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房送钱，我也不留二线城市

撰文 | 苏曦禾

出品 | 网易浪潮工作室

今年6月，正值毕业季，武汉高校里一些毕业生的衬衫上鲜明地印着四个橙色的大字——留在武汉！

这不是学校的毕业衫，而是武汉挽留本地毕业生的活动服装，也是武汉、重庆、郑州、福州等二线城市展开人才争夺战的一个缩影。从武汉大学走出来的雷军回武汉做讲座时，市委组织部部长凌晨一点就到机场迎接，市委书记还打人情牌，多次提到家乡情、母校情，希望雷军把小米也奉献给武汉。

2015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雷军作为已经毕业的学长回母校演讲 / 视觉中国

看起来二线城市是备胎要转正的地位，因为北上广的高房价一直是人才外流的首要原因，而二线城市送房送户口送钱送温暖，正好夺得人才芳心。

但是二线城市究竟为什么砸锅卖铁也要引入人才?二线城市负债式的引才手段真的能把人才留下来吗？二线城市和一线城市相比到底差在哪里？

“一线不留爷，二线留爷住”

如果要问一个大学生毕业的去向，人人都会犹豫；但是要问哪里最赚钱，人人都能脱口而出——一线城市。

2016年中国人民大学就业地区分布，其中有一半在北京就业 / 《2016年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一线城市无疑是最有“钱”景的去处，2016年全国的平均工资排名，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分别位列前四。

看春运时人口回流的盛况就能直观感受到，有多少外地人到一线城市工作。以移民城市深圳为例，2015年有常住人口1137.87万人，其中非本地户籍人口达到68.9%。

2017年2月，上海市虹桥火车站候车大厅内旅客在排队候车 / 视觉中国

但是官方的逻辑认为，人太多了也不行，要把多余的人赶出去。2016年时，北上广深纷纷亮出了2020年的常住人口底线——北京2200万人，上海2500万人，深圳1480万人，广州1550万人。

要控制人口，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利用房价调控。2016年前两个月，深圳、北京、上海的二手住宅同比涨幅分别是：52%、25.7%、17.4%。日本学者惊叹，深圳的房价快要到达东京房产泡沫最多的时候。

今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问卷调查显示，2000名正在或曾在北上广深工作或读书的受访者中，已经离开或者在考虑离开北上广深的人数达71％。

与一线城市拒人才于千里之外不同，二线城市仿佛看到了曙光，纷纷向人才伸出了橄榄枝，甚至上演无声无息的抢人大战。二线城市的杀手锏，就是住房和户口。

武汉提出五年内留住100万大学生的口号，高校大学生只要在武汉就业三年就可以成为本地常住户口；福州给予应届研究生和博士生的住房补助高达15万元，购买人才公寓可以直接打七折；长沙的引进人才只要在本地创业或者有三年以上的劳动合同，就能拿到最高100万住房补助。

2014年2月8日，辽宁省首场春季大型人才招聘会在沈阳开场，130多家知名企业现场展开春节过后的“人才大争夺” / 视觉中国

一些二线城市还专门盯着精英人才砸钱。重庆为了吸引“长江学者”、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等高端人才痛下血本，住房补助高达200万元，从2009年至今已花费近1.3亿元引才；但是重庆还是赶不上厦门“剁手”的尺度——对顶尖人才团队，资助最高可达一个亿，而且引进的硕士每人3万元生活补助，博士每人5万元，医学方面的人才或者团队最高可以拿到700万元的安家补贴和工作补助。

而且与一线城市相比，二线城市的人才需求量更大。根据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在交通运输行业、金融行业和互联网行业，二线城市的用工需求增长幅度都高于一线城市。

2017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就业环境变化 / 作者自制图

CIER指数（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也反映了二线城市人少职位多的情况。CIER大于1时，表示就业环境比较缓和；CIER小于1时，表示就业形势比较严峻，竞争者很多。2017年前两个季度，二线城市的CIER指数都比一线城市高。

但是为什么二线城市要上演人才争夺战，恐怕不是说一句“留在北上广”就能解释的。

重庆式缺人

二线城市求贤若渴，首先是由劳动力短缺造成的，尤其是智力型劳动力的短缺。重庆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000年至2010年间，重庆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了12.1%，就业人口减少了121.21万人。

重庆市展览中心，新年最大的一场招聘会在此举办，1500多家企业提供了3万个空缺岗位 / 视觉中国

由于重庆人口外流数量远远超过人口流入数量，导致巨大的劳动力缺口慢慢扩大。2000年至2013年，重庆跨省流出人口从288. 30万人增加到531. 98万人，但是这十三年间，流入人口从46. 03万人只增加到143. 56万人，根本弥补不了流失的人口。 

