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片王、救世主、社会学家，哪个是邱礼涛？

《家和万事惊》有你能想到的港片五年最梦幻阵容。

吴镇宇、袁咏仪、黄秋生、古天乐、卢海鹏，还有那个一脸吹水不抹嘴的张达明。

那么多跟邱礼涛一个片场吃过盒饭的人，济济一堂，不知道的，还当是导演收山大联欢。

怎么可能？香港电影要没了邱礼涛，转不转得动都不一定。

声画人间

邱礼涛“下水”，来自一个翻版过无数次的神话——

“十岁前后，父亲带回家一台超8摄影机。”

同样的事，在1958年的辛辛那提、1977年的伦敦也发生过。

后果是斯皮尔伯格和克里斯托弗·诺兰改变了世界。

这种事，今天当然不会再发生。

且不说“超8”已成文物，要真望子女成龙，给他（她）一台最易搞到的录影设备，后果可能是孩子想辍学，当抖音网红。

而在70年代某年的香港，那台摄影机在邱家房间高处，要等邱礼涛与它相遇。

17岁的邱礼涛，为明爱中心招募义工，自告奋勇，用家里那台“超8”拍宣传片。

但机器不能录音，拍出来等于一条默片。

试映之际，那边开机，这边邱礼涛守着录音机，播放自己选好的一段配乐，一个转速旋钮拧来拧去地“卡”画面。

这么来看，1978年的邱礼涛在考上浸会大学前，已踏上电影正路：

默片现场配乐，本就是电影初问世之际，与受众交流的最广泛形式。

不知邱礼涛是否从此立志从影，但那时他也是个新晋影迷了。

T恤瞩目

起初进影院是为了音乐，听说《最后的华尔兹》有The Band演唱会记录，还有鲍勃·迪伦和尼尔·杨客串，就去看，也不管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是谁。

