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影坛的“末代皇帝” | 用最后一支探戈告别贝托鲁奇
意大利著名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11月26日病故于罗马家中，享年77岁。他生于意大利北部城市帕尔马——欧洲数一数二的美食之都；青年时代长于罗马——文艺复兴的起源地。
贝托鲁奇个体经验与电影经验中随处可见“父权”的影子，让他始终围绕着追随与反抗在打转，却从未落入电影语法的窠臼。“鉴于我的思考方式，我倾向于认为如果有语法的话，它也注定是要被违背的”，“我拍的不是信息，传达信息是邮局做的事情。我想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反抗。反抗权威、政府，说出我们强烈不满的事情。一味接受、顺从，是多么可悲的事情”。
《末代皇帝》与奥斯卡高光时刻
中国观众对贝托鲁奇的了解，大致是从《末代皇帝》开始。纵观贝托鲁奇的创作历程，他对革命与动荡年代的复杂矛盾与人性题材十分青睐。
早年在后新现实主义导演帕索里尼的帮助下，贝托鲁奇加入了意大利共产党，他在电影作品中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情结。然而八十年代的意大利在贝托鲁奇眼中“已经被腐蚀了”，这使贝托鲁奇陷入了长达十年的沉寂。
在不知“意大利电影向何处去”的心境下，贝托鲁奇把创作视野投向了亚洲：“我之所以去了东方，是因为我当时在寻找一个没有被拜金主义腐蚀的世界”。当贝托鲁奇1984年初到中国，经朋友推荐读了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其中人物的命运与历史背景立即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
1985年夏天，贝托鲁奇前往洛杉矶做项目筹备，初步敲定由尊龙、陈冲二人来担任溥仪和婉容的角色。贝托鲁奇事后回忆：“在两年的时间里，我以全副精力去认识中国，做各种考察和准备”。 溥仪的长兄溥杰，以及帮助溥仪完成自传的李文达都被聘为本片顾问。
1986年8月，《末代皇帝》剧组正式入驻紫禁城，贝托鲁奇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获准来华拍摄剧情长片的西方导演，也是第一位获得允许进入故宫实地拍摄的西方导演。整个剧组有150名中国人、100名意大利人和20名英国人，还配备30名翻译。
为了拍摄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的一场戏，剧组用集装箱从意大利运来约20辆还能跑的古董车。中方除了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提供了摄影棚和大量临时演员，时任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在片中饰演战俘管教所所长，第五代导演陈凯歌则客串了皇家侍卫队长的角色。
在1988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末代皇帝》作为一部欧洲独立电影，在入围的九个奖项中全部胜出（最佳影片、导演、改编剧本、服装、作曲、剪辑、音响效果、摄影、美术指导），贝托鲁奇也因此迎来电影生涯中的高光时刻，他上台领奖时激动地说：“我要感谢中国人和中国，感谢中国政府允许我去拍摄这个‘美丽的国家’，还感谢尊龙、陈冲以及许多在摄影机前后无名的中国人。我应该向他们致以中国式的叩头”。
少年罗马诗人，新浪潮的弑父者
贝托鲁奇17岁入读罗马大学现代文学系，在临近毕业前退学去了巴黎，整日泡在电影院看“法国新浪潮”的时兴影片。此举一如他的父亲奥提立欧‧贝托鲁奇——20岁时从帕尔马大学退学并只身前往罗马，最终成为有名的诗人和影评人。
（右上方为贝托鲁奇）
从巴黎回到意大利后，贝托鲁奇出版了自己的首部诗集《In Search of Mystery》，并获得维雅雷吉欧文学奖。其文笔曾为通心粉西部片导演塞吉欧·莱昂内所赏识，受邀参与《西部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the West）的编剧，但因所写故事太过晦涩，不适于美国观众而作罢。
依靠父亲的人脉，贝托鲁奇在1961年进入《乞丐》（Accattone）剧组，担任导演帕索里尼的助手。在帕索里尼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贝托鲁奇开始坚信“电影是真正的诗语言”，于是不再读书写诗，与帕索里尼共同编写了一部新现实主义悬疑片，即他的处女作《死神》(La commare secca)，后入围威尼斯电影节展映单元。