并且，由于流出人口大部分是年轻劳动力，加快了重庆老龄化的速度，在2000年至2010年的流动人口中，15~49岁的人口占七成以上，高达71.33%。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不是经济最发达的北京、上海，而是西部的重庆，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重庆65岁以上的老人达到11.56%，居全国首位。学者推测，2020年重庆老龄化程度将达到12.6%。

2000年至2013年，重庆的老龄人口增幅很大，但是青少年在减少 / 作者自制图

从2000年到2010年，重庆16岁至34岁的年轻劳动力比重下降了7.2%，但是55岁至64岁的老年劳动力却增加了113.09万人，而这些老年劳动力将在十年内逐渐退休，享受由越来越少的年轻劳动力提供的服务。2014年，重庆的生育率为1.164，远远低于能保证世代更替的2.1最低生育率。

此外，重庆的劳动力教育水平也很低，只有12.8%的智力型工作者，有超过一半的人从事的是农、林、牧、渔、水利生产行业，要知道同年，上海只有3.3%的人干这一行。即使在教育水平相对高的城镇，重庆也只有7.7%的劳动力学历在大专以上。但是上海在2009年时户籍居民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就超过了20%。

2010年，重庆城镇劳动力中本科以上学历仅有7.7% / 《重庆中长期劳动力变动及供需预测与启示》

其实老龄化的打击是很多二线城市面临的问题，其中最典型的地区莫过于东北的二线城市。例如，哈尔滨的人口增长一直是比较缓慢的，但是老龄化的速度极快， 2014年底人口总数为987.29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72.76万人，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为17.5%。根据人口灰色预测模型，预测到2020年时老龄化人口增加到25%，2030年时增加到31%。

到了南方，福建的三个二线城市是一起面临严重老龄化的难兄难弟，厦门60岁以上的老人早在2008年时就达到了12.4%，福州在同年也达到了13.1%，泉州2013年的老龄化程度也达到了11.58%。可以说是“万里河山一片老”。

 2010年各地吸引人才的投入，重庆几乎倒数 / 中国区域人才竞争力评价和排名

有学者将2010年全国各省市的引才投入做成量化指标，虽然劳动力流失问题已经暴露地非常明显了，但是重庆、黑龙江和吉林的人才投入在全国几乎是倒数，排在贵州、青海等地区后面。先天不足，后天不努力，现在只能砸钱买人才也不算预料之外了。

不是留不住人，是留不住企业

与重庆共饮长江水的武汉，也有自己难念的经。武汉坐拥80多所高校和超过一百万大学生，包揽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但是却留不住本地高校人才，一直在为他人做嫁衣。

武汉大学2017年毕业典礼，多数的毕业生将在毕业后离开武汉 / 视觉中国

一方面，武汉留不住本地高校产出的人才；另一方面自身又面临着人才缺口。2013年第三季度武汉市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为1.49，这意味着3个岗位只有2个人应聘。

劳动力空缺最严重的行业中，工程技术也在列，这应该使武汉十分寒心了——要知道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本地理工科高校都是工程技术人才的发源地。小米的创始人雷军、微信之父张小龙以及华为的26岁天才副总裁都是从武汉高校输出的。在这场人才争夺战里，武汉是被自己人背叛了。

武汉还是缺少独树一帜的特色产业，目前武汉聚集了世界500强中的74家企业，但都是在第二产业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企业，比如中石化、东风、武钢，因此武汉终究还是以工业为主导，以汽车产业为工业支柱产业，但是现在怎么会有人才愿意投身“大炼钢铁”呢？

武钢集团和宝钢集团合并，前者曾经是武汉第二产业的支柱 / 视觉中国

与其说武汉留不住人才，不如说武汉留不住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生创办的PPTV和卷皮网都曾经在武汉安家，但是最终PPTV搬到了上海，卷皮网搬到了深圳。

公交应用软件“车来了”虽然目前总部设在武汉，但是企业创始人留在北京的时间更多，因为北京的互联网产业氛围更好，和同行交流，找产业上下游对接，找融资都很方便，但这些都是武汉提供不了的。

2013年，全国互联网企业数量和投资事件数量最多的地方，前四名是北京、上海、广东和浙江，湖北排在很靠后的位置，能提供的融资机会也比一线城市少很多。

2013年中国投资地点和创业公司分布，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拉开了距离 / 作者自制图

武汉在互联网公司创业进阶环节中，更多是起点和跳板的角色，但是不适合长远发展。有一家主营电子商务培训的机构，一开始在武汉安家，后来在2011年时把总部搬到了北京。促使这一搬迁的不是融资等因素，而是这家公司谈生意时，因为总部设立在武汉而被客户质疑企业实力。

