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红花绿叶》刘苗苗：艺术史上有许多大师，并不缺我一个
“刘苗苗是北电78级最小的那一个。”
如今已经57岁的刘苗苗，在自己的影片《红花绿叶》将于8月5日公映之时，面对大众，仍然透露出一点偶尔被标签困扰的苦恼。
《红花绿叶》是她的新作，由田壮壮、程青松策划，此前在2018年平遥电影节上摘得观众票选最佳影片。新片出世，她本人也备受关注。2018年，国际山一女性电影展在成都举办，主办方请刘苗苗代表中国第五代女导演，做闭幕式演讲。
“我觉得这个可为难了，你让我代表中国第五代女导演做闭幕式演讲，但我认为那是最难代表的人，一个比一个有个性。”
她经历过时代变迁，又并未真切地直面时代的冲击。这样的经历使得她的人生有了另一种色彩。十多年前的她还是天真的，尚不知何所谓人生苦短，而在那个时期，那些比她年纪更大的同学，已经懂得时间的概念，已经知道在人生里有太多福祸相依的事。
“逝者如斯夫，我当时只会念这个词，还不懂得这个意味着什么。”已经57岁的刘苗苗感慨道，而如今在重回银幕时，《红花绿叶》，以质朴的面貌展现出一个简单而纯粹的爱情故事，一个发生在宁夏西海固，在贫瘠的土地上生长出的朴素爱情。
追寻乡村里的情感
一个自卑的青年意外的娶到了一个能干、俊美的媳妇，他能够拴住她的心吗？他们能过下去吗？
这一点促成了刘苗苗和编剧石舒清的合作。
他们相识由来已久，至今已有16年。在16年前，刘苗苗已经读过了石舒清的大多数作品，并且在16年间，也合作过两个剧本。
但这看似一蹴而就的合作，如同《红花绿叶》中的爱情一样，并未迅速开花结果。直到2018年，另外一部由石舒清小说改编的电影《清水里的刀子》上映，刘苗苗祝贺他终于完成自己的电影梦时，石舒清说，他还在等待着与刘苗苗的合作。
《红花绿叶》的拍摄地在西海固，讲的故事也很简单：一个身有隐疾的男孩古柏，遇上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阿西燕。他们通过极为传统的相亲模式走到一起，买衣裳，父母相看，就简简单单地成就一幢婚事。
影片以一种隐秘而平淡的特色埋下了两个人婚姻里的坎坷：在轻描淡写的婚姻背后，古柏发现阿西燕早有婚约，却因为一次车祸而意外终结；古柏之前隐藏的病情也在婚后才被阿西燕察觉。
这是一颗如希区柯克所说，早已埋藏在桌子下面的炸弹。但刘苗苗没有选择将这颗炸弹引爆，或者说，拍摄的土地和人，就已经决定了这颗炸弹会以另一种方式进行消解：古柏在阿西燕回了娘家之后，忍不住去探望，但在远远地看了一眼阿西燕后，他又转回了荒凉的戈壁滩，在无人之处大喊了阿西燕的名字。
刘苗苗显然不认同那种样板式的感情线发展：“情感可能有几个阶段，但为什么会构成这几个情感阶段？一定是要历史的去分析它，把这个人放到他当时的处境里头去分析。才是可信的，他才是动人的。”
人和人之间带来的情感关系，大多时候无可复制，也时常成为主角永远无法脱困的障碍。“不管在哪个年龄段，如果‘打’不出这个‘情关’，生命就很难超脱。为什么佛学有一句话叫‘打出情关’，‘打’字体现出艰难，也体现出一旦打出去就是一片天，它是一种升华和超越，是让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提高到一种更高级的存在形式。”
有影评人表示，在这部影片中看到了第五代大导演们已经消逝的真情实感。《红花绿叶》通过一种更纯粹的方式在谈论情感，以至于消解了整部影片原本有的地域特色和身份问题，整部影片有了一种惊人的纯粹。
当然，地域痕迹还残留在主角们所说的方言中。“在那片土地上，我不能想象人物用普通话来交流，你拍当地的题材，拍一个村庄的故事，大家都讲普通话，我很难想象会是什么样的，用普通话我觉得完全构不成电影。”刘苗苗异常坚定地说。
