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独家丨余华：我与《活着》

余华站立讲台，黑板上写着“活着”两个大字，阳光透过窗檐照在他明亮而坚定的眼中，台下是正在听课的学生。这是电影《无负今日》里十分经典的一幕，余华在其中向我们讲述了他与《活着》的故事。

“活着”、“无负今日”都是有关时间的词语。时间一方面给生命以倒计时的紧张感，另一方面让生命认识到自身的脆弱和坚韧。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好好生活，是每个人都面临着的生命之问。在电影之外的采访中，余华老师给了我们更多的点拨和思考。

一个午觉的灵感

Q1：《活着》已经面世将近三十年了，到今天也非常受欢迎，请问老师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写这么一个故事的呢，您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余华：我一直想写一个中国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关系，但是一直不知道从哪开始。对作家来说，灵感有时候是一个书名引发的，有时候可能是一个细节、一种直觉，甚至一句话都会引发他写作的欲望。当时也就是中午睡了个午觉，醒来就有了“活着”这个名字，我突然发现这个角度可以写了。假如没有想到“活着”这个书名的话，可能这个小说我不知道会怎么写，甚至可能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把它写完，而不是现在这样的方式。

1992年春节以后，我和妻子住在北京西边一个大概八平米的平房里。那个地方很小，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冰箱、洗衣机、电视机都有。有朋友来看我的时候，床上得坐两个人，因为椅子只有一把。我写作的书桌后面是一个书柜，书桌紧挨着书柜，书柜下面的柜子放衣服，所以每次要换衣服的时候，得把书桌挪开，要找书的话就挪一下电视机和冰箱。我就在这样一个很小的空间里把《活着》的解放前的部分写完了。解放前写的很顺利，我记得大概不到一个月写了有三四万字吧，这对我这样的一个写作速度很慢的人来说，已经是超水平发挥了。

触摸写作的开关

Q2：您提到写《活着》的时候也卡住过，我们平时写作的时候也会突然就不知道怎么再往下写了，那您是怎么接续上述创作的呢？

余华：像《活着》这样一个小说，其实我是跟着福贵的命运走的，我之前没有想得很清晰。我在写长篇时候，不希望想得很清晰，这会缺少一种意外的惊喜。写作还是希望有一种意外的惊喜，我希望命运能够给我很多的东西，我是一个比较贪婪的人，希望命运给我更多的恩赐，给我更多的灵感。

我解放前写完以后已经不知道解放后怎么写了，因为之前的精力全部放在解放前的部分。那时候我要回浙江了，有一天我把解放后的那个段落前面的一段话写下来，写完以后有东西就突然喷涌而来了。有时候，写作就像一个水龙头，你没有摸到那个开关，它就不会出水，它不是停水，是你没有摸到那个开关。摸开关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你不断地写，写这一段不对，再换一段，再换一段，开关肯定会被你摸到的。

除了不断尝试，找开关也是需要运气的，有时候我感觉我是对的，却可能越走越远了。你得从一开始就没有偏，一直到最后始终没有偏，才能够找到真理。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一种人生的运气在里面，有些运气是学校教不了的，你们只能自己到社会上去碰到。写作其实很容易被一种感觉给迷惑，尤其刚开始写作的时候，觉得前面写出了几句很好的话，舍不得扔掉它，其实你把它放下，我不是说抛弃它，而是把它放下。为什么呢？因为它可能适合另外的一部小说的开头，而不是这一部。如果你自己的水龙头储存着比较丰富的水，源源不断，那么随时都可以打开它来。有一天你发现没水了，那就把水龙头关上。当然也不可能一直开着，你要保证下次需要的时候打开它还能出水。

人物与命运的关系

Q3：您说是先有《活着》这个名字，才想到写这本小说。那对您自己来说，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东西特别想去表达？

余华：20世纪中国人的命运很值得去写，他们的命运最为坎坷，像战争、瘟疫、饥荒，他们经历了太多太多。我就一直想，如果把一个人物放在那个时代，那这个人物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关系是很值得思考的。

当然，写篇幅稍微长一点的小说，它不是几天能够完成的，可能是几个月，甚至是几年才能够完成，这就像经历人生一样。小说中那些核心的东西，是在写作的过程中逐渐去发现的。所以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发现自己，发现自己拥有了什么。人类的感情是相通的，人类的思维也是相通的，当你发现大家对你写出来的东西产生共鸣了，那就意味着你写下的是一个普遍的东西，而不是一个个人的东西。所以《活着》这个小说，我当时越往下写的时候，我越来越感觉到，好像福贵这个人就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我就是这样一种感觉，而且坚信不疑，生命要求福贵活下去，所以他就活下去。