而且本地的传统产业思维对互联网产业发展并不友好，创业公司能获得的本土投资特别少，例如“车来了”的投资人主要是宽带资本、阿里巴巴；卷皮网的投资人包括汉理资本、软银赛富。既然如此，搬往聚集着友好金主的一线城市，何乐而不为呢？

成都也面临人才流失的问题，目前成都人口中，受教育程度在本科以上的只有8.1%。奇怪的是成都并不缺大公司大企业，从1999年发展IT产业开始，戴尔、联想、西门子、飞利浦、富士康都在这里落户，但是成都的IT产业做的不是研发而是生产，说到底，成都引以为豪的IT产业只是制造业而已。

虽然成都的富士康号称制造了全球三分之二的iPad，但是中国人用的iPad背后还是清楚地标着“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成都也有一系列IT研发中心，但是和深圳相比就逊色了不少，根据广东社科院2016年发布的中国城市创新指数，深圳排在第一，远远把成都甩在了身后。因此打造“成都制造”并不能把人才留在生产线上。

同样地，紧邻着苏州、常州、无锡和上海的南京，虽然高校林立，但是因为以制造业为主，所以留不住本地的人才。而且南京的房价收入比（房价和收入之比，能够反映购房压力和生活压力）比周围的杭州、苏锡常经济圈都高，导致了人走茶凉的局面。

2015年至2016年，南京大学毕业生留在本地的比例从40%下降到33%，其余人才聚集在上海和苏锡常地区。从2010年江浙地区人口迁移网络图来看，迁移核心城市在上海和杭州，却没有南京，往无锡迁移的的人却比省会城市南京要多。

2010年江浙地区人口迁移网络 /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长三角地区人口迁移及演化》

但是并非所有二线城市都这么急迫地挖人，他们中出了一个叛徒——杭州。

杭州本地大学生的忠诚度相当高，而且对外地毕业生和留学人才的吸引力也很大。2016年浙江大学的本硕博毕业生中，58.24%的人选择留在浙江，其中超过80%留在了杭州；而杭州接受的毕业生中有70.5%来自外地。2016年，LinkedIn(领英)发布的榜单显示，杭州的海归人才流入流出比排名全国第一。

浙江大学2016年毕业生就业地区分布 / 《浙江大学2016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2016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的《阿里零售平台带动就业问题研究》显示，2015年，阿里平台总体为社会创造3083万个就业机会，包含了交易型就业、电商物流、电商服务业和批发业、金融、物流等衍生产业，例如中通在2016年创造了6万个就业岗位。

杭州靠新兴的互联网企业吸引了人才留下来，不至于在人才争夺战中落后。杭州聚集了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公司，扩大了对金融、物流、营销、大数据、云计算等方面的人才需求。

而且电子商务从业人员多数是年轻劳动力，根据2016年《浙江省电子商务人才发展报告》的数据，60%的电商从业人员是20-30岁的年轻人。因此浙江大学成了阿里巴巴最近水楼台的人才库，2014年至2015年，吸收最多浙江大学毕业生的企业里，阿里巴巴排第二，仅次于华为。

杭州阿里巴巴公司园区 / 视觉中国

2015年，在杭州接收最多高校毕业生的企业里，第一名是淘宝，天猫和支付宝分别是第四名和第七名，整个阿里系独占鳌头，吸引互联网人才涌向杭州。

杭州比武汉、重庆等二线城市优越的地方在于，互联网产业在这里已经成了闻名全国的特色产业。就像上个世纪一提大庆人们都能想到油田，现在一提杭州，人们除了西湖还会想到阿里巴巴和网易等知名企业；提到武汉，人们想到的只是樱花和长江大桥；提到重庆，人们想到只是火锅。但是谁会为了火锅或樱花留在一座城市工作呢？

有学者对上海浦东新区、北京中关村和武汉东湖技术开发区的人才生态环境进行了对比，各项指标既能看出人才聚集的现状，也能预测对人才的吸引力，其中指数的范围在-1到１之间，越是接近１，则表明该指标环境越接近完善。

上海浦东，中关村，武汉东湖三区域人才生态环境测算结果 / 《浦东新区与中关村、武汉东湖人才生态环境比较研究》

很可惜，虽然东湖有樱花和植物园，但是自然环境指数还是负数，经济环境和科技环境都还有待完善。并且从最终的测算结果来看，浦东和中关村依然把武汉东湖远远甩在了后面。

因此这场人才争夺战，二线城市从一开始就输定了。只要BAT的总部不搬，一线城市的顶尖高校不挪，中关村里的办公楼不倒，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人才北漂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