整个影片里纯粹的感情，是西海固本身给予刘苗苗的力量，也是与她沉睡多年的热情融为一体的产物。“如果说《红花绿叶》实际遇到什么困难，那大多都可以忽略不计，真正让我感到刻骨铭心的，在拍摄中，我自己重新找回真正意义上的创作状态。因为25年来，我多半是在热身，不怎么有机会拍到我真正想拍的电影作品。在接到《红花绿叶》以后，我使它和我自身的血脉融为一体。”
与商业浪潮擦身而过
刘苗苗出生在宁夏银川，在12岁到16岁的四年间，刘苗苗在当时还叫做固原县的西海固读书。在她的印象里，西海固的地广人稀从未改变，但这片土地上对外界的热情也从未改变过。也正是在这片土地上，她开始了后来的电影道路。
刘苗苗第一次与电影发生亲密接触时只有16岁，那时候她第一次去陕西艺术学院面试。在她少年时代的想象中，这个第一次不亚于迈进艺术的殿堂。
但她一走进面试现场就放松了：“百废待兴的时期，主考老师就坐在破旧的小桌椅上，考场就是一个破仓库，窗户上连块玻璃都没有，就是个洞，很多看热闹的人，就趴在洞口往屋里边看，屋里边光线也非常昏暗。老师们都非常朴素。”
到了北京以后，她仍然对北京电影学院保留着美好的想象。结果现实并非如此。“当时北京电影学院没有住处，我们的原校址在‘小西天’，被别的单位占了，我们占的是在朱辛庄的北京农学院，都是旧教学楼，旧宿舍，修了的木床。”
电影理应是朴素的。这个印迹在一开始就印刻在了她的心里。从16岁开始接受正式的电影教育，20岁毕业，再到1992年，《杂嘴子》获得第50威尼斯电影节国会议长金奖，她经历了一段最好的时光。
但随后，商业电影逐渐诞生，国产商业片开始生发，她却无意间因为身体，与时代的浪潮擦身而过，在同龄人在商业和好莱坞的浪潮冲刷中拼搏，与舆论、票房、受众发生冲撞和遭遇迷茫之时，她如同走入时空岔路，与自己做了最直接也最痛苦的挣扎。
但对刘苗苗来说，商业浪潮的冲击，犹如隔山观海，对她而言，无论市场如何翻天覆地，本质上并没有冲击她立足的土地。
“电影基本的目标是逐利，这很正常，如今卖电影和卖鞋、手表并没有太大区别，就是卖东西。但《红花绿叶》只卖心灵，只卖感情，这对我个人来说是有些陌生的，可能对观众也是。感情值多少钱？感情可以量化吗？显然不可以，感情难卖。”
是与世界的理性和逻辑搏斗更痛苦，还是与自己的情感搏斗更痛苦？这个问题对刘苗苗来说并不能做出二选一的简单回答。
“我是一个职业导演，我不会干别的，而一个真正的职业导演，他总是想要拍真正的好电影，对自己有要求。我们说一辈子爱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我觉得拍不出好电影的导演，你就不能叫他职业导演，他坚持不住也不是导演。”
她也谈及了自己动摇的时刻，仍然与感性有关：四年前女儿结婚的时刻，她忽然感觉到了自己的人生，似乎也再次获得了另一种选择的方式。
“过去的我酷爱荣誉，一个酷爱荣誉的人没有得到他想要的荣誉之前，不亚于一个人想要钱又得不到钱的状态，它是另外一种煎熬。但是四年前，我忽然豁然开朗，既然钱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荣誉又怎么样呢？”
或许时代和情感还会时常敦促刘苗苗站上奋斗者、创作者的位置，但她如今已经因作为一个旁观者，一个阅读者，一个欣赏者而感到幸福。
“其实艺术史上、文化史上有那么多大师，并不缺我一个。”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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