高潮，也会转折。这些都非常有利于中国生态修复。
同时环境问题又是一个公共意识觉醒问题。随着人的老死新生，从产业结构到公共意识，都会非常有利于生态修复的进程。也许我们已身处在告别中国环境最糟糕时期的进程中。随着中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和民众环境参与意识的觉醒，中国有可能面临一个柳暗花明的美丽中国。
7、消费升级的拐点：依赖移动互联和人工智能实现消费升级
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向消费转型是必然的，但这不意味着消费能始终维持在约10%的增速，而很可能低于预期，这是目前中国在消费品领域和住房领域已经达到的水平所决定的，也是中国居民净储蓄率趋降和年轻族群不足的下行趋势快于预期所决定的。这也意味着已经实现行业洗牌和形成龙头企业的大消费行业，例如白酒、乳业和家电业的未来增长可能低于预期，新奇特消费率和航空出行率则可能持续提升。
8、家庭部门税收的拐点：向中国富人加税，为中国企业减税
为企业减负几乎意味着改革个税体系，不给家庭加税，就难以给实体经济持续减税。
人们常常在争论中国企业税负过重，其实这掩盖了另一个问题，即中国家庭部门税负过轻，尤其是富裕人群和巨富者的税负过轻。从国民收入分配看，中国政府部门占比较高，因此未来要为中国企业持续减税，就必须考虑对家庭部门的有效税收征管。这种税制转型，必须随着消费驱动型、智慧服务型经济而不断加速推出。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遗产税的陆续开征是合理选项。
一个向中国富人加税，为中国企业减税的潮流在涌动。房产税和遗产税的陆续开征只是时间问题。
过去五年，中国社会和人心中的正义、秩序和凝聚力在增加。全方位经济转折或已出现，或将出现，并将延续几十年。在2020年之前，投资中国的唯一正确策略就是坚持信心，坚持做多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这些转折有些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发生过，有些在富裕国家正经历着，有些则可能仅在中美等少数生机勃勃的大国才出现。美中之间核心竞争力的差异在迅速缩小，中国毫无疑问地将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上述关键转折则是中国迈入当代文明强盛大国的洗礼。
下半年中国经济的十大判断
上半年中国经济“超预期”增长着实惊艳，不过在上半年中国也埋下了一些不确定因素，诸如在金融、对外投资等方面。下半年经济形势将会如何发展？超预期增长还会继续吗？下半年经济会有什么隐患？对此，安邦智库（ANBOUND）创始人陈功做出了有关下半年经济形势的10个判断。
今年上半年的中国经济，从整体经济增长看表现还不错，在如此大的经济体量基础上还能维持6.9%的经济增速，应该说超出了不少机构的预期。也许是受经济“超预期”表现的刺激，国内部分经济学家开始预期，中国经济增长将回到7%时代。
在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看来，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看法要冷静，在经济增速放缓、结构问题压力很大、转型任务沉重的背景下，如果又确定一个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恐怕不符合实际情况，甚至会形成政策误导。
对于2017年下半年的形势，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在内部讨论中，谈到了他对下半年经济形势的几个判断：
第一，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有回落的态势。
主要原因是外部市场会出现变化，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向好得益于外部需求变化，如果这一需求出现向下的变化，同样也会对中国经济形成负面影响。
考虑到中美贸易纠纷可能增大，来自美国的购买力可能会减弱，导致出口有弱化的可能。
在国内市场方面，投资和消费基本保持稳定，这意味着很难再有惊喜出现。
在经济增长数字上，与去年底时的安邦预测持平或者稍低一些，都是有可能的，也在正常范围之内。
第二，下半年美元可能会维持回软态势。
这有利于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同时会缓解国内市场资本流出的压力，以及外汇储备减少的压力。但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在人民币问题上不能掉以轻心，国内经济依然存在着不少导致人民币汇率走贬的因素，如较为严重的企业债务和政府债务问题，在宏观经济和产业中仍然较高的杠杆率，国内金融监管政策波动导致的市场波动，国内经济增长中的不稳定因素较多，以及在一些重要改革领域的进展缓慢等问题，都会导致人民币汇率波动和资本流动的方向转变。
第三，房地产市场主要看政策变化。
中国对房地产市场严厉的行政式调控，使得这一市场出现了严重的“变异”。
对于各级政府来说，房地产本来就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市场，而是一种政府税费渠道。土地经济、土地财政都是政府税费机制驱动之下的产物，甚至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城镇化的模式和方向。
由于政府干预太大，房地产价格的起落随着政策走，谁都可能说的是正确的，谁也可能会被证明错误，在一个没有正常交易的市场上，房价变得没有意义了。
第四，国内股票市场会出现复苏迹象。
长期以来，国内股市是一个利益“非正常博弈”的场所，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严重不匹配。这种“非正常”特性也使得股市在国内的价值打了折扣。
实际上，中国政府应该将股市视为资本配置的市场、视为强化国家治理的资源，因此，股市不可能总是一蹶不振，那太悲观了。
股市是国家的重要资源，政策部门肯定会维护的。
第五，民营企业处于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
近两年来，在中国经济和市场的调整中，民营经济受到的影响很大，民营企业处于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
尤其是今年以来强化金融监管过程中的各种清理整顿，使得很多民营企业在客观上受到影响，国内市场和社会各界对民企的担心和负面预期增多。
在我们看来，企业家也是国家的重要资源，中国出几个企业家不容易，那不是有钱就能行的。
因此，政府对民营企业应该多关怀，多给发展空间，使民营企业的发展更加正常化。
第六，“一带一路”的前景空前复杂。
“一带一路”是国家战略倡议，也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重要行动。但“一带一路”面临的现实环境空前复杂，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风险、金融风险、法律风险、市场风险等多种风险，在影响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周边国家纷纷进入大选期，一些国家的形势发展对中国不利。
第七，金融业正在整体上进入一个整肃期。
从清理整顿的情况看，中国金融业过去的问题比较多，从发展历程来看，这其实很正常，发展火过头了，肯定会有低潮，而现在处于一个稳定的阶段。
从金融业的发展来看，国内金融业未来适合“全能型”的发展，而不太适合“单项型”的发展，金融行业的增长率整体上比较低，但如果实现金融行的结构优化，今后还是有作为的。
第八，雄安新区的步伐有点慢。
地方政府似乎还没有摸准脉，目前埋头做规划，但对于一些重要的抓手、必做的事，并没有抓紧去推进（如安邦咨询此前建议的构建雄安新区的资本平台）。
最初的热闹劲过去了之后，真正的规划、实施和执行的压力就表现出来了，我们的建议是应该趁热打铁，系统推进。
第九，中国企业未来的竞争，尤其是大型企业的竞争，主要在于对系统重要性的提升。
从整体看，随着央企以合并为主的改革推进，以及市场化的并购重组，国内许多行业的集中度明显有提升。
但是，企业在系统重要性的认识上没有提升，观念没到位，也就缺乏相应的发展策略，对大多数企业而言，最多停留在“大而不能倒”的程度。
企业规模发展与系统重要性很不配套，所以出问题不是偶然的。
第十，地方发展困难重重。
对广大的地方来说，根本问题是如何从土地经济中走出去，进入一个后土地经济的时代。
这个问题不解决，肯定还是问题重重。
上半年中国经济“超预期”增长为全年经济打下了一个不错的基础，但不能忽视的是，还有很多经济结构问题、体制与机制问题、改革问题、市场建设问题没有解决，这会给全年经济和市场运行带来不确定性。
政府与市场需要共同小心维护，才能维持相对稳定的发展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