后来记住这个导演，就去看《穷街陋巷》《出租车司机》《愤怒的公牛》。

为了喜欢的歌手，去看戛纳主竞赛片，以为所有影展片都很好看，就找来一大堆补，伯格曼，黑泽明，一部一部看。

他大三那年，去当时的亚视做助理编导，跟一个演员训练班的“菜鸟”交上了朋友。

那小伙子是个混血，老演些恐怖剧，也听摇滚，爱读书，看什么不顺眼，张口就来。

是他是他就是他

两人政见相同，指点江山大话古今，今天看来，就是金毛狮王谢逊一等人：

长相粗犷惊人，却满腹经纶，兴起之际，灼见詈语喷薄而出，百无禁忌。

1991年，邱礼涛拍《中环英雄》，找黄秋生来演了个小角色。

刘德华、梁朝伟搭袁洁莹、毛舜筠，“笑果”居然不错，算是一部合标准的港产时装喜剧。

起码那时，他已经融入独特的港片工业流水线了。

对类型的娴熟把控，对明星阵容的优势配比，足够让他应付当时百分之八十的港片。

“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今天的“半个”邱礼涛，算是有了。

另一半，要等两年后。

妖兽都市

90年代，热爱凶杀奇案题材的制片人李修贤，在《羔羊医生》收益不错后，想再拍同类影片。

新作任务，落到邱礼涛身上。

故事原型是1985年澳门八仙饭店命案，50岁的疑凶黄志恒，杀掉了饭店老板一家九口和一名员工。

由于寻回尸体不全，坊间传闻，凶手把人肉绞了馅，包成叉烧包卖掉。

这次，邱礼涛又找来黄秋生，诠释香港影史上第一个存在于现实时空的食人狂魔。

如果没有邱、黄，《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将是90年代惊悚片又一部垃圾。

主人公王志恒令人印象深刻，一大部分要归功于剧本塑造。

为打牌口角杀人，是极端利己，漠视生命；将人尸斩件作馅，是对同类痛苦毫无同理心；强奸虐杀女店员；是此道无能者的扭曲破坏欲；作案后以尿洗手杀菌，是低于常人的羞耻感。

所有细节，都合乎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者的行为特征。

影片大卖，台湾投资人赠给剧组五十个纯金叉烧包，分发给工作人员。

但那年，真叉烧包没几个人敢吃了。

虽然拿了金像影帝，但黄秋生自己不太满意。

他想要的杀手，是一个反建制狂人。

香港血案，是脍炙人口的人血馒头。它们从发生到被消费，都与这座城市的拥挤、狂躁、恐慌有关。

很快，邱礼涛拍出了黄秋生想要的电影。

港片擅长“偷桥”，1993年2月上映的好莱坞电影《城市英雄》也许给了邱礼涛灵感。

《的士判官》里的阿建，衣着打扮跟片中的迈克尔·道格拉斯一模一样。

这个老实人被逼成杀人狂的故事，与香港现实无缝衔接：

香港的士司机拒载、加价成风，甚至借车祸碰瓷敲诈，都屡见不鲜。

男人带妻子去医院生产，的士拒载逃脱，车门误夹住妻子裙边，将人活活拖死。

从此，男人成了裁定的士司机生死的连环杀手。

一个人苦苦保护的一切，被他人的冷漠与贪婪毁灭，有冤无处诉，开始向癫狂的社会索命。

像是邱礼涛和黄秋生都想要的故事。

可造化弄人，黄秋生的另一部戏同时开机，只能争取到两天档期。

老黄愁眉苦脸，因为他太想拍《的士判官》了，另一部戏根本都不想碰。

没办法，两天时间赶出主要戏份，剩下的，何时有空何时来拍。

事后，黄秋生遗憾不已，但这种赶工，是港片“最后疯狂”时代的日常。

因此，邱礼涛发展成了今天的“完全体”：未必够好，一定够快。但再快，也要有细致表达。

《的士判官》里有一个场景，小孩子吵着要买一张龙珠卡，父母拖他走，他不肯，又哭又闹。

另一个小孩过来，拿出他想要的卡，要价一百块。

已杀死两人的阿建，从路边走过来，没责骂他们，递给卖卡小孩一百块，拿过卡来，送给那个想要卡的小孩。

这段侧写的，不是杀人犯的“人性一面”，而是阿建一切行为的真正动机：

他要通过自己的手，把世界的混乱失范纠正过来，从蝼蚁，变成上帝。

到《伊波拉病毒》，两人创作愿景放大，呈现出妖兽横行、人间鬼蜮：

“烂瘫”阿鸡是个被社会无情挤压的废物，人间生下他，却不许他活下去。

终于在欲求不满、尊严扫地之际，阿鸡染上最恐怖的病毒，对所有人展开大报复。

死亡爆发之际，就是畸形的社会机器运转过热，伦常崩溃之时。

很多大尺度戏码，后来再看都嫌“过分”，但黄秋生还是说：

“《伊波拉病毒》第一次在意识形态上这么无边际，是无边际的极品。”

青黄无忌

“其实拍《人肉叉烧包》时，香港电影已走下坡，只是当年我们没有想到会下滑到今天的田地。”

等到邱礼涛开拍《阴阳路》的1997年，港片已半死不活。

好莱坞大举进攻、盗版横行、时势恐慌、金融风暴……一阵阵雪上加霜。

邱礼涛离开后的《阴阳路》系列，结束在2003年的第19部。

至暗之年里，莫说虎落平阳，蛇虫鼠蚁都活不下去。

整个系列日渐劣质的背后，是港片的末世衰落史。

泡沫时代，不顾质量的赶工拍法，成就也毁灭了一切。

邱礼涛在片场发现，大家再也不骂剧组盒饭难吃了。

有盒饭吃，证明你有工开，在当时的行业里，这是殊荣。

去戏院看部电影，发现再也不用排队，影厅小了好几倍，却比从前更空荡。

那年，他的一些朋友和同行离开人世。

“对我来说，最不开心的时候，最好就是去拍电影。哪怕拍一出被人骂个狗血淋头的电影，只怕喜、怒、哀、乐，都堵在一个我们不能摆脱的神经里。”

他可以依旧拍一堆“烂片”，保持工作状态，攒够钱，就去拍部自己喜欢的。

如果不适意，还可以去读书。

2008年，他拿到了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硕士学位，懂他的人，一点都不奇怪。

“香港学历最高的导演之一”，对他可能没什么意义。

但人人皆知，他永远是香港影坛“拎着屠刀的社会学家”。

此时，“青黄不接”已成了港片最刺目的关键词。

成熟导演纷纷北上合拍，或远渡重洋；优秀新导演口碑票房都起不来。

在上世纪工业形态打混的老人们，要么见市场不好引退或移民，要么跑去内地拍电视剧、电视电影。

内地市场逐渐成熟，观众想要的也越来越多。

不知是不是当年畸形繁荣的轮回，但今天观众想要的，不只是当年的邱礼涛。

青也要做，黄也要做，不仅要他保持中端流水线水平，还要他做以往自己不做，今天别人做不了的事。

大预算给了他，他可以坚持自己想要的。

2013年《叶问：终极一战》，重建老香港布景；2017年《拆弹专家》是他执导过的投资最大作品，斥资1.8亿港币。

他花大价钱搭建一座假红磡隧道，为的是保证演员演出质量，也不扼杀自己的想象力。

“从前没得选”，现在天高任鸟飞，但邱礼涛的工作方式似乎没变。

2017年，他的年产量达到惊人的五部。

《原谅他77次》《失眠》《拆弹专家》《常在你左右》先后上映，还有一部压到2018年的《泄密者》。

言情、惊悚、动作，类型不同，预算差别也大，但该赚的都赚了。

大家习惯了邱礼涛的快，可这次真的倒吸一口凉气：

一是发现他什么都能拍，二是怀疑他拍电影有瘾。

也许真是大耗真元，整个2018年，邱礼涛没有一部新片上映。

但今年初面世的《家和万事惊》，足以让我们庆贺真神归位。

仍然是“大城畸人”的怪奇物语，但这次癫狂得很认真。

香港房价贵过北京一倍，相比之下，人命贱到沟底。

伟文一家五口住在老楼里，为了还要还25年的房贷，天天吵到要砍人，唯一的慰藉是窗外海景。

可对面大厦竖起一面广告牌，挡住视野，于是全家人疯了，想尽办法要拔出眼中钉，不惜杀人。

全程笑到人发癫，可看着看着，恨不得哭到一口气噎住死了算。

当伟文做梦摆鸿门宴，全家合力杀死邻居，响起的音乐，是全家合唱“团结渡难关”的儿歌。

“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的香港精神，成了屠灭同类的面具。

不管《家和万事惊》引进版是何面目，邱礼涛的“毒辣”都掩不住。

看到这里，放心之余，又感到好笑：

多变的邱礼涛，竟然是可以信任的“不变”者。

眼下，他的《感动我77次》《拆弹专家2》已在计划内，接班陈木胜的《扫毒2：天地对决》已经杀青，而原定翁子光执导的《死亡通知单：暗黑者》电影版，也归了他。

“中环英雄”变“中华英雄”未必，“救火英雄”才是真吧。

“邱礼涛又有新片”，对观众来讲，也许喜忧参半，在他自己，更像是生命的形式。

很忙，也累，“可是，我知道的是：拍电影时，我真的找到快乐。”

-END-

上期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