24岁那年，他以自己的故乡帕尔马为背景，拍摄了半自传式的成名作《革命前夕》（Before the Revolution）：影片讲述一位满怀政治理想、立志改变世界的青年，最终在革命与爱情之间无法。
该片在国外收获赞誉，在意大利本土却不甚了了，乃至遭遇谩骂，因此逐渐少有片约上门。贝托鲁奇的引路人帕索里尼在多年后回忆起这段过往，如是说：“我想，与其说我影响了他，还不如说他反抗了我。我就像是他的父亲，所以他反抗了我。实际上，当他拍摄一个镜头时，他会想帕索里尼会怎样拍摄，然后他就决定换一种方式拍摄”。
（贝托鲁奇与帕索里尼）
或许正是《革命前夕》那酷似“法国新浪潮”的反叛气质，导致贝托鲁奇未在意大利影坛取得“父权”的认可。“为了戈达尔，我背叛了帕索里尼”——重读贝托鲁奇的这句自白，正是为了自由的表达，他与帕索里尼的新现实主义和极左政治思想分道扬镳。
沉寂四年后，贝托鲁奇于1968年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双重人格》搬上银幕，拍摄成为极具先锋意味的影片《同伴》(Partner），已毫不掩饰对戈达尔电影技巧的效仿。他认为电影只分为两种：“前戈达尔”与“后戈达尔”。
然而在他第四部剧情长片《同流者》(The Conformist)中，贝托鲁奇明目张胆地将戈达尔的真实住所用作片中遇害者的地址，借影片之口发出了“杀死戈达尔”的呐喊。前来观影的戈达尔 “什么也没说，只递给我一张纸条，然后离开了”。贝托鲁奇在三十年后依旧清晰的记得，“纸条上有一幅毛主席像，戈达尔在下面写道，‘你要与利己主义和资本主义作斗争！’这是他看了我的影片后给我的回应，我很是愤恨”。
（《同流者》）
2003年，年逾花甲的贝托鲁奇执导《戏梦巴黎》（The Dreamers），从爱情主题回归革命，缅怀了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的革命岁月。同时，他不忘置入对戈达尔《法外之徒》的致敬——即使早年曾与戈达尔决裂，贝托鲁奇在68岁时接受采访仍然坚称：“戈达尔是我真正的精神领袖”。
浮士德为他装上了第二个镜头
或许因为成名太早，在28岁时就已拍摄了三部长片，贝托鲁奇时常“感觉自己在沙漠中哭喊，举目无亲”，他想通过电影与观众形成一种交流。于是在七十年代，贝托鲁奇把人的灵魂推进了显微镜，在诗意中探索禁忌边缘。
自1970年的《蜘蛛的策略》（The Spider's Stratagem）开始，贝托鲁奇以精神分析为创作原点，俄狄浦斯情结成为他影片中一以贯之的主题；两年后的《巴黎最后的探戈》将精神分析隐喻推向了情色——贝托鲁奇在片中设计了一场极富争议的戏份：年过半百的马龙·白兰度以黄油作为润滑剂侵犯了一名19岁少女。
这部电影让贝托鲁奇真正为世界所熟知，但却是以一种臭名昭著的方式。如贝托鲁奇所言：“精神分析是装在我摄影机前的第二个镜头，这个镜头并不是蔡司生产的，而是浮士德衍生的”。欧洲民间不乏一类传言，认为艺术大师们把灵魂卖给了恶魔，以换取超凡的成就。贝托鲁奇宣称浮士德为他装上了第二个镜头，除了承认精神分析是自己创作的一贯主题，实则也是暗讽自己的艺术探索被常人误解为“与魔鬼做交易”。
此外，在意大利电影日渐遭遇国际市场冲击的大环境下，贝托鲁奇率先挣脱国族电影的禁锢，以开放的姿态与来自全球的电影发行商、演员和制片人合作。《巴黎最后的探戈》作为国际合拍片，虽然在电影技术上以欧洲为主，但其制作与发行都受美国公司出于营销需要的限制。
当时此片因性行为尺度问题被意大利禁止公映，贝托鲁奇本人也被剥夺公民权5年，并判处4个月的缓刑监禁。但贝托鲁奇秘密保存了母带并携往美国，使影片得以在美国公映。美国影评人将之与伯格曼的《呼喊与细语》并论，认为两片共同探讨了“人类理性之外的另一个地带”。这正是贝托鲁奇努力摆脱传统叙事关系，想要抵达的人的内心世界。
迟到的金棕榈
贝托鲁奇曾携《一个可笑人物的悲剧》和《偷香》两度前往戛纳，却都铩羽而归。2011年第64届戛纳电影节上，电影节组委会授予贝托鲁奇金棕榈勋章(Palme D'Honneur)，以铭记他在二十世纪电影艺术发展进程中独创性的贡献与成就。
时年71岁的贝托鲁奇坐在轮椅上现身颁奖典礼，一如既往的风趣健谈：“几年前，我都已经有了息影的打算。后来我看到了《阿凡达》，我爱上了这部电影。我觉得，我仍可以用我的想象力去拍电影”。
贝托鲁奇的电影喜欢用“最后一次”的概念去命名，从最后一支探戈，到最后一位皇帝；但他却是一位伟大的开创者，他曾高举的迷影之光将继续点亮后来者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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