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柔情史》导演杨明明：很丧很可爱，很酷很骄傲
早在2012年，独立电影圈就传出了杨明明的名字，因为她的短片处女作《女导演》。《女导演》讲述两个导演系毕业的女孩，一直没戏拍，于是她们决定拍摄一部记录自己生活的电影。影片采用伪纪录片的形式，两个女孩轮流成为拍摄与被摄对象，简洁、真实、有趣。
那一年杨明明自编自导自演，包办摄影和剪辑，中国戏曲学院影视导演专业毕业生的身份也与影片中的人物形成某种现实的互文，亦真亦假，有些神秘，有些酷。
2015年，她躲在幕后，担任了《长江图》的剪辑师。
直到2018年，她的长片处女作《柔情史》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奖提名，我们才又见到她。这次，除了摄影，她依然包揽了编导演剪四项重头工作。
杨明明在第68届柏林电影节
我们不经疑问，本该趁热打铁的这六年时间，她干什么去了？
杨明明很坦然：“一直在读书，谈恋爱，没有稳定的收入，但是我不能上班，我上班可能就完蛋了，我有这样强烈的直觉。”
在很大一种程度上，或许正是这种直觉使她成为了一名导演。也因此，她认真地穷过三年。
杨明明是个真实有趣的人，自称话痨，这与她的影片很契合；但另一方面，她的声音和语调又并没有她影片的凌厉。
她对很多事都充满好奇心，但都没能坚持，而做导演，刚好将她对其他事物的所有好奇心包罗进去。
“（做导演）让我真的开心，可以满足我玩耍的心情，重要的是又不那么自责地玩耍。”说到这里，杨明明很惊喜，“不自责地玩耍”，她又将这个偶然间蹦出的词重复了一次，似乎为自己找到一个完美的理由。
但实际上，如果因此认为她的影片是肆意张扬、脱缰野马，那必然是一种误解。从跟杨明明的谈话中可以得知，在导演这件事上，她一丝不苟、“照章执行”到近乎苛刻的地步。
《女导演》看似随性，但剧作依旧完整，也有精心设计；《柔情史》阶段，剧本创作经历七八个月，开拍前改了六稿，拍摄期间没有突发情况就不会出现临场发挥，全程严格执行剧本，不允许演员篡改台词，一个字也不行。
《柔情史》拍摄现场
所以，《柔情史》是杨明明独自“玩耍”后的结果，也是全剧组成员尊重作者创作“洁癖”的成果。
如今，《柔情史》5月17日即将全国艺联专线上映，交由市场和观众检验，杨明明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看到影片，也希望有更多人认可它，她直言《柔情史》在审美上也许比较小众，但情感上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因为她在创作的时候“非常尊重观众的智商和情商”。
不柔情，也不快乐的女孩们
《柔情史》讲述一对“相爱相杀”的母女，这对母女极具特点，同时她们性格的悲剧、生活的残破又能成为整个社会的横切面，延展开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原生家庭、情感缺失、女性成长、历史苦难这些命题，在一条狭窄悠长的胡同里，在一对彼此羁绊的母女间，来回荡漾，纠缠往复。
这或许也就解释了《柔情史》这个片名中“史”的部分。对于杨明明来说，“并不是说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才能叫做历史，在我看来这种日复一日，非常平常的生活就是普通人的历史。”
至于“柔情”，影片中的主人公小雾和母亲，她们性格锐利，彼此厌弃，每日争吵，但又一脉相承。似乎一切都是庸常世俗、鸡零狗碎，全都无关柔情，在杨明明的理解里，生活中的柔情是更加珍贵的：
“柔情就像精油一样，不是天天把爱意挂在嘴边，不是把柔情似水的东西渗透到每日的生活，而是他们在日常的内耗当中，最后萃取出的那一点精华。”
比起中文片名，英文片名“Girls Always Happy”更加具体，这个片名的灵感来自杨明明一次去吃一家很贵的自助餐，正在想着如何吃回来的时候，她发现了螃蟹。当时正值十月，螃蟹最好的季节，于是她什么都不再吃，只吃螃蟹。后来她发现周围的女孩都在啃螃蟹，她非常开心。“女孩永远开心”，就这样出来了。
于是影片的中英名便构成了双重反讽的效果，她们不是狭义的柔情之人，也不是真正开心的人。
真实与尴尬并存的亲密关系
为了让母女共处，小雾的职业身份被设定成了一个自由编剧，同时为了让她们的对话在同一体系，母亲被设定成一个拥有作家梦、不断尝试写作的女人。
两人有大部分母女都会有的日常，母亲善于怀疑和唠叨，女儿本能地反抗和拒绝。但同时，她们又各有各的复杂。
母亲曾受过来自历史、社会、男人的多重伤害，致使她行事小心谨慎，极度缺乏安全感，小雾是她的所有可能性，而文字是她拒绝庸俗、保持高贵的唯一手段。
她并不是一个普遍的大妈，在她被社会变得市侩之后，她仍然在内心保护和坚守着一些东西。
