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富告诉你行业缺乏好监制的深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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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到底负责什么工作？ 

提起监制，每个对行业有点了解的人都有个概念，但又很难三言两语总结明白。

陈国富也是一样，即使他已经在这个职位上干了快二十年。

“过去在台湾，监制也不是一个明确的职务。我没受过科班教育，只能算影迷出身，起初参与电影制作，是因为和杨德昌、侯孝贤的私交，他们在拍片过程中，有时会征求我的看法，只能算朋友间的互动。后来和哥伦比亚公司合作，经常从顾问角度提意见，会参与到立项、剧本改动、剪辑、营销各个层面工作，不知怎么，慢慢就挂上了监制的名头”。

陈国富

不仅台湾，内地关于“监制”的定义则更加模糊。2003年港台电影人北上之后，大陆电影行业才开始出现这个职位和称呼，要比香港、台湾还得再晚上十余年。

“我刚跟大陆的影人接触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制片人工作，当时是制片主任，料理各种繁杂制作事务，再上去就是投资人、出品方了。因为我经常扮演投资人和导演之间沟通的角色，需要处在一个更加客观理性的角度上，解决创作和营销的衔接，跟制片主任的工作非常不同，也就只好把我的工作定义成监制。”

当我们说到现在年轻的制片人都以他的监制工作为榜样，业内也公认大陆的监制制度是从他才开始建立的，陈国富笑了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变成这样的。”

监制应是电影工业化标准的践行者

采访期间，年近60的陈国富穿着一条修身的牛仔裤，除了花白的头发和略显沧桑的脸，他的身材保持得很好，看起来和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不相上下。

在生活上，他以开放态度接纳新鲜事物，而在职业生涯中，他也一直在探索新的领域。从台湾新电影运动，到初尝商业电影《双瞳》，再到之后的监制工作，陈国富永远在尝试新的挑战，并且很少失手。

对此，与他一起共事过的人告诉我们，陈国富其实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践行着电影工业化之路。“工业化不是一套生产流程，而是对准确的表达，对成品高标准的不懈追求，大小环节都不应放过。任何电影产品，从大体量商业片到小众文艺片，都应该追求工业化。”

正是对完成品质与执行标准的追求，使得他担任起真正的“监制”工作。

不论是解放导演使之专注电影创作，还是提携培养新导演，陈国富对产业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多出几部好电影的意义，他在监制工作中身体力行推动着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进程。

大陆电影行业缺乏好监制的深层因素

远观好莱坞，有不少优秀导演在做监制，像我们熟悉的斯皮尔伯格、J·J·艾布拉姆斯等，都有相当产量的监制作品。而在国内，虽然打上监制标签的作品越来越多，但总的来说，能从事监制工作的人很少，优秀的监制更少。

对此，陈国富以他的理解，从三个角度给出了解释 —— 中层人员专业不够扎实导致的管理难度，情感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过度强调利益最大化，让“监制”变得“吃力不讨好”。

他接着跟我们解释道，这是中国电影工业化程度低，分工不清晰的必然结果。

原因一：

做好导演不容易，想做好监制更痛苦

因为中国电影工业的不成熟，多数中层和基层从业者并非专业，让导演需要投入过多的心血在每一件事务上，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因此，在大多数制作过程中，导演都需要身兼数职，以至于经常抓不住重点。当后期配音、特效镜头和海报设计都要你自己把控的时候，你很难专注在创作的初衷上。 

“在内地拍戏，导演要扮演一个万能角色，一丁一卯都要去管，就像你装修房子，细到每一个螺丝钉都得盯着，太费精力。在那些产业比较前沿的地方，导演可以当专业导演，其他专业美术、服化道、摄影、灯光可以各自做好自己的事。”

在好莱坞，有很多的一线导演，他们能在拍片的同时也在当监制，“因为他们有好的支撑体系，中层架构比较扎实，所以监制过程中他只需要分享经验、把控方向就好了，不用事无巨细的插手，更多算是个教练员或者咨询者的角色。”

原因二：

工业流程不明确，监制工作很难获得相应支援

尽管监制有时能够占到电影片头一个单独的名片页，但在这个行业，片头名片页的含金量却不见得有多高。对于导演而言，拍一部电影是完完全全自己的作品，观众也充分认可导演的重要，而监制的作用则显得有些暧昧，旁人无法判断监制对一部作品的贡献到底有多少。

片头多加几个人虽然没有成本，但在这背后隐藏的各种是非不分，造成的结果就是“实际干活的人被剥夺了荣誉感”。

“我并不是那么狭隘，能让大家高高兴兴的，见者有份并没什么不好。”陈国富坦言对于这种现象表示理解，他告诉我们，即使在好莱坞，片头页的各种“制片人”也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分配的游戏，中国更是有着自己独特的人情逻辑。

原因三：

主流价值观中对权与利过度的强调，

扰乱了工匠追求

做一个监制的荣誉感，不仅会被虚虚实实的片头页带来伤害。陈国富告诉我们，更深层的原因还来自于主流价值观中对权利过度的追求。

“大家非常计较哪些职务是利益最大化，监制的所得不足以让那些有能力的人，愿意放弃导演的角色。”陈国富觉得这是一个误区。

陈国富告诉我们，他在工夫影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所有导演编剧都要开始做监制。

 “这是一个扩散效应，因为我的存在，他们能感受到这个岗位被尊重，既能完成一些像样的作品，回报也OK。刚开始要往蛮荒去的时候大家都不情愿，想待在舒适圈里头，但是从外面回来的人说能淘到金，大家就整装待发也愿意去拼一拼了。”

“当然不是每个导演都愿意当监制，冯小刚就说有点怵监制工作，他更愿意自己当导演，一部一部的拍。”陈国富提醒我们，这是一个缓慢往前迈步的过程，需要尊重个体的选择。 

混乱是工业化初期的正常现象

前不久，陈国富与陈坤、周迅合办了山下学堂，标榜以因材施教的精神培养新人演员。

这看起来与他的专业联系不大，但又非常“陈国富”。

不仅仅是表演学堂，陈国富还支持了很多在影视工业链条上细分领域的公司，无论是以参与投资或者予以技术指导的方式。这是他一直以来坚持的，以见效的方式，支持和培养专业人才。而专业人才的成长，正是行业工业化发展的基石。

陈国富与陈坤、周迅共同创办“山下学堂”

作为新主流电影的推动者，“活化石”一样的陈国富经历了港台电影产业的起起落落，而现在的他，也正身处于内地电影高歌猛进的时代。

就像他在访谈中从头至尾都表达着的态度：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对于中国电影行业，他一直保持乐观。在一个更具规模的市场环境中，可能性永远是更多的。

“你从反方向想，这种不规范和不正常，也会促使创造力的迸发，对吧？”他告诉我们，行业发展阶段会出现各类问题，但也正是因为这些不成熟和非常规现象，给了从业者更多的机会去探索。

“都是过程，港台经历过，好莱坞经历过，大陆也要经历。”

陈国富老师拍摄的放在其案头的《Memo from David O. Selznick》

原标题 / 陈国富：监制是电影的养父母

来源 / 画外ho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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