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财政与长期经济增长（视频）| 第3届大梅沙论坛
编者按：
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已于2016年11月5日顺利落幕，本届论坛有幸邀请了150余位在政、商、学界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内外演讲嘉宾与会，共举行了开幕式与主旨演讲，八场专题论坛，四场内部研讨会，两场对话，6000余人次听众现场聆听，百余名媒体朋友参与报道，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成为全国在改革创新领域最有影响的高层次交流平台。
从即日起，我们将陆续推出部分发言嘉宾的发言实录，包含视频、照片，全方位记录与回顾此次盛会，欢迎关注！
视频实录：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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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与长期经济增长
李炜光
李炜光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财政与长期经济增长》。关键就是在“长期”两个字。一般我们观察GDP的走势，都是观察这几年或者最近十几年的情况，但是我们今天的描述是从1978年开始，一直到2015年。我们长时间看两条线，一条是经济增长率线，另外一条线看宏观税负。经济增长率大家很熟悉，1994年之前波动比较多，大概出现两个峰值，1994年达到13.15，之后就开始稳定下行，一直到现在。大体画一下应该是倒“V”型。我们国家把宏观税负分成大口径、中口径和小口径，我用中口径，没有用大口径，因为大口径数据不好找。另外，如果用大口径提出的问题可能更尖锐一些，咱们还是要中和一下。我们可以看图1，
经济增长率从1978年开始下行，一直下行到1995年，1996年达到最低点，之后又缓慢上行，这是一个上行的坡度，它大体上是一个正“V”型。这个倒“V”型和正“V”型重合，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负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跟国民经济的长期增长，呈现出的是一种负相关的关系。研究这个问题的意义在哪儿呢？其实就是看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程度。按照国际经验，当人均GDP提高，随之而来的就是政府所占份额的缩小，是逐步缩小的趋势。但是中国，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出来，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趋势，这就隐含着一个问题，中国的财政政策从长期来看可能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也就是我们现在经济增长的下行，经济学家分析了很多原因，在我这个图分析的结果来看，跟财政政策也有关系，我们长期实行的是一个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为什么经济增长还是比较快？刚才很多经济学家说我们国家经济总量已经到世界第二了，这没有异议，我们肯定在其他方面受益，人口红利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国民经济增长的成本也过高。从这个走势图看，尽管这是我们一个初步的判断，也是成立的。
另外，我们刚刚发表在2016年第10期《税务研究》上的一篇论文中，探讨了我国宏观税负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是我们国家的宏观税负每增加1个百分点，下期经济增长大约降低0.065个百分点。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下期经济增长大约降低0.254个百分点。宏观税负在表中的系数是负值，说明政府对于当期国民收入所取部分削弱了其在下期效用最大的发挥，因为如果没有这种过度所取，按照正常的市场规律，它们会流向效用最大化领域，我们市场机制会更好地发挥作用，结果它打了折扣。另外，过于庞大的政府消费对私人部门产生挤出效应，当然也有挤入效应，因为政府花钱会带动私人部门的投资或者带动居民的消费，但是挤出效应跟挤入效应相比，挤出效应更大，现实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这个数据就不展示了，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那篇文章。中国长期实行一个对国民经济增长不利的政策是成立的，我们未来实行什么样的财政政策才有利于经济增长？或者我们看看国家若干年后能创造多少GDP，这些GDP能够提高多少财政收入，这个财政收入能供养多大的政府？我们必须算一个账，因为未来政府越来越大，我们又没有一个法制的机制来约束政府变得越来越膨胀，那它消耗的物质财富就会越来越多。我们目前是没有相关机制来限制政府膨胀的，它有很多逻辑，比如说政治逻辑在这里面，那都是没法算的，用模型是算不出来的，但是整体上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所以我们要算出未来三十七年发展与它相宜的税收政策。
