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届大梅沙论坛 | 谢丹阳：坚持开放发展是经济能继续追赶的前提
编者按：
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已于2016年11月5日顺利落幕，本届论坛有幸邀请了150余位在政、商、学界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内外演讲嘉宾与会，共举行了开幕式与主旨演讲，八场专题论坛，四场内部研讨会，两场对话，6000余人次听众现场聆听，百余名媒体朋友参与报道，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成为全国在改革创新领域最有影响的高层次交流平台。
从即日起，我们将陆续推出部分发言嘉宾的发言实录，包含视频、照片，全方位记录与回顾此次盛会，欢迎关注！
开放发展之探索
马正武
谢丹阳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
我今天讲的是《开放发展的探索》。我讲一个前提，坚持开放发展乃是快速发展继续追赶的前提。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落后本身并不能够确保追赶。如果落后能够确保追赶的话，那些1960年处于红圈里的落后国家，经济增长率在纵轴上应该是比较高的，这样的话它们才能追赶上那些1960年就比较发达的国家。实际上我们看到红圈里的这些国家1960-2000年间的平均增长率并不高，换句话说它们并没有能够进行追赶，所以说后发优势并不是永远存在的，它有一定的前提。
这个前提是什么？如果我们将那些所谓开放型的经济体用黑点来表示的话， 这些国家之间的追赶关系就比较清晰了，这是卢卡斯教授的研究结论。换句话说，如果这些经济体是开放型的，起始收入较低的国家，其平均增长率相对较高一点，亦即在追赶着。
开放发展有哪些好处？其实有很多，比如说便于引进国际先进科技、引进国际化人才、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等，同时在国际竞争的环境里，一个国家的企业不得不提高效率。国内资本也可以出海寻求更高的回报。开放也便于一个国家了解国际游戏规则，并且在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上提升话语权，确保国家利益。
中国开放发展战略我下面讨论几个要点。一是国家已经实行的中国制造2025：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具体目标其实并不是那么清晰。我在2011年提出过一个设想，就是争取在2030年中国从制造中心转变成世界知识和创造中心。第二个开放发展战略就是商务服务的出口，涵盖金融、会计、法律、广告、文化、后台服务、研发、医疗等。
通过自贸区不仅仅是要推进商品的贸易，同时也要推进服务贸易，促进人民币国际化，逐渐扩大民企出海跨国并购，包括品牌收购与提升，这是很重要的跨国并购的方向。
中国创新的势头很好，如果看一下中国的专利申请数的话，已经逐渐超过美国，但是如果看一下现在我们和美国在存量上的差距，那还是十分巨大的。比如，中国2012年的专利收益只有10亿美元，而美国2012年的专利收益是1200亿美元。虽然说我们从流量上已经超过，但存量上的巨大差距意味着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商务服务出口方面我提出一个概念，即所谓的“三城记”：香港、深圳和武汉。我在很多场合，包括国际场合都在讲这个概念，即香港、深圳和武汉三大城市在商务服务出口方面有着很强的协同效应，有很大的合作潜力可以挖掘。
香港在商务服务出口方面具有雄厚的实力，同时拥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与国际化的环境，还有充足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刚才陈东升董事长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出口制造业的产品，我认为下一阶段一个可能的发展方向就是商务服务的出口。香港在大陆制造业出口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促进中国商务服务的出口方面，香港也可以担当重要的角色。
深圳是富有创新精神的一座城市，也是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城市，还有开明和勇于试错的政府。这里提一个小建议，我们不仅仅是要把省委、市委干部进行全国范围的轮岗，同时也建议处级干部互相轮岗、学习。要将沿海的开放、试错的经验和态度带到内地，带到东北、带到武汉。具体的改革怎样进行，处长们对于难点和瓶颈有着第一手的了解。
再来说说武汉。武汉在校大学生120万，雄冠全球，拥有众多知名学府和优秀师生。根据福布斯人才排行榜，武汉的人才指数居全国之首。武汉和周围地区有丰富的文化和旅游资源。高铁枢纽地位使得武汉能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在商务服务出口方面很重要的一环是面对面的交流，商谈合作的可能。处于高铁枢纽的武汉，便于来自全国各方的企业家在武汉会合与磋商。同时武汉也入选了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城市，也列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
