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锐导演专题（九） ▏《轻松+愉快》导演耿军，透着歪风邪气的独立思想者
作者/ 张晓迪
“北京12万一平的房子，不贵啊，我不买就不觉得贵啊。”耿军对物质、名利没什么追求，没钱了就接个广告，然后继续拍电影。他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但这在“正常人”眼中是离经叛道的。
导演耿军
非科班出身的耿军，1996年怀揣着导演梦来到北京， 一开始用借来的DV拍短片、做独立电影，从2002年的第一个短片至今已经15年了。他的每一次电影创作都留有足迹。比如2003年《散装日记》获得第一届国际DV论坛年会剧情片优秀奖，2004年《烧烤》入围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和鹿特丹国际电影节，2009年《青年》提名罗马电影节主竞赛单元，2014年《锤子镰刀都休息》获得第51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2017年的长片《轻松+愉快》获得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摄影、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四项提名。
《散装日记》分镜手稿
我请了两个婚礼录像
中专俄语专业毕业的他，单枪匹马来到北京，影视知识除了阅读就是去电影学院蹭课。他的第一部短片《山楂》仅花费2000元人民币，摄影师是他在鹤岗广播电台的午间点歌节目上招募的两个婚礼录像哥们儿，后期是当地电视台编导。他完成了自己最初的梦想，可是等到给朋友们看成片时，所有人都给予了否定，把片子批的体无完肤，“记仇”的耿军把大家的意见全写在一个小本儿上，那个小本儿至今还保留着。
《山楂》总结笔记
在不断的总结、学习中，导演耿军逐渐走向成熟，2017年他的第九部（包括短片和纪录片）独立作品《轻松+愉快》获得第54届金马奖4项提名，并在年初获得2017圣丹斯电影节评委会特别视野奖。
电影《轻松+愉快》海报
这部长片作品虚构了一个荒诞的北方，群氓的家伙们在互相拥抱中厮杀，在称兄道弟的关系中互相关爱与猜疑，在互相点燃的希望中灰飞烟灭。耿军说这是一个互害的故事。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整部电影的拍摄周期加起来50天，剧组全员只有二三十人，平均每天花费仅一万多块。他说拍摄的时候先把需要灯光的部分集中拍完，然后灯光组就可以撤了，能省不少钱，这样“简陋”的剧组和开支，在网大都讲究精品化的当下有点难以想象。
《轻松+愉快》剧照
他最奢侈的一场戏是两个人物面对面坐着吃饭谈论友谊，这场戏拍了3天，花费3万多，因为他需要演员完全精准的把人物呈现出来，那就只有“慢慢磨”，把节奏，台词，留白，包括语气助词这些都拍准确，拍好，这些都必须要建立演员和导演、演员和镜头之间完全的信任感，他说没有别的办法，自己只会用这种土的、笨的办法。
98分钟的《轻松+愉快》全片看下来，有种“一句台词都不能再少了”的感觉，加一句会多余，少一句则会让电影失色。但最初耿军的剧本却写了30多万字。“我每个剧本都要写30万字以上，我没有办法主体先行，按照麦基的《故事》那样去写。”耿军写剧本是先有两个人物形象，比如说勇哥（《轻松+愉快》的演员）一背头，穿一个大衣，刚哥是个假和尚。在这两个人物形象出现之后，他会构想他们在什么样的环境相遇，他们的第一句对白是什么？就这样一个个人物进来之后，他才能发现自己写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种潜意识的写作，会让他写出很多有趣的东西。
