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电影，并不只属于男人
马上到来的周一，“献礼三子”《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中国机长》将登陆大银幕，标志着今年国庆档即将拉开战幕。
一提到献礼片，就会想起主旋律；一提到主旋律，就会想起银幕上满溢的男性荷尔蒙。数数参演上面三部电影的男演员，黄渤、吴京、张涵予、张译、杜江。他们凑在一起，妥妥拍出一部爱国主义战争大片。
这样的思维已经形成了惯性，仿佛主旋律题材只与男人有关。其实不然，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演员出现在主旋律电影中，而且她们也不再担任功能性角色，而是作为主角出现在影片里。
“献礼三子”中同样有戏份吃重的女性角色，在《我和我的祖国》中，宋佳出演七个短片之一《护航》，她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参加2015年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的“备飞”女飞行员；章子怡在《攀登者》中，扮演的是气象学家徐缨，她将协助吴京饰演的方五洲和张译饰演的曲松林，去完成世界首次北坡登顶这一不可能的任务；袁泉在《中国机长》中，饰演乘务长毕男，作为乘务长在片中的戏份相当重要。
回顾新中国这70年，诞生过许多经典主旋律电影。在这些电影中不乏以女性为主导的影片。今天我们就来回顾十位主旋律电影中的女性角色，看看她们如何谱写了一个又一个感人的爱国故事。
1959年
《青春之歌》——林道静
1956年，毛泽东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在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在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青春之歌》就是这一时期涌现出的众多影片之一。
《青春之歌》改编自同名小说，从1958年出版开始，一直到1990年，累计发行了500万册。在那个年代，《青春之歌》被人称作“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教科书”。
当时，随着小说的出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讨论。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彭真指示“一定要用最好的胶片，把《青春之歌》拍好”。白杨、张瑞芳都曾想饰演这个角色，后来导演崔嵬起用了湖北歌剧院演员谢芳。
《青春之歌》是以“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塑造了林道静这样一个革命青年形象。
一头进步青年的短发，外加青色长袍、红色针织衫和白色的围巾，像她这样的角色，是之前所没有的。林道静这样一个觉醒的形象，正好呼应着当时的时代潮流。
1961年
《红色娘子军》——吴琼花
这一阶段正好是“十七年电影”时期，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银幕上开始出现诸多女性革命者的形象。1961年版《红色娘子军》由谢晋执导，它就是一个关于女性革命者的电影。女主角吴琼花从地主南霸天的农奴到入伍参军，再到率领娘子军打到了地主南霸天。
由于其所在的历史时期，像《红色娘子军》这样的电影，表面是关于女性解放的主题，还是为了政治宣传服务。
吴琼花一身革命战士的打扮，斜上45°的人物特写突出了吴琼花的革命气概。实际上，当时电影中女性角色的塑造还是处于男性话语权之下，她的觉醒是在接受了党的教育之后才得以完成。
1979年
《小花》——小花
当年《小花》的卡司可以用超一线来形容，24岁的刘晓庆、27岁的唐国强，再加上18岁的陈冲。
片中的小花指代了两个人，一个是迫于生计被亲生父母卖掉的小花，也就是后来的游击队长何翠姑（刘晓庆饰演），另一个小花是红军留下的女婴，也叫小花（陈冲饰演）。她们还有一个哥哥赵永平（唐国强饰演）。
《小花》就是关于在战争年代兄妹情的影片。影片诞生的时期，正好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大家已经看腻了样板戏，这样一部关于姐妹情在当时掀起了一阵观影热潮。
电影一开始影片并不叫《小花》，而叫《桐柏英雄》。如果按照往常来拍，就是拍成一个军事题材，摄影师云文耀就跟导演张铮说，拍得再好也超不过《南征北战》。做过译制片的张铮，一直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感兴趣。在谢铁骊，以及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煤的支持下，把《桐柏英雄》改成了《小花》。
这个决定也让《小花》不同于以往的战争题材，战争放在了背景，突出了人性。
1992年
《秋菊打官司》——秋菊
进入了90年代后，革命战争题材渐渐过时，取而代之的是现实主义题材。
张艺谋执导的《秋菊打官司》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影片围绕一位西北村妇秋菊，因为丈夫被村长踢了下体，为了讨一个说法，不断打官司。
秋菊的形象不同于以往农村题材的电影，她独立、有主见，挺着一个大肚子三番五次去为丈夫讨说法。秋菊挑战了中国的传统伦理，她没有传统农村妇女的逆来顺受。即便对手是一村之长，她也要一告到底。当然，秋菊这个角色还处于男性话语之下，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女性在父权社会中仅仅是生育机器的反抗，这从她在家的地位就可见一二。
《秋菊打官司》堪称是巩俐的独角戏，27岁的巩俐演活了秋菊这个角色，她也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影后。
