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竟这样评论中国，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思！
来源：水木然 / 编辑：su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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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理性的美国人把中美两国七年的发展情况及对民生，民权，民主各自处理，自治给本国带来的实际变化，及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及后果。不同的文化传承给迥異的施政体制所带来的不同的发展结局，托马斯言简意赅的小结，发人深省。
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中美这七年”，刊登在当年9月10日的《纽约时报》上。
他写道：当我坐在中国场馆的座位上，欣赏上数千名中国舞蹈演员、鼓手、歌手以及踩着高跷的杂技演员魔幻般的精彩演出时，我不由得回想起过去这七年中美两国的不同经历：
中国一直在忙于各种场会的各种工作，而我们忙着对付“基地”组织（恐怖分子）；他们一直在建设更好的体育馆、地铁、机场、道路以及公园，而我们一直在建造更好的金属探测器、悍马军车和无人驾驶侦察机……
差异已经开始显现。
你可以比较一下纽约肮脏陈旧的拉瓜地亚机场和上海造型优美的国际机场。当你驱车前往曼哈顿时，你会发现一路上的基础设施有多么破败不堪。再体验一下上海时速高达220英里的磁悬浮列车，它应用的是电磁推进技术，而不是普通的钢轮和轨道，眨眼工夫，你已经抵达上海市区。然后扪心自问：究竟是谁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家?
我认为，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接受了现代国家主权和人权的主要观念。但中华文明的种种特质又使它与众不同。
人口，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学习+创新+巨大人口产生的规模效应+影响中国和世界。许多境外企业投资中国都有一个口号，只要能在中国做到第一，就能做到世界第一。这个趋势随着中国的崛起正在开始扩大到越来越多的领域，如旅游、航空、影视、体育、教育、新能源、现代化模式、高铁等。
疆域，我们一些人比较羡慕小国寡民的生活，实际上小国有小国的困难。小国经不起风浪，而大国遇到风浪，回旋余地大得多。
智利是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但2010年一场大地震，GDP就跌掉一大块，整个经济可能两年内都喘不过气，而中国即使遇到汶川大地震这么大的天灾，整个国家经济纹丝不动。
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产业升级往往意味着产业迁移到外国，而中国在自己内部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的产业梯度转移，这就延长了中国制造业的生命周期。
文化，过去三十多年的中西文化碰撞，没有使多数中国人丧失文化自信。中国人今天的孔子热、老子热、诵经热、书画热、茶道热、旧宅热、文物热、中医热、养生热等，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
中国人本文化衍生出来的餐饮文化、养生文化、休闲文化也是其他文化所难以比拟的。中国任何地方的街头餐馆都能做出三四十种菜，而在美国绝大多数的餐馆只有汉堡包加土豆条，能有三四个菜就不错了。欧洲餐馆的菜肴要丰富一些，但也很少超过七八个品种。
我们有些人总是担心中国人缺少宗教情怀。其实只要稍微熟悉一点世界历史的人就知道，人类历史上宗教冲突导致了无数的战争，光是基督教各个教派之间以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就有上千年的历史，造成了无数生命遭杀戮的人间悲剧。所以，我们的老百姓不一定信教。
经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严格讲不是“市场经济学”，而是“人本经济学”。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不能处理好大灾大难，就会失去民心的支持，失去“天命”，最终被人民推翻。
中国今天的政党是历史上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传统的延续，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进行互相竞争的西方政党。西方不少人只认同多党竞争产生的政权合法性，这是十分浅薄的政治观念。
我曾遇到美国学者质疑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我问他为什么不首先质疑一下他自己国家的合法性：你占了别人的土地，通过殖民、移民、灭绝印第安人，才形成了今天的美国。我请他给我解释这样的国家合法性和正当性在哪里?最后他只能跟我说，这是历史。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用中国“选贤任能”的理念来质疑西方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么?小布什执政八年给美国带来了经济衰退，给伊拉克带来了灭顶之灾，给世界带来了金融海啸，就是一个例子。
中国历史合法性的最大特点就是“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和“民心向背”的治国。
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理念，其他文化无法产生。我曾和印度学者一起探讨中国模式，他们说从表面看，中国是中央集权，但中国每一项改革实际上都有很强的地方特色，互相竞争又互相补充，所以中国体制要比印度的体制更有活力。
他们学习了西方，已经建立了强大的现代政府体系，但同时又拥有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资源，两者的结合使我们更容易克服今天困扰西方民主制度的民粹主义、短视主义、法条主义等问题。
在政治层面，西方许多人也想当然地认为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壮大，中国也会接受西方对抗性政治模式。但他们今天也发现，今天的中国中产阶层似乎比其他任何阶层都更珍惜中国的政治稳定。他们了解西方“民主化”已经给许多国家带来混乱动荡，了解自己辛辛苦苦的财富积累得益于中国三十多年的政治稳定。
