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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林克·林赛:经济增长放缓,发达与欠发达国家如何应对? | 第3届大梅沙论坛

2016-12-20 布林克·林赛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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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已于2016年11月5日顺利落幕,本届论坛有幸邀请了150余位在政、商、学界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内外演讲嘉宾与会,共举行了开幕式与主旨演讲,八场专题论坛,四场内部研讨会,两场对话,6000余人次听众现场聆听,百余名媒体朋友参与报道,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成为全国在改革创新领域最有影响的高层次交流平台。

从即日起,我们将陆续推出部分发言嘉宾的发言实录,包含视频、照片,全方位记录与回顾此次盛会,欢迎关注!


跨越增长面临的障碍

布林克·林赛 Brink·Lindsey




布林克·林塞  Brink·Lindsey

美国加图研究院研究副总裁



经济放缓已成为当今全球经济的主要挑战之一


我演讲的内容是关于缓增长以及妨碍增长的因素,缓增长是当前全球经济的主要挑战之一,很多国家都在经历这一问题。然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吗?世界经济在发展,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富裕,与二十年前相比,美国的富裕程度有显著提高,中国经济体量也有了巨大的提升,所以现今经济增长略微放缓,真的是严重的问题吗?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也不仅限于物质生活标准,缓增长实际上也牵涉很多社会和政治问题。现代经济就像是骑自行车一样,当你突然间停下来的时候,你不可能保持静止、维持平稳的状态,而是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譬如摔倒受伤,像我这个年纪的人,甚至还会骨折。在现代经济中,当经济增速放缓,很多社会冲突与矛盾就会浮现,正如美国和欧洲当前的状况一样,民族主义、仇外情绪、贸易保护主义纷纷抬头,这些社会问题反过来再造成更大的经济问题,这样往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所以,今天我想和各位分享的是——妨碍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尽管经济滞缓是个全球现象,但这两类国家面临的问题既有相同也有差异,我将分别对这两类情况进行讨论。



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面临的共同障碍


先,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的阻碍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因素是不断减少的人口增长,其对GDP总量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人口增长缓慢意味着劳动力增长缓慢。劳动力投入是构成GDP增长的主要元素,投入减少了,产出自然也会减少。虽然这一因素对人均GDP的影响还不清楚,但有证据表明人口老龄化、人口增长放缓和生产力增长放缓有关联,原因可能是创新需要承担风险,需要一定的冒险精神,而年长者往往趋于保守、规避风险,对改变有所迟疑和但又,因此在一个年长者较多的社会中,经济的活力很可能远逊于在年轻人居多的社会。此外,庞大的市场也会刺激创新,毕竟在规模逐渐扩大的市场中比在日益萎缩的市场中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人口增长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大,进而推动创新。因此,人口增长放缓甚至像日本出现逆增长,创新的驱动力也会减弱。



发达国家特有的四个问题


我再讲一下发达国家特有的问题。这些问题包罗万象。经济增长可以划分成四个组成部分:一是劳动力的增长,即人均工作时间;二是劳动力质量的提升,也就是技能;三是投资以及资本的累计;四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或者说单位劳动力资本产出的增长。


在这四个方面,美国、欧洲都出现负面消极发展、预警信号、增长放缓情况。首先,实际工作时间,即实际投入的劳动力方面的问题。美国的劳动力投入、人均工作时间在过去25年间持续下降。一定程度上就是人口原因造成的。随着人口老龄化,退休人口日益增多,劳动力参与下降,平均劳动人数的比率也在下跌。


除了人口因素,劳动力参与的下降还有别的原因。比如说更加年轻的人口参与的劳动比例和高技术人口参与劳动的比例都在下跌。年轻人劳动力下降的原因很复杂,但一定程度上与最低工资脱节有关。对于缺乏劳动技能的人口来说,数十年停滞甚至下跌的薪酬大幅降低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以至于越来越多将成为低劳动技能人口的劳动力直接选择放弃,依赖社会安全网或者其它非正式的途径为生。其二,由于过去几年我们在教育水平和劳动人工的技能方面做出大量投资,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有了显著的提高。1900年,美国18岁的人口中只有6%的人高中毕业,只有极少数人大学毕业。至1970年,80%的美国人口取得高中文凭。20世纪下半叶,大学毕业率也有了明显提升。然而这一增长从1980年起开始停滞,80年以来的一些增长主要源于女性大学毕业率的提升,男性大学毕业率却再未有所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教育水平和劳工技能方面大量投资的红利已经耗尽枯竭,因此劳动力的技能水平进入停滞状态。提升劳动力技能够大幅增加劳动生产率,而现在这一增加劳动生产率的动因已收效甚微。


我们再看资本的聚集带来的经济增长。在美国,我们看到投资的增长有所放缓,产品的投资净额和储蓄率在过去十几年里日趋减少。像在发达国家人们去存钱的愿望是非常低的,这也削弱了我们介入生产性投资的实力。最后是生产率的增长,不是增加投入,而是发掘更多途径以增加人力资本的产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创新,在过去几十年里,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的投入也是越来越少,而且是趋缓的。比如说美国在90年代中期后的十年间生产效率蓬勃增长。欧洲并没有这样一个时期,日本同样也没有。然而即使是美国生产效率快速提升的红利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重回生产效率增长放缓的七八十年代,甚至近年来增速比七八十年代还低。所以,在构成GDP增长的四项指标都处在平台期。



