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去世 | 情色是《白鹿原》的封面
4月29日晨7：40左右，著名作家陈忠实因病去世，享年73岁。
《白鹿原》是陈忠实的成名著作，小说是一部渭河平原五十年变迁的雄奇史诗，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但可能更多人是从电影知道《白鹿原》。2012年9月，电影《白鹿原》公映，这是《白鹿原》第一次以电影的形态出现。
该片导演王全安谈到陈忠实说：“陈忠实最大的睿智，他知道你要冲这个来，如果给你讲一个《道德经》，你能翻开这本书吗？你翻不开的，情色是《白鹿原》的封面，你冲着这个封面要打开这本书，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以下是电影上映之初，南方周末的报道全文：
王全安最想拍的故事是唐朝和武则天，但他觉得中国能够接纳这个故事的时间还没有到。
“作为这个国家最强盛的时代，盛唐的美建立在丰沛的物质基础上，这是一个更复杂的形态，糜烂、极盛到病态，但也有更宽容的道德水准。相比之下，我们在历史中所处的整体基点还是非常低的。”
在改编《白鹿原》时，王全安没有把它当做一部不可逾越的文学史诗，他更多把它当做是一群农民的故事。
王全安重新组织了《白鹿原》。他将历史进程与个人私心以一种极具粘性的方式结合到了一起。黑娃带着小娥回到老家，所有人都拒绝小娥进入白家祠堂，两 个人被迫搬到山上的窑洞。在外面接受了革命思想教育的同乡回到家乡，听到黑娃的遭遇，兴奋地告诉两人这就是新思想提倡的自由恋爱，你们就是我们村第一对自 由恋爱的人。受到鼓动的黑娃加入革命，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砸碎祠堂以及审判那些曾经拒绝他与小娥进入祠堂的人。
在这种故事里，王全安拒绝职业演员建立起的表演体系与习惯。他告诉他们，一个农民不可能那么有自信，那么复杂，不管你是族长还是革命者。你革命，也只是一个农民革命者，你不是上海的革命者，你也不是德国的革命者，你对苏联也一无所知。
拍摄前，他只让演员干两件事：练习陕西方言和干农活。拍摄时，他给他们一个剧本，到了现场，他会突然要求他们表演与剧本上完全不同的东西，“当他们一下子感到生疏，他们的触感就张开了。”王全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王全安自己认为陈忠实在《白鹿原》里讲述了一个身份遗失的过程，从小说写完到现在的20年里，中国人对环境的认知发生了很多变化，向历史回归这件事在现在变得很明确。
“我们认为把一切都摧垮了，但其实那些东西在民间有另外一种方式存在，而且很强大。”王全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拍摄《白鹿原》的过程中，他留意到 尽管各种各样的运动要求人们破除“四旧”，但出于敬畏，农民并没有破坏那些墙上的壁画，他们只是用一层泥把它盖住，让别人发现不了。“你觉得是不是很有意 思？好像是一个嘲讽。”王全安说，“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尽管匪夷所思，但当温度合适的时候就全又出现到了地面上。我们认为一切都按照我们想的方式发展，其实 完全不是。”
作为一个美食爱好者，王全安用食物总结他的中国观：“当我们从过去赤贫的状态过来，尽管觉得吃粤菜如此莫名其妙，但是因为新鲜，以吃这个为荣、为自 豪、为自信。但这二十年过去，我们都开始渐渐吃自己爱吃的东西，其实这就是一种回归，向自己的胃回归。”他笑着说，“难道你没有发现我们的胃远远比我们的 思想更深刻？”
