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宇森：我们得独自面对邪恶

作者／巩宝荣

1948年9月22日，吴宇森生于广东省广州市。1951年，随家人移居香港。吴宇森的童年在生活的艰辛中度过，父亲染上痨病，家里一贫如洗，一家大小居无定所。

在教会的帮助下，吴宇森才得以读完小学和中学。这期间，他阅读了许多神学、哲学、历史学、美术学著作。基督教的仁爱、牺牲精神，以及《水浒传》、《三国演义》、《刺客列传》等中国古典侠义小说的情节和人物，对吴宇森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学时代，吴宇森经常溜出课堂跑到电影院看电影，沉浸于好莱坞黑帮片、西部片和黄金时期的歌舞片营造的氛围中。他最为推崇法国暴力导演皮埃尔·梅尔维尔，从梅尔维尔的作品汲取了风格化的暴力和浓厚的人情味。《野人帮》的导演山姆·派金帕对吴宇森也有很大影响，慢镜运用、圣歌激战等都是对山姆电影语言的发扬光大。

吴宇森从小喜欢戏剧、电影，曾是“中国学生周报”话剧社成员，演出过《清宫怨》、《父母心》等话剧。

他回忆童年时说：“从孩童时候起，我已很喜欢电影了，不论西片、粤片、日本片，一概都喜欢看。那时，我并没有富余的钱买票入场。记得有一次，在大世界戏院，我抱着弟弟趁入场时混入戏院的楼座，不幸给带位员发现，一掌把我从楼梯上打滚下来。可这一掌并没有令我放弃看这场电影的热望，相反地赶快抱起弟弟，紧跟着人群混入楼下去。到了中学时候，喜欢看电影的热情一直没有降低过。”

吴宇森从小家境不好，生活在贫民区，那里鱼龙混杂、黑帮横行。他是一名基督徒，既要直面周围的暴力世界，又受宗教仁爱精神的熏陶，处在暴力和信仰两种力量的纠葛中。基督教和侠义精神的双重影响，造就了吴氏作品的主要气质。

每一个“作者导演”都有属于自己的“标志性编码”，就像性之于大岛渚，笑之于卓别林，史诗之于大卫·里恩。对吴宇森来说，电影就是“每秒二十四画格的暴力”。

吴宇森的“暴力情结”，既来自于电影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也来自于香港商业化的生存境遇，更源于张彻电影的阳刚之气。张彻电影里弥漫着无穷的悲怆感与嗜血的复仇意识，《报仇》的盘肠大战，《十三太保》的五马分尸，《保镖》的力战至死，《金燕子》的血尽人亡和《精武门》的犀利啸叫，都将暴力深深地根植于观影视野。

吴宇森把张彻电影里主人公手中的刀剑换成枪械，把叙事空间从山林荒野转移到都市楼宇街区，把武林门派的霸主之争演变为帮派利益之争，把侠士出没的绿林江湖变成了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

从《英雄本色》到《变脸》，从周润发到约翰·特拉沃尔塔、尼古拉斯·凯奇，个个都是眼戴墨镜、身穿黑色风衣、手执双枪左右开弓的“现代枪侠”。

鸽子、教堂、烛光、耶稣、圣母、金色的“沙漠之鹰”、带着火焰飞出的子弹等标志性道具悉数“登台亮相”，慢镜头和升格拍摄展现出人物如舞蹈般腾空而起的射击动作和天女散花般的无数炸点，整个银幕成了展示“暴力美学”的大舞台。

如果说暴力是电影无法根除的“文化原罪”，那么吴宇森则用他的方式向一个无法拯救的世界赎罪。所有的子弹，所有的鲜血，所有的死亡，不是用来书写一曲“暴力颂”，而是让暴力在庄严肃穆的教堂里，在振翅惊飞的白鸽双翼下，在痛苦受难的耶稣肖像前，在低声吟唱的圣歌中裹挟着枪弹呼啸而过，留下白鸽象征的和平、教堂象征的信仰，以及在鲜血中凝聚的男儿豪情和家庭温情，为生死的终极对决染上一层情义的厚重与神圣。

暴力与美学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文化符号，在吴氏电影中犹如水乳交融于一体。天籁般的圣歌响起，受惊的鸽子随着雨点般的子弹飞向塔楼上空，小马哥嘴角带着一丝迷人的坏笑，吐掉齿间衔了很久的牙签，手持双枪，傲慢地向对手开火；卡斯从汽车里走出来，风衣随风舞动，皮带的背后藏着两把金色“沙漠之鹰”，装好定时炸弹后在教堂大厅与唱诗班女孩一起高唱“哈里路亚”；西恩潇洒地把烟蒂从手指中弹出，随后就是一场惊天动地的爆炸。

为了营造炫目的暴力场面，吴宇森刻意或是夸张地表现流血与死亡，运用白色映衬鲜血，许多动作场面发生在以白色为基调的场景中，像《喋血双雄》里墙壁、家具、窗帘、服饰无不以白色为主，旨在让中枪倒地的人流出的鲜血更加刺目。或者把暴力放在教堂等高贵圣洁的环境中，利用烛光、白鸽、圣像、管风琴演奏的宗教音乐等元素将空间装饰成一个梦幻般的场景。