欠发达国家面临的两个障碍


对欠发达经济体来说,我提两个经济增长的障碍。一个是外部因素,即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增速都有所放缓,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需求就会下降,特别是在中国。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增长速度非常快,因为中国除了国内市场外,还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可以依靠比较富裕的发达国家,出口需求增长非常快,比只依靠内需的拉动经济增长更为迅猛。因此当发达国家市场需求减少,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驱动红利也逐渐减少。发展中国家面临阻碍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内因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GDP达到一定的程度和水平,我们就会看到增长速度有非常大幅的下滑,比如说之前很多国家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10%、7%、8%的增长,达到人均GDP一万五千美元的水平以后,GDP的增速会急剧下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需要我们先了解经济增长的两个基本情况,即追赶式增长和技术前沿的增长。发展中国家通过学习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实现追赶式的增长,这样他们的增速反而比发达国家更快。发达国家是在创新,发展中国家或是欠发达国家只是在模仿、抄袭,根据本地的情况使用国外的技术和商业模式,这也是相对比较不公平的。当我们的技术达到比较先进水平的时候,就需要通过创新进一步驱动下一阶段的增长,比如说发达国家已经把路探好了,像在森林一样,发展中国家巡着人家探好的路走,非常快,一旦达到大家都差不多的水平,前面就没有人帮你探好路了,我们需要一起砍树,一起探索新的路,可能增长的速度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快速。而且如果我们没有最优的政策和机制以维系我们立于前沿地位,我们的增幅可能会大大降低。实践证明,一些政策和机制对于帮助欠发达国家摆脱贫穷十分有效,然而却并不适用于科技达到前沿的国家。事实上,正是由于过去的这些政策和机制曾取得重大的成效,它们在这一过渡中也会成为改革最大的阻力。



面对经济增速放缓的现状,有解决方案吗?


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困呢?从2007至2009年经济危机开始,美国已经开始讨论缓增长这一现象,对于未来增长的预测,大家的一个共识正如俗语所言,“树上低垂的果子我们已经摘完了”,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已经把相对比较容易让经济增长速度快的方法耗尽了。同时大家也一致认为那些最富成效、最具变革性的的科技进步已经全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现,未来将很难再有同样的历史契机轻易实现颠覆性的科技进步。我并不喜欢这个结论,但事实却是如此。从贫穷的农业经济到富有的工业经济、甚至后工业经济时代,我们已无法再复制那些变革。所以我同意欠发达国家是有优势的这一观点,且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可以采摘的低垂果子日益减少,想要进一步取得经济增长也更加困难。


我认为政策方面的改革是为发达国家提供更多低垂的果子,为欠发达国家解决中等收入陷阱挑战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家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来说并非是最优的,甚至有很多政策阻碍创新和经济活力。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恢复到过去几年比较稳健、强势的增长态势,那我们就需要在政策方面采取深度改革。像在发达国家,政策改革主要集中在社会政策、社会安全网以及影响劳动力参与度的劳动力市场规则三个方面。从整个世界来看,技能训练与教育切实提高了劳动力的质量,进而有望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同时世界范围内也存在着很多障碍,市场准入的障碍、企业家精神的障碍、恶性竞争、市场垄断、创新精神减弱等等都影响着生产率的增长。


如果存在解决方案、仍存在低垂的果子,我们能够摘得到这些果子吗?这些解决方案能够实现吗?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我们现在有经济放缓的趋势,从好的方面来看,就像光束透过乌云,这样的经济放缓刺激决策者进行促进经济增长的改革。在外部条件对经济增长十分有利的情况下,决策者们可能更多只想着怎么分蛋糕,而不用想怎么把蛋糕做大,但如果现在经济状况没那么好,如果推行的政策不能改善经济状况,民众将对决策者不满、进而影响下一届的选举,决策者们就会更加有压力,更加关注怎么样让经济更加健康地增长。在美国,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由于经济状况低迷,曾进行过一些去调控、结构性的改革。在世界范围内来看,经济下行后就会迎来经济改革。因此我们有足够理由保持希望。然而我们也同样有理由对此担忧。经济增速放缓,我们有更大的压力要去改革,一旦我们做了变化,是不是结果一定更好,万一结果更差怎么办?这都是我们会担心的事情。事实上这种担忧都是有可能的。因此经济增速放缓可能导致我们采取目光短浅、具有危害性的政策。正如我们现在正看到的,美国和欧洲都出现了经济民粹主义、反移民、反全球贸易的政策,这些都很可能危害经济增长。


那么我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呢?作为一个美国人,这场令人沮丧的大选正酣,我恐怕担心更多。然而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我也希望我是错误的,我希望别的国家能避免重蹈这些覆辙。


谢谢大家,我今天分享到这里。



本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小标题为编者添加,

未经演讲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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