坦率地说，中国今天所展现出来的一切，绝对不是“先进”和“落后”、“民主”和“专制”、“高人权”和“低人权”这些过分简约甚至简陋的概念可以概括的。
这就是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写的“中美这七年”的文章。非常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认真看一看，好好思索一下……
一个理性的美国人把中美两国七年的发展情况及对民生，民权，民主各自处理，自治给本国带来的实际变化，及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及后果。不同的文化传承给迥異的施政体制所带来的不同的发展结局，托马斯言简意赅的小结，发人深省。中国人，中华民族的每一份子都应珍惜这一中华民族复兴的宝贵时代。我们应该一直坚信，中国正在迎来最好的时代，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荣幸。
在这个历史交接点，我们一定要有充足的自信心，中国早已不是那个被别人可以随随便便指点的国家了，虽然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以我的理解，中国现在的发展轨迹早已超出了一那些经济学家所能接受的理论范畴，因为中国正在走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
而进化了300多年的现代经济学也正在失效，纵观当今世界经济，彷佛一片泥潭，说明世界发展的奇点临近了，一场大变革就在眼前，眼下的世界彷佛当年的法国大革命，而中国即将成为下一轮世界潮流的弄潮儿！
【附 文】中国转向世界市场，美国转向世界大战
詹姆斯·佩特拉斯教授在加拿大全球研究网站刊出文章，重点评论了中美两国本质不同的国家战略。
他认为，中国和美国在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蓄势待发。北京与德国类似的优秀技术中心体合作，正迅速成为高科技行业，包括机器人技术，核能和先进的机械工业海外投资中心。而华盛顿所奉行的，则是另一套国家战略，与生产力低下的盟友（如沙特阿拉伯），进行掠夺性军事合作。
这里赞同詹姆斯教授部分观点，涉及到的一些偏见性内容，大家可忽略而过。
中国正在通过借鉴和创新最先进的生产方法，促进其全球经济优势。而美国自我降低，甚至贬低其曾拥有的巨大生产力成就，主推破坏性的战争。中国的日益凸显，实际是一个日积月累、系统推进的过程。随着中国生产力和创新的一步一步成长，今天能站到尖端技术国家的行列，也不足为奇。
▌1.中国发展和成功的阶段
中国已经从一个高度依赖于外商投资消费行业出口的国家，转换成为一个建立在公私合营投资高价值产业出口基础上的经济体。
中国早期的成长是基于廉价劳动力、低税收和多国资本规定少。外资和本地亿万富翁，由于能获得高利润，而刺激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经济增加了其本土的技术专长，并要求制成品更多地向“本土内容”转化。
在新千年之初，中国正在发展建立在本土专利和工程技能基础上的高端产业，将高比例的投资引导到民用基础设施、交通和教育上。
大规模的学徒计划，产生了一大批技能娴熟的劳动力，极大提升了生产能力。科学、数学、计算机学科与工程院校大规模招生，也催生了大量高端创新者。其中，许多人已经获得了海外竞争对手的先进技术和专业知识。
中国的战略一直是以借鉴、学习、提升为方向，并与欧洲、美国最先进经济体进行竞争。
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国已经开始进军海外。这个积累过程，使中国获得了财富资源，并购进许多蓬勃发展的海外企业。中国不再局限于在第三世界国家，投资海外矿产和农业，而是正在征服先进经济体的高端技术领域。
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国的投资者转移到德国——欧洲最先进的工业巨头。2015年，中国收购了39家德国公司。而光是在2016年的上半年，中国投资者就收购了37家德国公司。投资总额较2015年而言，可能会增加一倍，金额超过220亿美元。
在2016年，中国成功地收购了KUKA，德国最具创新力的工程公司。中国的战略，是在工业的数字化未来获得优势。中国正在迅速转向自动化产业，并计划到2020年比美国的机器人使用量增加一倍。中国科学家成功推出了首个量子卫星通信系统，据称可以完全“防黑客”，确保中国的通信安全。
虽然中国的全球投资继续主导世界市场，但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却一直在试图设置投资壁垒。
依靠虚假的“安全威胁”，英国首相特雷莎·梅阻止了数十亿美元的重核电厂中国投资项目，并声称，这是中国利用其所持股份进行的“能源讹诈”。在国际危机事件的时候，威胁要关闭核电站。
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也阻止了高科技产业数十亿美元的中国投资。
在2016年8月，澳大利亚更是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了中国对其最大的配电网络公司，一个价值80亿美元购买控股权的投资。
依上述事实可知，英美德正处于守势。他们越来越无法在经济上与中国竞争，即使是在捍卫自己的创新产业上也一样。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他们政策失败的结果。西方经济精英，越来越多地依赖于金融、房地产和保险短期炒作，而忽略了自己的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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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为首，他们依赖军事征服（建立军事帝国），吸收公众资源，而中国引导其国内资源投向创新和先进的技术。为了对抗中国的经济进步，奥巴马政权的政策是，在美国国内建设经济城墙，推行海外贸易限制，在南中国海制造军事对抗（因为那里是中国的战略贸易航线）。
美国官员在国内高科技企业，逐步加大了他们对中国投资的限制，包括西部数据的一个38亿投资和飞利浦试图出售其照明业务过程中，美国都出面进行了阻止。甚至，美国还阻止中国公司440亿收购瑞士化工集团“先正达”的计划。
美国官员正在尽一切可能阻止数十亿美元的交易，包括中国为战略合作伙伴的产业交易。
除了其国内经济城墙，美国一直在通过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动员对中国经济的海外封锁。TPP的参加者有十几个北美、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成员。建立的“自由贸易区”，唯独排除掉北京。