因而，有评论者将吴宇森的暴力美学称作“神圣而优雅”的暴力，或者说是“血腥和死亡的芭蕾”。

从小在贫民窟长大的吴宇森，目睹了太多的暴力，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的动乱期间，生活在犹如人间地狱般的环境中，他总是梦想进入一个没有暴力只有美德的理想世界。可现实与梦想截然相反，暴力和犯罪无孔不入。吴宇森试图通过暴力昭示和平与爱的美好，以及对破坏她的势力的痛恨。

“我是基督徒，上帝告诉我要去爱别人；另一方面，我也看到古代侠士的行侠仗义精神现已荡然无存，我们得独自面对邪恶。”

尽管痛恨暴力，但吴宇森很难摆脱一般商业类型片的模式，渲染暴力场面一直是他的拿手好戏。

到好莱坞发展后，他所擅长的暴力场面受到美国分级审查制度的严格限定，为此他不得不做出很多妥协。《终极标靶》将人物中弹后的血流量减少到最低限度，依然被定义为NC－17级(只允许17岁以上的成年人观看)，相当于香港的三级片。

在吴宇森的电影里，枪战场面是直接展示英雄行为和暴力美学的重要手段，并形成了浪漫与喜剧的鲜明特点。

《英雄本色》里，小马哥来到枫林阁酒店为豪哥复仇，他闲庭信步，衣带飘飘，神情潇洒，举枪四射，弹无虚发，如画似诗。吴宇森把武侠片的功夫招式嫁接到枪战场面，当小马哥在海港被乱枪击中时，慢镜头中鲜血从身上的弹孔不断涌出，身体缓慢地前后摆动，好像一种奇异而优雅的舞蹈。

《喋血双雄》的最后教堂决战里，激烈的枪战经教堂里飞掠的白鸽、忽明忽暗的烛光和庄严的圣母像的渲染，气氛凄美华丽，《变脸》的结尾对此几乎作了全貌式复制。在教堂里，西恩与妻子、卡斯与情妇、波尔、亚当、崔狄等人，他们共处一室，每一支枪对准不同对象，任何一声枪响都会带来连环效应和无法断定的不确定性。

吴宇森喜欢把视听造型高度风格化，刻意营造画面优美、声音丰富、色彩强烈的交响音画。这种追求诗、画、乐、舞一体的浪漫手法，为展示“半神式”人物的英雄气概与大无畏精神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使人物的悲情死亡化为独特的诗意。

《变脸》里，西恩逃出监狱后，卡斯带着警察追到崔狄住处，在一个四周都是镜子的房间里两人激战对峙，拔枪对准同一面镜子，一正一邪，一善一恶，一白一黑。镜子形成精神层面的隐喻，两人看到的是伪装的表面而不是真正的自己，真我只存在于各自内心。双方扣动扳机，支离破碎的镜片意味着他们对外在伪装的彻底否定。

《喋血双雄》里，交叉蒙太奇运用得极为精妙：教堂里小庄和李鹰讨论着江湖与友情，高楼里四哥同汪海展开争夺；李鹰怀疑四哥不会来教堂，小庄说一定会来，四哥一个人走进了帮会；四哥以道义原则索要杀手费用，李鹰疑惑江湖还讲不讲道义，小庄说现在的江湖没有人讲，汪海大叫“别他妈的给我讲道义”；小庄和李鹰聊起了“枪杆子里的正义”，四哥和汪海进行着殊死激战。这一段，对话与行动在两个地点的四方角色之间互为印证，男儿江湖的情怀尽现其间。

在《喋血街头》里，吴宇森表达了一种对国家或朋友的无奈心情。最后的决斗，已不再是《英雄本色》、《喋血双雄》里的群殴乱射，而是阿B和细荣之间一对一的搏杀。吴宇森认为浪漫就是“那种永不放弃友情、感情、自我的情怀”。

在谈及作品为何总弥漫着浪漫色彩时，吴宇森说自己很浪漫，只是不够潇洒而已，并将浪漫情怀归结为少年时的经历： “我十四五岁便接触艺术，很自我。我相信真理、正义，对人生有美好的希望、幻想，不放弃真挚感情。在我眼里，没有真正的坏人，喜欢欣赏美丽的人、物、眼神、感觉，看人的时候，我很注意对方的眼神……”

《英雄本色》之后的巨大成就，使得人们很少谈论吴宇森之前的漫长磨砺，尤其是那段鲜为人知的“喜剧的十年”。事实上，在吴宇森暴力美学的图景里，那种长期积存的幽默感总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筹拍《纵横四海》的时候，吴宇森就表示：“不再像《喋血街头》那样呕心沥血，非要让人看得好像是到处悲鸣，世纪末情绪充斥，使人看得很累。这次要走一轻松的路子，让周、钟二人写意地浪漫一番。”

于是，精彩的打斗技巧、火爆的枪战场面加上幽默的表演设计，使得影片有惊无险、诙谐有趣，尤其是最后阿祖、阿占、红豆和几个孩子一起生活的家庭场景，营造出温馨浪漫、情谊绵绵的美好氛围。

《变脸》里，“假警探”教导“真警探”之女防身之术，结果在危机时刻被用到了教导者身上；卡斯的情妇为保护西恩(假卡斯)被卡斯枪击而亡，至死也没有知悉真相。这些淡淡的黑色幽默和喜剧因素，增添了吴氏电影多元化的视听效果，使得其韵味更加丰富，人物更加生动。

注：文章摘自：《戏梦人生：影像照进现实》一书，作者：巩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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