王全安对待食物的态度，也是张雨绮决定嫁给他的原因：“有些人一辈子只喜欢吃一类东西，他吃陕西面食时的那种坦然，能一下子把我拽回到（电影里）那个时代，如果从一个女人角度看，你会觉得这个男人非常可靠。”
王全安尊重食物，同时也尊重情欲的本能，连同土地，这三者成为了王全安牢牢把握《白鹿原》里农民性格的关键。“情欲这件事情——不管陈忠实说是‘生活作风’也好——和繁衍有关系，它和土地的性质其实是一样的。看似简单、沉默，但是种什么、长什么，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
在王全安看来，情欲跟繁衍，也是能打破这套农耕稳定的体系惟一的原因。“它很重要，不光对个人重要，对整个族群的利益也有相当大的价值。”
王全安把小说里的所有女性故事都集中在了张雨绮扮演的田小娥身上。她和所有主要男性都发生过身体或者观念上的关系，并在死亡之后，深刻地影响着他们每一个人的命运与思想。
黑娃参加革命多年没有音讯，无助的小娥拜托鹿子霖去打探他的下落。鹿子霖在宗族与革命的冲突中失去了儿子，而她则失去了丈夫，没有了男人的田小娥必 须再找到一个可以依赖的男性度过困境。两个人因为报复宗族在一起做了一件邪恶的事，得逞之后，年迈的鹿子霖去窑洞里找小娥庆祝。一开始小娥骑在鹿子霖身上 放声大笑，疯癫状态时，她把尿撒在他嘴里，接着她把他撵了出去，一个人在火炕上痛苦地哭泣。
王全安问张雨绮如何理解这种扭曲的情欲，她说：“就像现在的小领导跟一个二奶、三奶的故事。”这句话让王全安非常惊喜，他说自己看到了一个简单的演员以最原始、准确的方式理解了《白鹿原》。
片中很多情欲的画面，最终公映的版本里，只有张雨绮的部分没被删除。“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戏被完整地保留了，也可能因为女人的这种东西不会触及任何问题。”张雨绮说，“大家不会觉得她危险。”
《白鹿原》一开始并不属于王全安，投资方最初认为张艺谋才是它真正的主人。王全安认为张艺谋最终没有接手的原因是，《白鹿原》改编成败事关重大，张艺谋不想因为拍这部电影让他之前的成就被否定。
2002年，西安电影制片厂买下原著改编权之后，改编过《活着》、《霸王别姬》的芦苇推荐王全安一起成为《白鹿原》的编剧。第一版的剧本写到抗日就没有再写，但剧本送审后没有通过。此后的版本也都遇到问题，编剧成了王全安自己，在2005年初，剧本终通过并立项。
“我觉得戒律本身不是最重要的，当时电影局一位刚刚到位的副局长问我们为什么要改《白鹿原》，要改总要弄出点意思来，我们是电影界，不能被文学界弄得太狼狈。他说要改编《白鹿原》，一定要有史诗的格局，剧本就这么通过了。”王全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剧本通过后，《白鹿原》要成为一部商业电影，投资方理解的商业化方式就是在《白鹿原》里加一个韩国演员与一个香港演员，后来又建议让张艺谋演白嘉轩、陈忠实来演白嘉轩的父亲。因为和投资方意见不合，王全安宣布退出，芦苇一度成为《白鹿原》的导演。
“这和张艺谋想演《老井》的做法一样，”王全安说，“当年张艺谋带着吴天明全中国找演员，一个都没看上，回来以后张艺谋说要不然我来演。芦苇则是带 着北京的投资公司，把中国的导演都谈了一遍。”王全安希望《白鹿原》能真正由陕西的导演来导，芦苇筹拍的时候王全安告诉芦苇如果他真的要导这部戏，自己愿 意当副导演。
但没过多久，北京的投资公司也撤资了。此时，王全安已经拍完了《团圆》，他认为通过《月蚀》、《图雅的婚事》与《团圆》，自己已经完成了对一个更强大的戏剧力量的掌握。站在柏林电影节颁奖台上领《团圆》的银熊奖时，他心里想的只是《白鹿原》。
2010年4月5日，王全安找到电影局的相关领导，说自己想拍《白鹿原》并大概讲述了拍摄想法，得到了认可。随后，西安电影制片厂拿到广电总局“关于故事片《白鹿原》延期拍摄的批复”。9月10日，《白鹿原》正式开拍，这是王全安的第一部商业片。