1999年
《黄河绝恋》——安洁
90年代的主旋律电影与此前的主旋律电影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导演们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开始尝试加入了更多不同元素。
就在这时期，爱情元素开始出现在主旋律电影当中，1999年的《黄河绝恋》就是其中之一。
电影讲述了女军医安洁（宁静饰演）在护送盟军飞行员欧文前往根据地的过程中相恋的故事。
在电影中，宁静饰演的安洁不仅仅是共产党女战士，还是当地地主的女儿，进步与落后的矛盾体。她与欧文之间的感情是影片的主线之一。在此前，尤其是战争题材的主旋律电影，是不可能将爱情放在第一位的，党员是禁欲的。这样的情节设置，让安洁从一个党员/符号变成了一个女人。
导演在进行主旋律题材表达的同时，也让这样的故事更受现在观众的欢迎。
2009年
《风声》——李宁玉
进入了新千年后，中国电影已经开始市场化改革。此时，在新的供求关系中，已经没有了以往主旋律电影的位置，主旋律电影开始向商业化制作靠拢。
2009年的《风声》，就是主旋律电影在艺术与商业上获得平衡的完美例子。
片中一共有两个女性角色，一个是在汪伪政府工作的译电组组长李宁玉（李冰冰饰演），另一个是地下党顾小梦（周迅饰演）。女性是本片的主导因素，电影破天荒地让一个非党员（李宁玉）成为主角， 通过她的视角来突出，在那个年代，地下党员为了心中信念付出的巨大牺牲。
《风声》是一个符合电影工业标准的主旋律电影，通过李宁玉与顾小梦的对比，更突出了和平的珍贵。
2009年
《建国大业》——宋庆龄
《建国大业》开创了国内主旋律商业电影的先河，它不同于以往的献礼电影，其对于历史人物是“去神化”的、接地气的。
没有以往的崇高的人物形象，代之以一种平视的角度来展现历史中的人物，就像许晴饰演的宋庆龄，她不再是一个出现于书本上的符号，而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
在对于历史人物进行还原的同时，多了一份真实感。
2011年
《金陵十三钗》——玉墨
《金陵十三钗》跟上面的主旋律电影完全不同，以前不会有，今后更不会有。
《金陵十三钗》的主角是一群妓女。当然，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主角是一群妓女，就对她们的人格进行贬低。梁红玉、赛金花，这些青楼女子照样可以是英雄。
就像片中的玉墨一样，她们一样是英雄，她们为了保护女学生，化装成女学生被带到了日本军营。“我们替你们去，替姐姐好好活。”是她们留下的最后话语。
她们可能干的是让人看不起的行当，但在影片结尾处，她们唱着那曲”秦淮景“慷慨赴死，给人一种悲壮的侠义之感。以前她们是因为生活所迫，被动选择成为妓女；这一次，她们主动选择成为无名英雄。
2014年
《黄金时代》——丁玲
在《黄金时代》中，萧红与丁玲最终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导致了她俩不同的结局。
在片中，萧红始终顺从于男权制度，周旋于萧军和端木之间，她的命运取决于她选择了身边哪个男人；而丁玲不同，她敢爱敢恨，就像她说过的，“眼泪算什么东西?在风中会干的，用手巾可揩去的”。
萧红追求自我，自由自在；而丁玲不同，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她来到了延安，她很快地融入到根据地。相比于萧红，丁玲身上有一种革命情怀，这也是毛主席为什么会称赞她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
2017年
《明月几时有》——方兰
《明月几时有》是香港回归20周年献礼片，一部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香港历史片。女主角方兰确有其人，现实中的方兰曾任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市区中队中队长。
周迅饰演的方兰，原本是一个小学教师，后来毅然成为了一名抗日战士。
要说方兰这个角色，在某种意义上呼应着在如今社会中女性意识的觉醒。方兰一开始参加抗日事业，与刘黑仔、李锦荣这两个角色是分不开的，她身上就带着传统女性对于男性的崇拜依附之情。随着在香港抗日斗争的日益白热化，她也从一个曾经依附于刘黑仔、李锦荣的女人，蜕变成了一个出色的女战士。
许鞍华通过她的方式，对于在那个特定年代中女性所面临家国与儿女情长之间的抉择进行了一种“许氏”书写。
上面所说的主旋律电影中的女性角色仅仅是中国电影史里的一小部分。正是有了她们的存在，使得中国主旋律电影没有陷入到一味的男性话语当中，这是对于中国的女性电影人，以及那些为了新中国成立做出牺牲的女性同胞的一种补偿。
它同样是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女性形象的重新塑造，这种类型电影的生产有助于纠正传统观念里对于女性的歧视与偏见。
从《青春之歌》到《秋菊打官司》，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在这70年中，在面对命运、时代的考验时态度上的变化，以及她们所做出的的选择。她们在这个男性为主导的社会里，逐渐摆脱了对于男性的依附，是对传统价值观里男尊女卑的反抗。她们同样可以为了更崇高的目标，献出自己的生命。
在这70年里，中国女性的地位在逐步提高，她们的女性意识也进一步觉醒，这一切也都反应在影视作品当中。相信随着《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中国机长》的上映，会带来更多精彩的女性角色。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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