至于评论我自己的作品，我觉得你们来说比我自己说可能更合适。我自己说自己，说的不好我自己又不答应，说的太好就成了自吹自擂，所以评价自己的作品不容易的。但《活着》翻译成意大利文以后，意大利有一个很有名的评论家，他写了一篇评论，里边有句话说的真是很好。他说：“这是一本关于死亡的书，但却教会了我们如何去不死。”这句话让我很有感触。

忍受与怯懦

Q4：您提到：“活着是汉语里边最有力量的词汇之一，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忍受活着给你带来的一切。”忍受和怯懦似乎会经常联系在一起，那您怎么看待这两种品质的呢？

余华：你要看是如何来理解“怯懦”这一词汇。一个人可不可能在某些时候是勇敢的，某些时候又是怯懦的呢？另外，你会发现，善良的人他会有恐惧，他会有怯懦，心理素质最好的或许反而可能是那种流氓杀人犯，他们干了什么坏事，少有自责的感觉，什么都无所谓。这样看来怯懦其实也是人的一种美德，就是人要有恐惧感，有敬畏感。它现在看起来好像未必好，但它是我们人类一种重要的好的基因。

不过人是由各种情感组成的，不是只有一种情感。所以人在什么样的场合里面，就能够表现出跟这个场合吻合的一种情感，而在另外一个场合，他可能表现出来的是另外的一种情感。可见，人在不同处境中的情感是变化的。

余华眼中的福贵

Q5：从读者的角度来看，福贵是个很苦难很悲剧的人物。您跟福贵伴随了一年左右，您眼中的福贵是怎么样的呢？

余华：多年之后我也在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福贵他确实经历了很多苦难，但我认为他不是一个悲剧人物。大多数悲剧人物的悲剧性都是由他们的结局来决定，比如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李尔王、奥赛罗，他们出场的时候都不是悲剧人物，而是掌握权力的高高在上的人，最终的结局让他们成了一个悲剧的人物。安娜·卡列尼娜是悲剧人物吗？假如托尔斯泰没有那几页关于安娜·卡列尼娜沿着铁轨一路走过去卧轨自杀的描写，这可能不是一个悲剧，但恰恰是安娜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完成了悲剧人物的结局。再有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她一出场就是悲剧，结局也是悲剧的。所以悲剧人物的共性就在于，在结局的时候，他们是悲观的和绝望的。

但是福贵没有，他在小说结尾的时候也很乐观。从他自己的感受来说，他依然很好地继续活下去，所以我觉得福贵不是一个悲剧人物，但他也肯定不是一个喜剧人物。

我刚开始写《活着》的时候用的是第三人称，但是怎么写都不顺利。后来写不下去了，把它改成了第一人称，让福贵自己来讲自己的故事，很快就写完了。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个改变带来了什么，我仅仅以为这是一种技巧的选择，从第三人称变为第一人称，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变成了一个自我的角度。过了些年以后，我开始发现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人生态度的改变。因为从旁观者的角度看，福贵肯定是很悲惨的一个人，除了苦难以外没有什么了。但是从福贵自己的角度来看，他其实充满了一种幸福感，因为他觉得自己曾经拥有过一个最好的妻子，两个最好的孩子，虽然他们已经离他而去了，但他拥有过他们。他老了以后，还有一头老牛陪着他，他确实认为他这一生过得很幸福。福贵是一个乐观的人，在小说结尾的时候他依旧乐观。人生的价值是属于自己感受的，它不属于别人的看法，那福贵确实是无负今日啊。对他来说，活着就是无负今日！

尊重笔下的人物

Q6：这样一个视角上的转变，对您之后看人看世界的方式以及跟这个世界的连接，也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吗？

余华：很大的改变。因为《活着》，我开始知道了当我面对一个新的素材的时候，我不能用过去已经熟练掌握的叙事方式去写这样的作品，得去寻找最符合这个题材、这个作品的一种叙述方式。在《活着》之前的那些作品中，我觉得我就是笔下人物的一个主宰者，他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在我早期很多中短篇小说里面，作品中人物基本上都像是符号一样的，我认为他们不需要有生命。《活着》之后，我已经懂得如何尊重我笔下的人物，他们是很重要的。而且人物是有自己的生命，尤其像是《活着》这样的作品。