中国税收总收入按照企业类型分类的话，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中国税收90%以上是来自企业，只有不到10%来自于个人。第二，国有企业的税收贡献率整体上是呈下降的趋势，大家看这几条线（见图2），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再讲了。第三，非公有制经济税收贡献率整体上呈上升趋势。我大体上说一下这几个数据，从2005年到2014年，国企税收占全国税收总收入从35.9%降到了目前的29.33%，呈下降的趋势。外企比较平稳，但是也下降了，从最初21.09%降到了现在的19.24%。而民营企业干得漂亮，民营企业从39.32%上升到现在的51.43%。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税收已经有半壁江山是由民营企业支撑的。大致上提高了将近12个百分点，国企和外企税收占比都下降了，只有民营企业上升。另外，从2013年、2014年每万元净资产中，国有企业纳税963块钱，私企是1305块钱，国企净利824元，私企净利2090元。结论是什么？当初中国接受市场经济体制是非常明智和正确的选择，民间企业发展自由度的增加、创业空间扩大，是中国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最重要原因，与此相悖的任何考量或者企图都将是错误的，而且是没有出路的。
刚才是从宏观上看，我最近跟冯兴元教授一起做了四地民营企业税负调查，我归纳出八条结论，那天在发布会上说了一下，在这里再汇报一下。第一点，企业税负负担占营业额的比重，有40%的企业认为应该占到10%以下，56%的企业认为应该占到10%-20%之间。说明至少有90%以上的企业占到营业额的20%以上。但是事情没有到此结束，远远不止20%。第二点，企业实际税负担率应该在接近40%的水平，这才靠谱，为什么呢？从宏观数据可以看出来，财政收入90%是由企业缴纳的，90%的企业承担了税收的绝大部分。另外51%的税收由民营企业缴纳，民营企业比其他各种类型企业一点不少缴，而我们宏观税负水平按照大口径来算接近40%。企业的税负那肯定高，不可能是20%，这几个数据往那儿一摆就清楚了。第三点，企业家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的比例达到87%。这个比例在所有调查中我们自己都不相信。调查终止时间是今年上半年，有的企业有所加重，比如有的企业税负反倒加重了，认为较轻的有1%，说明我国税负拖累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第四点，企业家选择频次最多的最不合理的税分别是企业所得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等与房产相关的税。企业家选择了相对不起眼的税收，没有时间细讲，大体上可以讲，这种税种征收或者设置本身有过多问题，没有在改革当中及时解决。第五点，企业家普遍认为征税程序和税制设计等因素对企业困扰超过税率影响。企业家认为是税收程序和设置本身不合理，跟刚才的两个税种是一个意思，他更看重这个问题，更合亚当斯密的税收四原则的第二点，也就是确定原则。亚当斯密没有说税收原则问题，所以我们研究和观察企业税负的时候，要注意税率之外对企业税负的影响，这是我们以往所忽略的。第六点，五险一金占用工成本的比例太高了，现在到哪儿企业家都说税费负担太重，费里面主要就是五险一金。 第七点，营改增后，63.2%的企业反映税负加重，比如说投入了人力和时间，跟税务机关打交道不顺利，在税务大厅发生多起全国有名的冲突，这是过去少见的，因为企业一般对税务机关还是比较尊重或者有畏惧情绪，但是当场跟税务机关人员干起来，这也是强行推进这个税务程序弄得大家都不平和，同时也看到营改增确实给企业造成困扰，营改增之后居然出台了五个补丁政策，间接体现了这个政策出台时并不完善。最后一点，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情况不甚理想，有很多企业表示未享受优惠政策，部分企业感觉门槛太高而拒绝享受优惠政策。
国际研究机构提供的数据反映了中国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税负加重的问题，一个是世界银行说中国企业总税率高于世界上主要国家，我们只比巴西低那么一点儿。我在另外一个场合讲这个数据的时候，当场有一个巴西投资的民营企业家过来说，李老师，我在巴西投资没有感觉到税负很重，因为我对巴西的了解有限，所以对这个存疑。但是，我们已经是世界上总税率最高的一个国家，中国GDP增长了，税率也增长了，而且在世界上已经名列前茅了。但我们还不是一个福利国家，国民享受的福利还有限，这就有问题了，就要反思了。
从2013年世界主要国家企业生产税和所得税占增长值的比重来看，中国也是最高，而且比其他国家高得很多，我们可以在会后交流。
此外，我国企业非税费用占比高，各种保险或者基金的交费太高，太高的后果就不讲了，大家都知道。
体制的走向问题，我强调中国未来有可能加大直接税，不是有可能，而是必然。有一种说法，中国通过反腐规制政党之后，有可能加大规制民间的力度，而且这种规制通过税收手段来实现的可能性更大。
最后，应该建立一个随GDP和财政收入下降而自动或相机削减税收和财政支出的机制。现在中国没有，人民代表大会无从参与，民众离得更远，政府也没有相关制度，在经济增长下降的时候税收往上走，对经济增长仍然是不利的。
从资源税开始，中国将部分治税权下放给地方，当然下放不是分权的理念，只是暂时这样用。但是治税权下放给地方，地方建造属于自己的主体税种，这个主体税种有可能加大地方群众的参与机制，或者地方人大跟政府在税收方面的协同机制，民间有更大可能性参与到财政税收里面来，而我们未来几年建构的主要税种就是直接税，直接税关系到亿万个体和家庭，不让他参与可能都挡不住，所以中国体制和政策研究，必须考虑当亿万人关注税收问题的时候，我们在政策应对和理论解释上要拿出什么样的东西来，就跟开征房产税，从来没有说跟民众有什么关系，一直说为地方寻找民主税种，这是没有什么利的。
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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