写完剧本初稿之后耿军和两个合作编剧刘兵和冯宇华进行讨论，找出解释不通的地方不断修改，反反复复的磨合和刺激，删掉很多被他戏称为“创造力泛滥”的多余情节。这是他前期创作的常态，但这种常态他绝不允许出现在自己的电影镜头里。
《轻松+愉快》剧照
这个没有大场面，没有特效，甚至部分镜头连灯光都不需要打的电影，不只是剧本反复磨合，电影的后期制作也一样花掉了耿军整整9个月的时间。剪辑师郭晓东和他一起奋斗，剪辑的时间比较漫长，就像一次挑战耐力的长跑。他说，后期的过程，基本上都在不断地删减、做各种尝试。导演删掉自己辛苦拍出来的镜头是非常困难的，可他就是要把自己“虐”到一个多余的字也不留。
而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创作劲头儿，使得最终呈现出来的作品，故事之精彩，人物之准确，台词之精妙，节奏之到位，让人看过之后都忍不住拍着大腿叫一声，“牛X！”
我要拍一股“歪风邪气”
拍了十几年电影，聚焦的都是小人物，耿军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有影迷给了个非常到位的评价说，耿军导演的作品都有一股邪乎劲儿。
耿军讲起在曾经拍片的时候，监制张献民老师问他要拍成一个什么样的电影，他说，“我要拍出一股歪风邪气”。张老师问，歪风邪气是聊斋那种的，还是什么？耿军说，“是新闻联播那种一身正气之外的歪风邪气。”
不论是早期的《烧烤》，还是后来的《锤子镰刀都休息》，以及现在的《轻松+愉快》这股“歪风邪气”一直都在。在这股歪风邪气中，包含的是耿军导演对这个社会的思考。
《锤子镰刀都休息》海报
耿军导演的电影还有个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准确，无论是演员还是环境，准确到没有一丝疏离违和感。
风格和准确哪个更重要？耿军说之前在跟摄影师沟通时，摄影师说，“咱们先树立风格”，他说，“风格最重要吗？”摄影师说是，耿军说不是，“风格是第二位的，第一位是准确，你有风格不准确，就是傻风格，只有准确了，风格才能树立起来，两者才能互相统一。”
关于艺术，他表现谦虚，“我其实拍到现在，是在探索和摸索的过程中，因为电影艺术太伟大了，有很多大师立在那儿，我是一个初学者，现在探索到这一块而已。”
在取得了很多成绩之后，我们想象中今天的耿军应该不一样了，在世界范围内被关注，提名、获奖，走红毯，环绕在他身边的光芒越来越强。我们不禁要问，会有膨胀的感觉吗？他却说，“就这么点事儿值得膨胀吗？导演多露脸有什么意义？你还要抢演员的饭吗？变成一个小丑吗？这个时代缺小丑吗？没必要在小丑这个队伍里面添叫耿军这么一个人，没有意义。”
在他看来，去影展入围、提名、获奖只不过是对电影的推广有益。他说在参加台北金马奖的那段时间，自己完全变成了一个艺人，连续接受访问，穿的“人五人六”的，但那几天过完了，回来了，生活该怎样还是怎样，不会从此就不喝豆腐脑改喝红酒了。
当《轻松+愉快》获得金马提名后，他的外甥给家里打电话说，“舅舅这次挣了好几十万”，耿军乐了，“小兔崽子，钻钱眼里去了。” 在他看来，挣钱只是物质生活的一个基础而已，务虚才是这个时代最奢侈的事情，“世界上好东西太多了，大家都可以去追求，这没毛病，这是务实，但是我觉得最奢侈的是务虚，我可能是务虚的时间占的多了一些，我可能对务虚更感兴趣吧。”
耿军对我们讲到，自己在家里算是最能说会道的人，他的父亲原以为他到北京会做生意，朋友们也以为他赚了很多钱，曾有人跟他说合伙开个“重庆小面”，让他投资30万，朋友负责经营，他说自己没有钱。朋友问，“你来北京十多年了，怎么会没这点钱？”他说自己到北京不是来挣钱的。朋友说，“你这么说我就不理解，不去北京挣钱你干嘛去了？”这个问题耿军不知道怎么回答。
耿军说，这个世界都在忙着赚钱，但人活着都只为赚钱吗？ 环境已经太糟糕了，搞得大家特别急躁，什么东西都急着拿来兑现，但有些东西是不能兑现的，比如理想这玩意儿。
-END-
上期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