小雾在母亲性格的影响下，她认为美好的东西都是假的，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在这里成了一个原生家庭造成的悲剧。但同时她又生长出了属于这代年轻人自己的特点，杨明明用了十字总结：“很丧很可爱，很酷很骄傲”。
这样两个人同住屋檐下，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杨明明除了设计调度，还为她们铺陈了大量的台词，在迷恋长镜头及“话少就是高级”的今天，高密度的电影语言似乎已经成了杨明明影片的特点之一。
同时，由于她们的职业身份，人物的对话往往充斥着很多书面语、哲理、金句，务虚的台词与真实还原的场景之间形成某种张力，呈现出生活的荒诞性。不断出现的人物特写，逼迫着观众去重视藏在她们脸部斑点和毛孔后的情绪和情感。
日常生活和场景很容易拍成电视剧，而过于真实则是对观众审美的一种挑剔。对此，杨明明强调，“真实是一种审美，是电影最大的魅力……美感不是说我们靠灯光或别的去达到，它是情感的美，是情感的东西。”
杨明明更关注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东西，所以她讲亲密关系。而对中国人来说，代际关系是优先于其他亲密关系的，在大部分父母眼中，与子女的关系甚至是没有界限的。
所以他们会质疑、安排，不断加以干涉，而新时代的子女们，越来越重视独立和隐私，于是彼此关心变成了强制与反抗的拉锯战，偶尔冷静下来真诚面对，空气中弥漫的都是羞赧和尴尬的气味。
北京女孩的北京情结
杨明明承认自己的“胡同情结“，影片中更是直接用”胡同就是Fashion“这样简洁有力的台词来做出表达。
作为一个在胡同生活过十几年的北京女孩，她喜欢《贫嘴张大民》中包罗万象的胡同，她觉得自己有必要去捍卫一下这个日益消逝的景观。于是我们能看到小雾在影片中有些笨拙地蹬着一个滑板车，在几个长镜头中穿越胡同，来到外面宽阔的街道。窄和宽的场景对比，衬托出小雾的强大与渺小。
同作为北京元素，被杨明明在《女导演》和《柔情史》中两次用到的还有羊蝎子。影片通过“牛奶-羊蝎子-瓜“这三种食物被分为了三段，杨明明曾在另外的采访中解释这样的结构设定是因为生活贫乏苍白时，吃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同时，对于母亲来说，食物可以作为一个生活经验成为她的武器，在两者的关系中占据上风。
羊蝎子的另一个层面是，“中国人有饥饿的记忆，吃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改善生活，就是幸福。“
牛奶是便捷、便宜又能补充营养的东西，瓜是因为还想为这对母女留一点希望，留一点甜。
我不女权，我有正常的焦虑
此次采访中，杨明明澄清了不少自己多年前面世的语录。
《女导演》中那句“我最好的玩具不是漂亮的男孩子，而是一台小摄影机“，是她当时对当代艺术文体的一个得意模仿。很酷很女权，但后来她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最起码目前没有遇到一个可以刺激自己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的契机。
同时她也不认为自己的电影就是所谓的“女性电影“，”不是所有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就是女性电影“。但她观影时确实会自觉地更专注女性向的内容，她认为《都灵之马》中的小女孩是由表面的惨上升到酷的美学”。
谈起喜欢的电影，贾木许这个名字已经从杨明明的名单里删除了，而与《穆谢特》的相遇，仍被她称为“神的链接“。
《穆谢特》剧照
她曾说自己喜欢“纯粹“的电影，因为这个词如今的滥用，她极力要求洗白的机会，她并不太记得当时为什么选择了这个词，最终她解释：”纯粹是对于审美的一种追求。“如今，她什么电影都看，有特别喜欢的，但不会再去寻找一个词定义它们。
她常常需要面对诸如女导演的优劣势这类问题，但她认为，无论男女，“没有作品就不是一个导演，你拍完一个作品，没有后续的作品出来，你还是不敢说自己是导演，底气没有那么足。”
“跟真正电影的连接，一定是你拍出来什么，你从这里面获得信心。信心的连接，永远来自于我拍了比较成功作品。”
拍摄《柔情史》的过程中，监制杨超与制片人杨竞给了杨明明最大的支持，让她可以安心创作，但她依然会产生一些焦虑，她认为女性自身的焦虑感很正常，不需要放大它。
杨明明告诉我们，下一部影片，她要拍一对男女的爱情故事，那是一个发生在北京冬天的故事，她希望可以今年开拍。
我们期待，同时又要小心被她放鸽子，因为她也说：“所有人都问下一部是什么，我就随便说，因为导演的好处就是你永远跟别人说我在创作，我在写下一个电影，但是没有关系，不用马上拿出来给他们看。”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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