然而，TPP不可能通过会员国，就能削减其与中国的贸易。相反，他们还促进了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这不能不说是对奥巴马“转向”技能的讽刺。
美国的“国内经济墙”已经对特定的中国投资者，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但仍未能削弱中国对美国市场的出口。华盛顿围堵中国贸易的失败，进一步破坏了其在亚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和亚洲对中国的围堵。澳大利亚、新西兰、秘鲁、智利、台湾、柬埔寨和韩国生存和发展，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远远超过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而德国，面对中国的蓬勃发展，已经选择合作、共享规模不断增加的生产性投资，而华盛顿则以军事同盟制衡中国。日本与美国耀武扬威的军事同盟，并没有吓倒中国。相反，它使得本国经济对亚洲影响力降低。美国的“军事转向”，加深和扩大了中国与俄罗斯能源和军事技术战略联系。
当美国花费数千亿美元给波罗的海代理人政权和中东国家（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建立军事联盟时，中国却正与德国的经济纽带、俄罗斯资源、华盛顿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伙伴国”之间，在市场分享过程中，积累战略专业知识。
毫无疑问，中国在获得德国技术和生产的发展之路后，最终会击败美国的经济孤立主义和全球军国主义的策略。如果美国未能从中国成功的经济战略中学习，美国在拉丁美洲的“进步”政权的灭亡，原因都会是相同的。
▌2.中国的成功和拉丁美洲左翼政权的败退
经过十年以上的增长和稳定，拉美国家已经全线败退，并走向下坡路。为什么中国能继续稳定和发展，而拉丁美洲的左翼政权却遭遇失败？
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乌拉圭、巴拉圭、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有超过十年的时间，曾作为拉美左翼政权的成功故事。以它们的经济增长、社会消费增加、贫困和失业均减少、工人的收入增加了等现象为证。
随后，其经济进入危机，社会不满情绪增长，拉美左翼政权开始衰败。与中国相反，拉美左翼政权并没有使经济多样化，他们仍然严重依赖商品繁荣的增长和稳定。拉美精英借用和依赖外资和金融资本，而中国却在工业、基础设施、技术和教育进行公共投资。
拉美国家的国内外资本家，选择在非生产性房地产和消费产业投机；而中国在国内外则选择投资于创新型产业。
以拉丁商品为基础的经济崩溃，与其合作的政治精英们，也同样面临着倒台。相比之下，中国的产业，从全球商品低价格中获益，而拉美的左翼政权却深受其害。在反腐问题上，中国发起了一项重大的反腐战役，完全论官位高低；在拉丁美洲，左翼政权忽视贪腐问题，给反对派机会利用这些丑闻搞倒左翼的官员。
主动和被动，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当拉美从西方进口的机器和配件的时候，中国似乎在购买整个西方国家生产机器的公司和他们的技术，然后实现中国的技术改进。
中国成功傲然挺过危机，战胜自己的敌人，并着手扩大本地消费和稳定统治。拉美的左翼政权在巴西、阿根廷和巴拉圭遭受了政治打击，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选举中落败。
▌3.中美两国的政治经济模式比较
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明显优于帝国主义西方和左翼拉丁美洲。尽管美国已经为中东地区的以色列，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发动战争，结果也并未能如愿。而中国则选择将资金投入到德国，获取其先进技术、机器人和数字化创新。
美国“转向亚洲”，包围和恐吓中国的政策，基本上已经确定为是劳民伤财的军事战略。北京的“转向市场”，则已经成功地提高了其经济竞争力。其结果是，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美国的三倍。而在未来十年，中国的产业“机器人化”将会是美国的两倍。
美国严重依赖军事威胁和恐吓的“转向亚洲”政策，已经在失去的市场和投资花费了数十亿美元。
中国的“转向先进技术”显示，未来在于亚洲，不是西方。中国的经验，值得未来拉美左翼政府借鉴。
· 第一，中国强调平衡的经济增长，而不是得益于商品繁荣和消费主义的短视策略。
· 第二，中国展示出对强调技术创新的专业教育和工人技术教育的重视，而美国却重视商学院和非生产性“投机性”教育。
· 第三，中国平衡其对核心生产活动投资，社会竞争和社会服务相结合。
中国调整了经济增长，稳定了社会。尽管其在学习和赶超发达经济体的过程中，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中国可以从拉美左翼政权的失败经验中吸取教训。其中也成功地抵御住了美国的军事压力，甚至在西进过程中“反败为胜”。
说到底，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稳定的模式，比起在近期造成拉美左翼政权崩溃、政治混乱的美国全球军事霸权，明显好得不止零星半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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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教授《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
作者简介：
厉以宁教授以其卓越成就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泰斗。他因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包括“孙冶方经济学奖”、“金三角”奖、国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个人最高奖）、第十五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学术研究奖（日本）、第二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等。
他的学生李克强总理成为当今中国经济的掌舵人。他被公认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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