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极的未来 - 中东进入后美国时代
导 语
随着美国政府将越来越多的外交和军事资源投入东欧和印太地区，中东阿拉伯国家开始更加主动地调解内部矛盾与冲突。最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达成停火协议、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关系的和解以及也门紧张局势的缓和都是在美西方很少介入的情况下实现的。这一观察来自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中心主任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6月7日在Project Syndicate发表的题为《后美国时代的中东》（The Post-American Middle East）的文章。他认为，这一波地区局势的缓和与矛盾的缓解，可能只是中东乱局的暂时平静，但它可能让人们看到一个“多极的未来”。
作者建议西方换个方式理解中东的“新现实”，也就是在中东由地区国家和中俄等外部力量主导的“后美国秩序”。面对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和中国、俄罗斯、印度及土耳其等国的参与，美西方要么投入资源应对，要么学会在这种多极环境中适应其他国家的优先事项。以下为文章的主要内容。
五月对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官来说是忙碌的。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暂停叙利亚成员国资格12年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rabbas al-Assad）受到阿拉伯领导人的欢迎，正式重返该联盟。随着也门旷日持久的战争显示出缓和迹象，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也正走向和解。与此同时，埃及促成了以色列和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的停火，而沙特阿拉伯则在结束苏丹内战中扮演关键角色。
这些最新进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几乎没有西方的参与。虽然多年来西方对中东事务的介入程度时有波动，但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及其欧洲盟友领导了绝大多数在该地区取得的外交突破，其中包括促成以色列和约旦间的和平，以色列与海湾国家关系正常化以及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
西方介入中东事务也包括2003年美国及其盟友入侵伊拉克，2011年军事介入利比亚冲突，支持叙利亚反阿萨德的叛军，以及将伊斯兰国（ISIS）赶出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盘踞点。美国还支持了沙特阿拉伯在也门的空袭行动。但现在，美国只剩下驻扎在伊拉克的2500名军人和驻扎在叙利亚的900名军人。
美国从中东撤军是其精心策划的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将重点转向与中国日益激烈的竞争。正如一位美国前官员告诉我的那样，这不是美国简单地寻求回到9/11前的姿态；相反，美国试图回到1990年前对该地区事务的处理方式，即在最低限度军事存在的基础上，依靠地区盟友维持和平。美国总统拜登对他的执政团队阻止美军走入中东泥潭的能力感到自豪，避免了他的两位前任、前总统奥巴马和特朗普在尝试转向亚洲时深陷该泥潭的境遇。
有两种方式来理解中东的新现实。一是抱怨西方在中东的抱负与当地实际情况之间的鸿沟。虽然美国和欧盟仍口头上支持巴以冲突的“两国解决方案”，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已经抛弃了它。随着以色列大多数的犹太族裔变得愈发民族主义和极端正统，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开始更倾向于武装抵抗，而非指望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Mahmoud Abbas）领导的僵化的权力机构。
与此同时，西方继续鼓吹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伊朗快速推进的核项目的重要性，但却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美国和欧洲的消极态度归因于伊朗对去年九月在全国范围内爆发的大规模公众抗议所采取的残酷镇压，以及伊朗在俄乌战争中对俄罗斯的军援。然而，伊朗核项目正在成为一颗定时炸弹。今年早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在伊朗发现了丰度为83.7%（武器级水平）的浓缩铀颗粒。伊朗生产制造一枚核武器所需的裂变材料的时间，已经从核协议实施后的12个月缩短到12天左右。
其他国家急于填补西方从该地区撤出后留下的真空。当以色列和杰哈德在加沙的短暂导弹交火有可能升级为更大规模的冲突时，埃及主动调解，并结束了双方的敌对行动。同样，4月下旬是土耳其特种部队，而不是美国的无人机袭击，击毙了“伊斯兰国”（ISIS）头目阿布·侯赛因·库拉希。
尽管西方许多人可能对这些令人警醒的事态发展感到绝望，但还有另一种方式来理解中东正在显现的后美国秩序。这种新秩序由中东地区国家和中俄等外部力量领导，并且由于中东君主专制的存在，它与西方的偏好并不相符。尽管如此，它仍然代表着一种截然不同的“秩序”形式。尽管最初有人担心美国撤军将使该地区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但中东许多人现在认为西方的干涉主义本身就是不稳定的，西方匆忙撤离阿富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尽管西方可能希望有一个不同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中东已经变得不那么暴力了。也门冲突的缓和，（中国斡旋的）伊沙和解以及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政治上的成熟都体现了这一点。同样，在解决诸如苏丹冲突、濒临内战这样的危机时，中东地区领导人们表现出了更多的责任感，这是一个积极的进展。
诚然，这种新秩序可以被描述为专制下的和平，中东国家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但该地区目前聚焦于经济一体化和发展，而西方决策者似乎总是盯着其他问题。
当然，中东可能只是在经历不同“暴力时代”之间的过渡期。但更有可能的是，我们正在见证一道“多极未来”的曙光。正如一位中国的中东观察者告诉我的那样，他们已经将该地区视为“后美国世界的实验室”。随着美国继续撤出中东，该地区的不同“玩家”开始维护各自的权益，印度、土耳其、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都获得了更多影响力。
正如欧洲外交关系协会中东和北非项目主任巴恩斯-达西（Julien Barnes-Dacey）和高级研究员休·瓦洛特（Hugh Lovatt）指出的那样，在一个多极世界中，西方要么必须投入大量资源来影响全球事务，要么学会适应其他国家的优先事项。虽然后一种选择可能无法总是带来西方想要的结果，但这并不一定是件可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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