《白鹿原》能改编成电影经历的风波不仅如此。1998年《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之前，包括吴天明、谢晋在内的导演都讨论过要翻拍《白鹿 原》，“1993年小说刚刚出版不到两个月，西影厂的厂长吴天明就找到了我，他希望能够把这部小说改变成电影，但当时吴天明在美国，我相信他对电影的追 求，我就写了委托书，委托他去改编。”
但批文一直没有拿到，陈忠实表态，谁拿到批文改编权就给谁。
茅盾文学奖对《白鹿原》来说是一个转折点，2001年，电影人赵安就开始跟陈忠实洽谈过电视剧《白鹿原》，但此事后来也无限期拖延。
《白鹿原》第一次改编成功，是陕西剧作家丁纪龙将其改编成秦腔，“舞台上就两个半小时，装不了那么多情节人物。”此后《白鹿原》还分别被改编成了话剧和现代交响舞剧。
陈忠实不止一次表示，更在意的是电视剧版本，因为其他形式“装不下”。
处理《白鹿原》这种旧式题材时，王全安与第五代导演有相同也有明显的差别。与《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一样，《白鹿原》中也有中国人在面对压抑 与欲望极端化与夸张的一面，但王全安没有仅仅停留在塑造中国人幼稚的一面，当涉及革命成功之后应该如何分配胜利的果实，《白鹿原》很意外地展示出了中国人 老练与深刻的一面。
在公映的版本中，观众看不到这些。日军飞机投下的炸弹落在白鹿村的空场上，战争开始了。轰隆一声巨响，电影《白鹿原》戛然而止。
王全安得知这个消息，是在《白鹿原》受邀参加柏林电影节前。作为一个北方导演，王全安喜欢在寒冷的时候拍电影，也喜欢寒冷的电影节。但在大段删剪之 后，《白鹿原》已经不能让他自信地带去柏林参赛。但电影一天不能公映，制片人每天就有3万元人民币左右的利息被蒸发掉，王全安决定妥协。
《白鹿原》经历了半年的修改，对王全安而言，这个过程耗费的精力堪比拍摄三部同样的电影。得知《白鹿原》将被大段删剪，张雨绮说自己几乎就要崩溃。
“我甚至想去做房地产。”张雨绮说。王全安比张雨琦大二十三岁，这个时候，他的沉稳再次安抚了她。“他说做房地产比拍电影更累。他只是单纯地相信这个东西非常好，在这种相信之下，他非常有定力。所有事情扑过来的时候全部是他一个人出去面对。”
在王全安看来，陈忠实并没有太多的标新立异，他只是抓住了最重要的：常识。
在第一次改编剧本的时候，一次饭局上，王全安问陈忠实，简单地说《白鹿原》是什么？陈忠实回答：习惯了几千年的意识崩塌了，然后我们就失去了方向。王全安说那就行了。这个时候，他认为电影可以拍了。
王全安在电影里隐秘地通过土地解答自己的历史观。“土地并不说话，”王全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但它一直就在那儿，你没来的万年前人家就在这个地 方。你厚待我了，你待的时间就长；你不厚待我，不用我说，你也很快就会走，你很快自己就把自己搞死了。农民跟土地最像，也最接近。”
在《白鹿原》的纪录片里，王全安始终记得一个镜头，在那个镜头里，白孝文的表情是原来电影的一个结尾，他带着浩浩荡荡的白鹿原的运粮大队从白鹿原出 来了。那天阳光灿烂，但是远处阴云密布：“当时那个云的感觉，戏剧的那种表达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太离奇了，就像画出来的似的。”王全安说，“每次都有人 来找农民要粮食，不管是交皇粮还是交军粮，老百姓开始都还愿意，还会给双份……但这里面预示着一个问题，谁拿得少谁待得就会比较长，谁拿得多就待得短。历史是沿着同一个方向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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