为什么说商务服务出口是一个发展方向呢？根据国际的平行比较来看，中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服务出口占总出口的百分比，在2015年只有10%出头，印度超过30%、美国也超过30%，欧元区为25%左右，日本也是20%以上。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在这方面可以有长足的发展。
关于出海跨国并购前面几位嘉宾也谈到过，我这里提醒大家，切忌一窝蜂，否则代价是比较高昂的，而且应该以民企为主、以逐利为目的，而不是鼓动国企出海。国企出海时常为了上头条而轻视利益，同时也容易引起被并购企业所在国的顾虑。
比较中美海外投资回报，中国显然低于美国。这是因为我们起步比较晚，如果让民企主导这些跨国并购、决定跨国投资的方向，将来我们可以迎头赶上，
开放发展的基础是什么？我认为一是互利共赢，我们前面也讨论过“一带一路”的倡议。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短期利益的争夺不是工作重心，工作重心是在互利共赢的同时做强自己，剩下的就是时间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远大的长期合作目标，并非是为了解决中国短期产能过剩。一定要基于长远的合作目标，互联互通、贸易往来以及人才流动、文化交流。文化交流很重要，没有文化交流结局就是亨廷顿说的文明的冲突。文化交流便于文化的共存。高校在文化交流方面而言，北京、上海、香港比较领先一些，比如说我所在的香港科技大学和沙特阿拉伯的阿美石油公司合作了一个MBA项目，这个项目破天荒地允许妇女参加作为学员。中部高校比如武汉大学正在朝着国际化和国际合作方向在努力，争取迎头赶上。
开放发展中制度和文化的建设也很重要，如果说我们想成为世界知识中心的话，首先我们就需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同时商务服务出口也要求在诚信方面有大幅度的提高，诚信第一。政商关系我想多说几句，西方是保持“一臂之遥”的政商关系，换句话说既不是完全靠不到边，又不是特别亲热，是“一臂之遥”，主要是避免出现利益输送。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西方国家就没有利益输送，也有，比如说我们查一下网上的资料，过去的六年里，美国州议员以上的官员出现问题的，包括收受贿赂、利益输送等等有一百人以上，所以并不是没有。但一旦查出来，即使是为了区区的7000美元，一个州级官员就会被逮捕和蹲监狱。
中国过去一直是强调人脉资源、人际关系，现在政府提出新型的政商关系的概念，即要求建立“亲”、“清”原则下的政商文化，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以民众集体利益为考量标准。我认为这两个字还不够，还要加一个“勤”字，要勤于沟通、勤勉尽责。
讲到责任，我想强调的是，政府可以适当地减除官员一些不应该背的责任。该某位官员承担的责任那他当然责无旁贷，但如果他无法有效承担的责任，强迫其闭着眼睛承担是绝不应该的。我讲几个切身经历，尽管我算不得什么官员，但大家可以从中感受到责任主体一定要合理。比如大学教授的职称评定，申请人的材料需要院长签字确认所提交材料是否属实。请问院长哪有时间全面核查材料的准确性，责任主体应该是申请人。如果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将来一旦被查出立即受到处分，何需院长签字承担责任？
另外，独立董事竟然需要签字保证季度报告、年度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请问，独立董事完全不涉及日常工作又如何有能力作这些保证呢？当然也是闭着眼睛签。
再就是在职MBA的学费完全应该是由市场决定的，但在某些地区只要向物价局报备，还另一些地区则需物价局审批。一旦需要审批，也就牵涉到责任，那么背负这些责任的官员当然能拖就拖。他们其实并不清楚学院的定价是否合理。合理界定责任主体很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提高效率。
如果能坚持改革、坚持开放发展，建立“亲”、“清”、“勤”新型政商文化，合理界定责任主体，以诚信为基石，我觉得中国经济将继续持续稳定发展，人民币短期贬值预期也将逆转，资本也不会急着向外逃逸，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也将不断成熟，这样的话我乐于维持在2011年所作的三大预判：
1.2025年人民币成为世界三大主要货币之一；
2.2030年中国成为世界知识中心、创造中心；
3.2040年中国的GDP达到60万亿美元（以2000年美元购买力评价计），占世界GDP的四分之一。2011年作这一预判的时候，很多人都还在假设中国8%的GDP增长率将持续二三十年。而我认为中国GDP增速将从8%逐渐下降到2040年的3%左右。我的看法目前看来更为现实一些。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已经演讲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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