我和福贵，伴随了有一年左右。我发现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有些地方跟我是吻合的，有些地方又跟我不太一样，到了《许三观卖血记》也有同样的感受。当一个作家开始尊重自己笔下人物的时候，那么这个作家他就会尊重别人。我们一直认为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人：父母、老师、同学、朋友等会对自己产生影响，还有阅读和学习也会产生影响。后来我发现，写作也会产生影响。作家自己笔下的人物，反过来也会影响作家的人生观、世界观，这是《活着》给我的一个重要启发。

“活着”即是“无负今日”

Q7：“活着”是由每一个“现在”和“当下”组成的，在您看来，当下的“无负今日”对生命而言是更有意义的吗？

余华：能够做到无负今日的话，肯定过去做的不错，是吧！梁启超在写“无负今日”的时候，他过去已经做得很好了啊。我也过去做得不错啊，所以我才会在这儿给你们上课，要不我还得在拔牙的。

我一边拔牙的时候一边开始写小说，那个时候是80年代初，南方冬天很冷，夏天很热。冬天的时候，我右手在那写字，是滚烫的；左手因为不动，是冰凉的。就这样写完冬天，然后到了夏天又非常非常的热，而且蚊子很多。那时候我在海盐，就是嘉兴下面一个县里，因为白天还得拔牙，所以只有晚上写作。我当时穿着很厚的牛仔裤，蚊子咬我的时候要突破那个牛仔裤很厚的布料。我下面穿了一个很高的雨鞋，但是身上是光着的，后背背着一个电扇。那是我父亲淘汰下来的，小电扇吹着我的后背，不让蚊子袭击。我左手绑了一块干毛巾，要不然稿纸湿了得重新写。其实我们说无负今日，还得看你过去做得好不好，过去你做好了，你肯定不负今日，过去如果你没做好，那就辜负了我们梁先生的期望啊。

不过幸好还有“现在”，像你说的，活着是由每一个现在和当下组成的，我们能够触摸到的，能够听到的、看到的、闻到的，就是“现在”。甚至我们哪怕在梦境也是“现在”的，只有“现在”，我们才能够真实地抓住。但是问题是“现在”的价值在哪里？就在于它有“过去”，它还有“将来”。“过去”，你可以用来回忆，给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经验，让你在生活中、学习中、写作中作出相应的判断。还有一个“将来”，“过去”是已知的，“将来”是未知的。哪怕我的“过去”和“现在”不怎么顺利，我还有时间，我还有“将来”，假如“将来”也像过去一样已知的话，那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现在”是最有价值的，这点我是同意的，因为我们现在就生活在“现在”。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过去”已经过去了。但是假如我们此刻生活的“现在”，没有过去和将来的话，这个“现在”是很单薄的，是没有价值的，它就像无根之水一样，不知道流到什么地方去。

作家与时代的关系

Q8：您说在创作《活着》时叙述方式和人生态度就已经有些变化，福贵也影响了您，那请问这个转变是持续到了今天吗？如果让您重新写《活着》这本书，您觉得会有什么变化？

余华：如果让我重新写，我依然会写一个人和他命运的关系这样的一篇小说，可能还是《活着》这个书名，因为这个书名是我至今为止最喜爱的书名，因为这个书名很吉利。所以书名可能还是这个书名，但写出来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毕竟我现在的感觉跟三十年前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那时候我32岁，现在已经62岁了，我们那个时代对“活着”的理解跟今天这个时代的理解又不太一样。所以一个作家他只能写他所处时代的作品，不是说他要写的题材是哪个时代，而跟他写作的那个时间有关。我在2022年时候的心态，和我在1992年时候的那个心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只有我在32岁的时候，我才属于《活着》这本书的，当我到了35岁的时候，我又属于《许三观卖血记》，现在它们两个都不属于我了。

关于我叙事方式和人生态度的变化，就像刚才说到的，我后来再开始写作的时候就告诉自己别再以一个主宰者的身份出现。改变当然也需要勇气，尤其是初学写作掌握了一种叙述技巧以后，你们很不愿意抛弃它。抛弃旧的东西是很难的，尤其是自己已经熟练掌握的，但往往旧的东西会阻碍你们往前走。人生也是一样的，不管你们是从事写作、从事研究、还是从事是别的行业，要让自己往前走，有时候不得不把自己最喜爱的、最熟练的东西放下来。

你们在今后的写作中也会在不同时候遇到不同的困难，当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你们要进步了。记住这一点，当你们在自己在写作的过程中，你们觉得一帆风顺，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你们可能是在原地踏步。所以不要害怕困难，遇到困难就意味着命运在向你招手了，让你们走向一个更好的地方，更高的境界。所以要迎难而上，要感谢困难，然后才能无负今日。

 【文/影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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